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林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博士的新作《从持久战到双循环——适应和引领百年大变局的中国方略》，近期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两本重要著作之后，赵昌文研究员的又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著作。除这些著作之外，近年来赵昌文研究员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和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期间主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研究课题成果，也先后正式出版。这些研究成果在以往的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承蒙赵昌文研究员信任， 笔者有机会较早拜读了《从持久战到双循环》这本新作。该书围绕短期与长期、中国与世界这两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基本关系展开分析。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经济领域，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关键是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稳中求进，“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在应对短期挑战中积蓄力量，维护经济长期向好趋势。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关键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依靠改革、开放和创新，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把握发展主动权。
围绕上述两对基本关系， 该书具体分析了中长期增长、新工业革命、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与发展等四方面主题。全书25篇文章中，既有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方面的内容，比如“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 经济生态”“如何建立一个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从攫取到共容：一个新的金融改革分析框架”，又有重要的政策建议方面的内容，比如“增速预期目标设定宜采用‘留有余地’原则”“一定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抓主要矛盾”“关于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等。
通读全书，笔者理解作者想突出的核心观点是，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争取在持久战中保持主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限于笔者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积累，仅就两个问题谈一些阅读体会。
该书第一章“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在论述了后发优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高速经济追赶的潜力之后，提出“适宜的制度、政策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条件”。任何经济体都应追求最优制度安排， 而体制可改革性则是长期维持最优制度安排的前提。作者指出，由于利益集团、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任何一种体制都存在僵化甚至退化的自然倾向。为了保持经济体制与发展阶段的适应性，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体制可改革性类似于一种纠错能力，但“可改革性”并不等同于“多变性”， 因为体制在一定发展阶段具有相对固定的特征。这些观点对于我国在未来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顺利释放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该书第九章“如何建立一个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提出，中国经济要在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持久战中保持主动，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创新导向的经济结构。而这需要三方面条件，一是形成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二是保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三是建立市场友好型的国有经济。作者拓展了Murphy对经济结构的生产性部门和寻租部门的二分法，提出了更多的观察经济结构是否具有创新导向的维度，包括企业规模结构、所有制结构等。这些拓展无疑建立在作者对中国经济深入观察的基础上。
作者强调， 在中国重塑创新导向型报酬结构，首先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该书第四部分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所得出的结论是要形成一个共容型而不是攫取型金融体制。重塑创新导向型报酬结构，还需要去资产泡沫。增强企业的纵向流动性，即提高规模最大的前几家企业的变动率和“独角兽”公司数量，需要正确实施反垄断措施。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需要有效应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挑战，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通过这些措施形成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到生产性活动及高生产率部门，促进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产品和新产业不断涌现。
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了这样一点：“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标志着一切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都必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什么？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形成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与作者关于体制可改革性的研究相呼应，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形成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不仅对体制可改革性的持续性提出要求，而且对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提出要求。笔者认为，按照作者在该书中的逻辑，可以这样讲：衡量体制改革的最主要标志，就是能否形成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
该书视野宏大，论题广博， 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 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书中有些话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其中有些也是笔者本人长期思考而不得其解的。比如，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释放的节奏，主要决定于什么因素？是作者所说的体制因素吗？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日本、韩国的体制不是过去那样的，而是另外的更好的体制，那么，它们的经济追赶速度会更快吗？同理， 过去我国的体制如果做某些改革，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那样的体制是什么样子的？
又比如， 如果说后发追赶国家在追赶上发达国家之后不能创造出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那就意味着后发追赶国家经济增速会收敛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上。这也就意味着追赶的前期增速越快，则后期增速收敛时增速下降幅度越大。大起大落显然不如更加平稳一些的经济增速更好。那么，追赶前期增速保持在多高比较合适？
再比如，作者提出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关键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面是否存在一个逆向的逻辑，即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不是要以良好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关系为前提？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对外关系，外循环甚至内循环都将难以畅通。
期待赵昌文研究员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求是智库岗研究员、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嘉兴学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