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孔子从来不反对追求财富， 但强调获取财富必须通过正当的途径，拥有财富后要将其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手段而不是挥霍的工具。孔子的财富观内容丰富，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给我们以启示。
有财为美
对于财富，孔子并不排斥。《论语·子路》记载，卫献公的儿子公子荆善理财，在他稍有财富时，孔子评价说“苟合矣”，意思是差不多合格了；当财富增加时， 孔子说“苟完矣”，意思是较为完备了；当达到富有水平时，孔子说“苟美矣”，意思是比较完美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反对创造和拥有财富，而且给予赞扬。
《周易》是儒家推崇的经典之一，孔子的许多思想都受到《周易》的影响。《周易·系辞传》提出：“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周易》认为崇实、高大莫过于富足尊贵，所以人们应该像圣人那样去从事生产劳动和发明创造，以实现富贵。孔子接受这样的思想，他在《论语·述而》中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在孔子看来，如果富贵可以追求，即使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能追求，不如按自己的爱好去做事。
孔子不鄙视财富，赞扬那些凭借能力取得财富的人。孔子的学生子贡善经商之道，曾在曹国、鲁国经商，“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有“七十子之徒”，其中“赐最为饶益”， 这里的“赐”指是的子贡的本名端木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17个人的经商活动， 将子贡列在第2位。孔子对子贡非常器重，评价也很高。子贡曾问孔子“赐何人也”，孔子说“汝器也”。子贡又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瑚琏”是宗庙里盛黍稷的器具，上至王侯、下至卿大夫都将其置于高堂之上，在宗庙中则与鼎相配而用，孔子以“瑚琏之器”喻子贡，说明子贡在他的眼中并非凡夫俗子，而是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
在治国思想上，孔子主张百姓都能过上富裕生活，因为百姓生活如果贫困，社会就难以稳定。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提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认为人在解决生活温饱问题后再去追求礼乐文明是不难做到的，但如果总是生活在贫困之中，那就很难保持平和心态了。孔子在《论语·尧曰》中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认为应鼓励百姓去做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实现富裕的事情。《论语·子路》记载，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孔子不禁感叹“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意思是对于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应该做些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很简洁：“富之。”
鲁哀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百姓富裕起来。《孔子家语·贤君》记载， 鲁哀公问如何让百姓富裕，孔子说“薄赋敛，则民富”，鲁哀公认为这样做自己会更穷，孔子引用“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说明子女富裕就等于父母富裕，认为“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孔子这种“藏富于民”的思想对弟子产生很大影响。《论语·颜渊》记载，鲁国曾闹饥荒，国家财政困难，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怎么办，有若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意思是，如果百姓富裕，您怎么会不富呢？如果百姓不富裕，您怎么能富呢？
取财有道
孔子不反对对财富的追求， 但强调追求财富需要有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意思是：财富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但以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君子不会享用它；贫困和卑贱是人们厌恶的，但以不正当手段摆脱它们，君子是不会做的。在《论语·述而》中，孔子强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就在其间， 而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孔子并非强调安贫乐道，强调的是财富如果来源不当，宁可不要。什么样的财富属于“有道”呢？ 孔子认为必须符合“义”，这是他强调最多的一点。在孔子看来，“义” 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础，是人内在道德的根本需要。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还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论语·阳货》中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所有这些，无不突出“义”的重要性。
“义”不仅是孔子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也是评判财富的重要标尺。《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孔子列举了几个例子，认为“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像臧武仲那样有智慧、孟公绰那样无私欲、卞庄子那样有勇气、冉求那样有才艺，还能用礼乐提高自身素质， 这样的人可称为完美。为了让子路理解得更透彻，孔子补充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认为，见到利而能想到“义”，就如同面临危险时敢于付出生命、长期处在贫困状态仍不忘记诺言一样， 都是难能可贵的，能做到这些的人才能称得上完美。
何谓“义”？《中庸》认为： “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解释：“行而宜之之谓义。”“义” 既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也是价值目标，强调的是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于财富而言，获取手段的不正当、得到的不合理都归为“不义”之列，在孔子看来是有害的， 宁可不要。与“义”相关联的还有“礼”，它更强调秩序的重要性。就财富命题而言，“义”“礼”都可归于“道”的范畴，符合则为“有道”，不符合则为“无道”。
孔子认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强调以义为先、见利思义，强调生财有道。之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孔子意识到人们如果只追求利，只按对自己是否有利做事，会产生严重后果，即《论语·里仁》所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鲁国国卿季康子无比富有，孔子的学生冉求还在帮助季康子敛财，手段是不断增加百姓赋税，孔子对此很愤怒，声言与冉求断绝师生关系，并号召“鸣鼓而攻之可也”。
以财发身
宋朝之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是《礼记》49篇文章中的第42篇。《大学》对于财富及理财有较多论述，有“《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对于财富，《大学》提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意思是：创造财富的人要多， 消耗财富的人要少；创造财富要快， 使用财富要慢，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富足；有德行的人会舍财修身，没有德行的人会舍身求财。《大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认为财富是实现这些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用来挥霍的。
一般认为《大学》为曾子所作，他是孔子的弟子，“生财有大道”的思想便是直接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大学》虽不是孔子所作，但其中的财富观与孔子一脉相承。在评价财富时，孔子将“仁”作为另一个重要标尺。“仁”与“义”“礼”一样都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 是孔子对各种善的品德的概括。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提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还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认为君子背离“仁”的准则便无法成名。在孔子看来，“仁” 的境界非常高，甚至难以企及，君子尚须时时努力，小人就更难以达到了。
在孔子的财富观中，如果“义” 强调的是如何获取财富，那么“仁” 强调的便是拥有财富后的态度与做法。在《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意思是，假如有一个人能给百姓带来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家，这个人算仁人吗？孔子回答：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孔子认为，不仅自己过得好，而且能帮助别人过好，这才是“仁”的体现。
关于财富，子贡与孔子还有一段对话，记载在《论语·学而》中。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提出的人生境界本已不低，但孔子认为还可更高，那就是虽然贫穷却仍能乐道、虽然富贵却仍懂得礼法。《礼记·曲礼》根据孔子的这段论述， 进一步提出“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认为致富后要做到“不骄不淫”，不能“为富不仁”，用财富回报社会， 这也是孔子财富观的重要内容。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将经商与做人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儒商文化。儒商文化认为，追求财富是应该肯定的，但必须生财有道，不发不义之财，拥有财富后更要将“德” 置于“财”之前，用财富实现人生理想，用财富回报社会，而不是任意挥霍或为富不仁。儒商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体现的是圣贤风度和强者风范，深刻影响着2000多年以来的商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