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战国时，魏国率先变法，在诸侯争雄中抢占了先机，也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但随着吴起、乐毅、孙膑、商鞅、范雎、张仪、公孙衍、尉缭、姚贾等人先后离开，魏国也迅速降为二流诸侯国，只能任由周边大国摆布了。
人才鼎盛
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发动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魏国成为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一。那时，魏国西有秦国， 南有楚国、韩国，北有赵国，东有齐国，这些都是实力强大的诸侯国，魏国地处中央，易攻难守。魏文侯看到这种不利环境，十分忧心，于是任用李悝为国相，实施改革；又任用乐羊、吴起等为将，对外征伐。经过一番努力，魏国摆脱了不利处境，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
魏国虽然年轻，却抢占了战国时期改革变法的先机；又求贤若渴， 礼贤下士，对人才不论出身与私德， 从而吸引天下人才的到来，《资治通鉴·周纪》称“四方贤士多归之”。名将吴起出生于卫国，后在鲁国效命，得不到重用，听说魏文侯贤明， 于是来到魏国，被任命为将军。像吴起这样从别国来到魏国的人才还有不少，著名的有商鞅、惠施、乐羊、乐毅、綦母恢、白圭、子顺、猗顿等。
战国时期，魏国不仅是改革变法的先行者，还是合纵联横战略的积极参与者，这为“弘辩之士”“辩说之士”提供了广阔舞台，他们爱辩论、多计谋，被称为策士或纵横家，曾在魏国效力的纵横家有张仪、范雎等人。同时，魏国身处四战之地，要立国、强国，军事是基础，魏国因此多名将，除外来的吴起、乐羊、乐毅外，魏国的本土名将有庞涓、公孙衍、尉缭、龙贾、公孙喜等。除此之外，魏国的著名人物还有魏无忌、西门豹、姚贾、史起、翟璜等。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仁爱宽厚，礼贤下士，各国士人争相前往归附，高峰时门下曾有三千食客。
人才鼎盛奠定了魏国在“战国七雄”中的地位，丰富的人才资源也成为魏国竞争力、威慑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时秦国想攻伐魏国，有人劝阻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在魏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人才流失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魏武侯即位，一年后魏国重臣李悝也去世了。李悝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先行者，他的去世是魏国的巨大损失。魏武侯在位25年，这期间老臣虽在，但魏武侯控御无方，致使人才流失严重。
魏国国相公叔痤在魏武侯、魏惠王时期执掌权柄多年，他嫉妒吴起，魏武侯听信他的谗言，对吴起渐生疑心，吴起恐惧，为自保而逃往楚国。还有范雎，他被公叔痤推荐给魏惠王，但不被魏惠王接受， 公孙痤反而劝魏惠王杀了范雎，范雎后来找机会投奔了秦国。魏惠王在位50年，人才逆淘汰现象更加严重，张仪就是在此期间投奔别国的。还有孟子，曾带领学生来魏国游历，魏惠王向其问政，孟子详细陈述了“施仁政，行王道”的治国思想，但魏惠王似乎并没有听进去，也没有把孟子留在魏国任职， 只留下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
面对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 魏惠王却自我感觉颇好。《战国策·魏策》记载，魏惠王不追究公叔痤逼走吴起的责任，反而夸赞他：“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 意思是：公叔痤真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啊，替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还不忘照顾先贤的后人，不掩盖能者的功劳，公叔痤怎么能不得到好处呢？魏惠王一次就赏赐给公叔痤四十万亩土地，加上其他各次赏赐的一百万亩，使公叔痤拥有一百四十万亩土地。
魏惠王以后，魏国国君更可以用“一代不如一代”来形容，从魏襄王到魏安釐王全是无能之辈，任用的也多是世袭贵族或谄媚之人， 即便有良才也得不到重用。外无良将，内无贤相，魏国国力一降再降，一个最早称雄的强国慢慢沦落为二流诸侯国，只能在周边大国的夹缝中委曲求全。张仪、公孙衍后来都担任过魏国国相，但这对魏国来说其实是一种耻辱：作为魏国贵族后裔的张仪，在魏国受辱而投秦国，被秦国任命为国相，为了秦国的利益又来魏国担任国相；魏国人公孙衍到秦国后也受到重用，继任了商鞅的大良造一职，为秦国积极谋划攻魏，他继张仪之后担任了魏国国相一职。连国相都成了大国博弈的交易品，魏国彻底没落了。
