魏际刚 王 超
精华速览：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取得全球瞩目的引领性成就的同时，也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口。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内卷”已从价格领域蔓延至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多个维度，呈现出非理性的竞争态势。本文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的根源是阶段性供需失衡与市场退出机制不畅的叠加效应。在我国迈向现代化汽车强国的新征程中，新能源汽车产业不能只做“量的冠军”，更要成为“质的标杆”，这就要求行业向着“质量、创新、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升级。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取得全球瞩目的引领性成就的同时，也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口。非理性的竞争正在影响创新动能与产业生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既要旗帜鲜明反对恶性价格竞争，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规则与标准，推动行业回归价值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式” 竞争现象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就与挑战并存。预计2025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突破1500 万辆，占据汽车市场半壁江山，但激烈的价格战也不容忽视。其背后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2025 年9 月，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已达到78.1% ；相较之下，主流合资品牌同期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仅为7.4%。这说明“产能过剩” 是结构性的，政策重心应是精准出清落后产能，而非“一刀切”。同时，插电混动车型正与纯电车型平分秋色，成为加速替代燃油车的务实市场选择。从价格侧看，2025 年1—7 月国内乘用车终端均价约17.1 万元， 较2024 年均价回落明显，价格战背景下“量增价跌”特征强化。2024 年有227 款车型宣布降价， 显著高于2023 年的148 款，说明降价趋势明显。
当前，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内卷” 已从价格领域蔓延至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多个维度，呈现出非理性的竞争态势。价格战转为多数企业为求生存的“防御性”亏损销售，今年1—5 月数据显示： 行业“增收不增利”，收入增长7%，利润却下滑11.9%，利润率仅4.3%（远低于工业企业平均水平）, 压力传导至经销商与供应链，造成大面积价格倒挂和强制压价。
更令人担忧的是， 有的企业为控制成本产生的“隐性减配”或触及质量安全红线，例如部分车机芯片从“车规级”降为“消费级”；或为抢占“全民智驾” 风口而将远期技术方案仓促上马。从质量与安全的指标结果看，据市场监管总局数据，2024 年全国实施汽车召回1123.7 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召回449.1 万辆（ 同比增长180.1%）； 2025 年上半年全行业召回汽车数量已达528.06 万辆； 同时J.D.Power 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质量研究显示，行业平均每百辆车问题数（PP100）为226，较2024 年增加16（PP100）。同时， 还出现了虚假宣传、雇佣“网络水军”恶意攻击市场竞争对手等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的深层次根源及其影响
（一）供需失衡与退出机制不健全叠加
当前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式竞争， 其根源是阶段性供需失衡与市场退出机制不畅的叠加效应。一方面，市场出现“供大于求”。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5 年8 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已达57.0% ；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使得部分经营不善的“僵尸企业”难以出清，其非理性的低价策略持续扰乱市场。
（二）对产业根基的三重影响
非理性的价格战从三个维度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深远影响：首先， 如果大量减少研发投入，可能破坏鼓励创新的供应链生态，长此以往恐令产业陷入“低端锁定”；其次，成本压力下的“ 隐性减配” 可能触碰质量安全底线，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透支了产业长期建立的声誉；最后，影响了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实施，被侵蚀的国内利润本是企业出海的战略粮仓， 其流失不仅会影响企业的全球化布局， 其低于成本的定价模式也容易引起海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近期海外经贸摩擦抬头， 例如， 欧盟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实施为期五年的反补贴关税；今年6 月，土耳其宣布对原产地为中国的燃油及混合动力乘用车征收40 ％ 额外进口关税。
（三）政策干预的必要性与行业共识
