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刚 余 佳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十大政府工作任务， 系统阐释了五大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引，通过创新发展解决现代化动力问题，通过协调发展破解不平衡矛盾，通过绿色发展重构人与自然关系，通过开放发展统筹内外联动，通过共享发展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在的理论逻辑支撑。
新发展理念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与路径等根本性问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引，其系统性体现为：创新发展解决现代化动力问题，协调发展破解不平衡矛盾，绿色发展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开放发展统筹内外联动，共享发展锚定共同富裕目标。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始终，强调系统性变革与全球性贡献，为全球的现代化提供了多元路径选择。
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跃升
新质生产力标志着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系统性跃迁。其本质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产业链价值重构与全要素生产率跃升。这一概念超越了传统生产力理论中要素线性叠加的逻辑，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 生态构建”的创新闭环，形成以知识资本主导、数据要素赋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前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既需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更需构建适配创新规律的制度环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深度耦合。
第一，重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破解制度性障碍。以新型举国体制重塑创新生态，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通过构建“战略需求牵引—基础研究突破—产业应用转化”的协同机制，重点解决“卡脖子”问题。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配置资源，鼓励在国家战略领域形成“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攻关体系。
第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人工智能驱动产业跃迁。“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将人工智能定位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推动制造业从数字化制造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跃升。推动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构建起“数据要素—算法模型—装备升级”的传导链条：通过工业大模型优化生产流程，依托智能装备实现工艺革新，形成柔性化、定制化的新型生产范式。培育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标志着人工智能与通信技术进入深度融合阶段。
第三，培育新业态，构建全球创新策源地。新能源汽车与人形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实现爆发式增长，成为制造业升级的新引擎。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300万辆， 成为世界上首个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千万的国家。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技术融合产生的乘数效应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人形机器人产业也不断突破，有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1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0亿元），中国占比超40%。这些新业态的崛起，标志着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新策源地。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遵循“技术突破—制度适配—产业重构”的三重逻辑：微观层面通过大模型等颠覆性技术重塑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中观层面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宏观层面构建开放协同的全球创新网络。这种多维协同的创新范式，正推动中国从后发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型，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协调赋能：多维度破解发展失衡
“协调”是解决中国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等领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核心方法论。新时代背景下，其内涵实现了从传统“补短板”到系统性平衡、动态性优化与制度性保障的立体化升级。作为空间治理的关键维度，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和要素流动梗阻，构建起“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社会协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形成以创新链赋能产业链、以产业链带动价值链的良性循环。这一战略框架包含三个递进层次：目标上强化国内大循环的韧性基础，路径上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 机制上构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体系。
第一，城乡融合，破解二元结构的制度性突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出台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明确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为67%，同时提到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体系与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制度， 标志着城乡二元结构进入制度性突破阶段。要落实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县域经济枢纽建设，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区域协同，构建新型区域协作机制。基于政策协同与利益共享展开机制设计， 将“协调发展”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深化东西部协作与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形成“发达地区创新策源—欠发达地区产业承接”的梯度发展格局。比如中西部省份通过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实现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的跨越式提升， 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治理逻辑。
第三，产业联动，锻造供应链韧性新范式。制造业从传统“老三样”向“新三样”转型升级，为中国智造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基础设施支撑。沿海港口通过海铁联运链接“一带一路”节点，开启“港口+ 腹地”联动模式，不仅实现国际物流通道与国内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更通过“研发—转化—制造”的分工体系形成创新要素的跨区域传导机制。
协调发展呈现出三重递进逻辑：在资源配置上，通过土地、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突破制度性障碍；在空间组织上，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构建“核心—边缘”协同网络；在动能转换上，以创新联合体为载体形成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通道。这些实践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制度试验场” 与“战略缓冲带”，标志着我国区域治理从被动“均衡发展”向主动“系统重构”的深刻转变。