战国时期，离开魏国投奔他国的著名人物除吴起、张仪、商鞅、范雎、公孙衍外，还有乐毅、尉缭、姚贾等人，著名军事家孙膑也曾到过魏国，他的膑刑就是在魏国所受，后来去了齐国。还有信陵郡魏无忌，完成“围魏救赵”后就留在了赵国，之后十几年都不愿意回魏国。战国中后期，秦国能快速崛起并进而统一天下，有4名“外国人”功不可没，分别是商鞅、范雎、张仪和尉缭，而他们竟然都来自魏国。
战略保守
魏国存续近二百年，总体上看前强而后弱。前期，尤其在魏文侯时期，对人才求之若渴，形成了鼎盛局面。《史记·魏世家》记载， 李悝经常向魏文侯提出选拔贤才的建议，并引用“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来告诫魏文侯，而魏文侯也牢记于心。但到了后期，魏国国君放弃了广泛发现和任用人才的战略，在选人用人上出现逆淘汰现象，真正的人才在魏国没有施展空间，不得不离开魏国，魏国由盛转衰。
魏国留不住人才，表面上看是有公叔痤这样的人嫉贤妒能所导致，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从更深层面看还与魏国国君的治国能力、治国战略有关。魏武侯即位之初与大臣巡游西河，感慨道：“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一名大臣急忙附和：“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一旁的吴起却正色说：“河山之险， 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吴起认为“河山之险”并不能作为依靠，霸业也从来不在河山险要处产生的。
吴起接着以夏桀、殷纣之事来详解其中的道理，并总结：“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 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大意是：您曾亲自率领我们占领、攻陷了许多城邑， 那些城池的墙不是不高、人不是不多，然而能够攻破它们，还不是因为他们政治腐败的缘故吗？靠地形险峻怎么能成就霸业呢？一番“西河论道”后，魏武侯虽然表面承认吴起说得有道理，但他真正相信的恐怕还是“河山之险”，这从他在位数十年间保守的治国战略中就能看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由争霸到争雄，最直观的结果是参与竞争的国家越来越少。《史记·殷本纪》记载： “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吕氏春秋·观世》也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那时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数百个，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诸侯国只剩下20多个，其中实力最强的只有7个。
诸侯国数量在变少，还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大趋势。面对这种趋势，目光长远的国君已经开始进行准备，最突出的无疑是秦国。秦国最早只是西部的边陲小国，缺乏资源，更缺乏人才， 但秦孝公之后的秦国历任国君多能居安思危，为了不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秦孝公发布“求贤令”，提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国一代代国君励精图治，用“与之分土”来吸取天下的人才，最终成就了大业。
公元前355年魏惠王曾与齐威王相见，闲谈中二人比宝。《资治通鉴·周纪》记载，魏惠王说：“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齐威王则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齐威王接着列举了手下的檀子、盼子、黔夫、种首等4位大臣，分别叙说了他们的功绩和能力，称“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魏惠王听了，“有惭色”。魏惠王“以珠玉为宝”与魏武侯迷信“河山之险”一样，都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他们的治国理念还停留在春秋争霸的时代，那时要谈及统一天下自然不会有人相信，各国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失为一种成就。而到了战国时期，统一或被统一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选项，有人早已为此进行着准备，而魏国的国君们却始终无动于衷。
孟子指出：“ 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对身处四战之地的魏国而言“敌国外患”始终存在，却没有“法家拂士”。“法家”指明法度的大臣，“拂士”指辅弼之士，魏国不仅不缺这两种人才，而且人才资源是各诸侯国中最丰富的，但没能发现和用好，造成人才大面积流失， 导致先发优势的丧失，造成先强后弱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