正是基于对上述深刻影响的判断， 国家层面果断出手规范市场秩序。而行业内部存在不同声音，一部分企业认为“卷”是市场规律，而另一部分企业则认为“卷”是“恶性竞争”，其背后根源是各企业不同的成本结构。然而，当竞争损害到整个产业的长期价值时，寻求秩序已成为更广泛的共识。我国作为新能源汽车大国，在迈向现代化汽车强国的新征程中，新能源汽车不能只做“量的冠军”，更要成为“质的标杆”。这就要求行业向着“质量、创新、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升级。
国际经验借鉴：从精准监管到系统施策
欧美市场竞争法则的精髓在于，其鼓励因效率提升产生的“良性低价”，但严厉打击以消灭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的“掠夺性定价”。这一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两大路径：一是欧盟模式：体系化监管与反补贴利器。除严打价格卡特尔外，欧盟严密的国家补贴审查机制也尤为关键，旨在审查低价优势是否来源于“不公平”补贴。二是美国模式：以严法重典威慑价格操纵。美国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基石，执法特点是“严打重罚”，对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价格合谋案的天价罚款，彰显了其威慑力。
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在应对传统汽车产业结构性调整时，其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短时工作制” 允许企业在需求下滑时缩短工时，由政府补贴工资损失，从而稳定了高技能劳动力队伍，避免了因大规模裁员带来社会问题。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关注国际经贸规则与本土竞争秩序的“双重约束”： 一方面，通过成本线监管抑制“掠夺性定价”；另一方面，以合规本地化应对海外关税壁垒。
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建议
必须坚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从短期干预与中长期治本两个维度，构建规范有序、价值驱动的产业新生态。
（一）短期干预：稳定市场秩序，划定竞争“红线”
一是建立基于成本调查的反不正当竞争预警机制。监管部门应委托权威第三方机构，对主流车型的平均可变生产成本进行常态化精算，形成非公开预警线。当某车型售价持续、显著低于预警线并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时，依法启动调查。对季节性促销、清库存等合理情形设豁免条款。流程上实行“企业说明—第三方核验—联席研判—分类处置”，实现精准监管而非行政定价。
二是强化“全链条穿透式”的产品一致性监管。建立“暗采—拆检—比对— 处置”闭环，发布标准清单、监测清单、惩戒清单。对“隐性减配”和软件功能与公告不一致的，实施跨部门联动，将检测结果与公告资质、绿色通道、税收优惠、信贷评级、出口许可等核心权益挂钩，形成“一次失信，处处受限”。
三是将企业自律上升为行业规范， 全面推行保障供应链健康可持续的“公平支付” 体系。2025 年6 月， 十余家主流车企主动承诺将供应商账期缩短至60 天内， 为行业自律打开了良好突破口。建议抓住这一契机，通过政策引导和信用体系建设，将龙头企业的自发承诺升级为覆盖全行业、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构建“供应链支付信用评价体系”， 将账期、商票使用情况等纳入评价体系， 并与国企业绩考核、民企信贷审批等联动，固化推广自律成果，保障中小零部件企业生存发展，维护全产业链稳定性与韧性。
（二）中长期“治本”：构建价值驱动的健康生态
一是以前瞻性标准体系引领产业价值升级。在执行好电耗限值、电池回收等现有标准基础上，制定发布清晰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标准升级路线图”，明确高级别自动驾驶、车规级芯片、高安全长寿命动力电池、车网互动（V2G）、碳足迹核算、新配件设计等领域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分阶段推出强制性标准。以高标准倒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技术质量竞争，抢占全球技术制高点。
二是改革科技扶持范式，实施“里程碑式”创新奖励。改革科技创新扶持模式，将重心从“普惠式”事前补贴全面转向“里程碑式”事后成果奖励。针对固态电池、下一代智能座舱等关键“卡脖子”技术领域，设立国家级专项创新大奖， 以“悬赏制”等形式，对率先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进行商业化的团队给予重奖， 将资源精准投向真正的颠覆性创新。
三是设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专项基金”，打通市场化退出通道。设立国家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专项基金”，其功能并非救助企业，而是通过市场化运作， 缓解出清落后产能时可能面临的增长、就业、维稳压力。对能主动引导困难企业依法破产重整、提供完善的职工保障方案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化解改革阻力，为优势企业兼并重组扫清障碍。该基金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汽车产业的具体实践。
四是以行业公约为抓手，构建“政府监督—协会主导—企业自觉”的营销行为共治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响应国家整治“网络水军”“黑公关”等乱象的要求，建议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会员单位签署有约束力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营销自律公约》，明确禁止恶意诋毁、虚假宣传、不实对比等行为。对违规者，协会可采取通报批评、暂停会籍等措施，并将情况汇总上报监管部门， 作为执法线索。通过此举将行业自律落到实处，在加强监管与保护市场活力间建立缓冲地带，促进产业自我净化。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