绿色转型：生态价值激活发展动能
“绿色”已从生态保护的单维概念升华为涵盖经济范式重构、社会价值重塑、技术革命驱动的系统性变革，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价值转化的双重路径，构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在方法论层面，绿色发展呈现出三重递进逻辑：通过能源革命与产业转型实现“降碳”与“增长”的动态平衡；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通过绿色治理体系创新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现代化治理格局。这既是对工业文明单向掠夺式增长的根本性超越，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第一，制度创新，构建绿色转型的顶层设计框架。以“双碳”目标为引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5年单位GDP能耗降低3%的约束性指标，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目标分解和约束性指标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导向，形成“目标分解—责任传导—绩效评估”的制度闭环。
第二，模式创新，激活传统资源的生态经济价值。一些地区通过生物多样性保育与农业系统耦合，形成“水土保持—有机生产—文化传承” 的生态产业链。实践表明，当生态系统服务被整合进生产环节，传统农业即可突破边际效益递减的桎梏，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倍增。
第三，技术赋能，重塑绿色生产力的底层逻辑。通过技术—制度协同创新，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市场化工具，推动碳排放权配额有偿分配，构建“排放成本内部化—低碳技术投资激励—绿色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
绿色发展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构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坐标系：在空间维度上，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碳足迹核算等工具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与生态承载力的精准匹配；在时间维度上，依托全生命周期评价体系打破代际环境成本转嫁的恶性循环；在国际维度上，借助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这种多维协同的生态文明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韧性。
开放进阶：制度创新引领全球治理
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开放”正经历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跃迁。这一转型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边境后”壁垒，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治理体系，形成“规则对接—压力测试—标准输出”的开放进阶路径。制度型开放通过自贸试验区、服务业综合试点等平台， 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制度性竞争优势，同时以“中国方案”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维护多边主义与推动包容性发展之间实现战略平衡。这种开放形态的升级呈现出以下三重实践逻辑。
第一，制度创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自贸试验区为“压力测试场”，加速制度型开放的制度供给与模式创新。海南自贸港构建起“分级分类—场景豁免—白名单管理”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依托“极简审批”制度极大地缩短了国际创新药械上市周期，形成“特许药械进口—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国际认证互认”的医疗开放闭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通过规则衔接打破制度性交易成本壁垒。
第二，合作赋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硬联通”与“软联通” 协同推进中，重构南南合作范式，通过“基建—产业—民生”的立体化赋能，实现融合创新。阿根廷高查瑞光伏电站通过“技术输出+本地化运营” 模式，为当地创造发电收入， 形成“中国光伏技术+拉美光照资源+第三方市场投资”的绿色产能合作样本。雅万高铁的全系统出海，其“中国标准—印尼运营—东盟示范”模式带动沿线形成智慧物流、跨境旅游等新业态，推动东南亚进入“高铁经济”时代。
第三，规则引领，输出技术标准与治理方案。目前， 中国在5G、光伏回收、AI内容标识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上皆取得突破。数字经济与安全领域，中国也正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制度供给者，构建起“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 标准国际化”的规则话语权提升路径。
中国式开放发展呈现出“制度创新—发展共享—规则重构”的三元互动：通过自贸试验区实现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动态适配，借助技术标准输出重塑全球治理话语体系。这种开放范式的进阶，既为新发展格局构建了“以我为主” 的规则护城河，又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非依附性发展” 的新路径，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蜕变，从“融入者”到“共建者”的战略转型。
共享共治：民生实践筑牢公平根基
在人口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共享”正从普惠性概念深化为制度保障、机会公平与治理效能三位一体的实践体系。其本质是通过再分配制度优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破解发展成果共享的“最后一公里”梗阻，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格局。这种实践范式不仅包含社会政策托底的基本民生保障，而且更强调通过能力建设与制度赋权激活社会主体的发展潜能，形成“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发展公平” 的阶梯式共享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可持续的制度支撑。
第一，托底保障，织密基本民生安全网。以社会保障体系升级筑牢共同富裕根基，通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与育儿补贴政策完善，形成“一老一小” 精准保障，通过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与制度性减负，有效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此外，落实银发经济政策，以适老化改造带动老年消费市场规模突破，形成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改善的双向促进。
第二，投资于人，构建社会流动新通道。一些地方创新“公租房+人才公寓”模式， 明确公租房与人才保障衔接， 新增按序轮候配租机制，促进社会流动性。还有一些地方构建“技能培训—品牌孵化—产业延伸”的赋能链条，带动低收入群体就业创业，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这种发展型共享机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将弱势群体转化为发展主体，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换。
第三，治理创新，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实践，推动民生政策制定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共治”。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与社会组织参与，形成“需求感知—政策供给—效果评估”的治理闭环，使共享发展更具精准性与可持续性。
中国式共享发展呈现出“制度托底—机会供给—治理协同”的立体架构：通过社会保障筑牢民生底线，依托能力建设打通社会流动通道，借助治理创新提升政策执行效能。这种三位一体的实践体系，既体现了福利国家理论中社会再分配的核心价值，更创新发展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赋能机制，为全球减贫与包容性增长贡献了“中国方案”。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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