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战国时,魏国率先变法,在诸侯争雄中抢占了先机,也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但随着吴起、乐毅、孙膑、商鞅、范雎、张仪、公孙衍、尉缭、姚贾等人先后离开,魏国也迅速降为二流诸侯国,只能任由周边大国摆布了。
人才鼎盛
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发动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魏国成为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一。那时,魏国西有秦国, 南有楚国、韩国,北有赵国,东有齐国,这些都是实力强大的诸侯国,魏国地处中央,易攻难守。魏文侯看到这种不利环境,十分忧心,于是任用李悝为国相,实施改革;又任用乐羊、吴起等为将,对外征伐。经过一番努力,魏国摆脱了不利处境,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
魏国虽然年轻,却抢占了战国时期改革变法的先机;又求贤若渴, 礼贤下士,对人才不论出身与私德, 从而吸引天下人才的到来,《资治通鉴·周纪》称“四方贤士多归之”。名将吴起出生于卫国,后在鲁国效命,得不到重用,听说魏文侯贤明, 于是来到魏国,被任命为将军。像吴起这样从别国来到魏国的人才还有不少,著名的有商鞅、惠施、乐羊、乐毅、綦母恢、白圭、子顺、猗顿等。
战国时期,魏国不仅是改革变法的先行者,还是合纵联横战略的积极参与者,这为“弘辩之士”“辩说之士”提供了广阔舞台,他们爱辩论、多计谋,被称为策士或纵横家,曾在魏国效力的纵横家有张仪、范雎等人。同时,魏国身处四战之地,要立国、强国,军事是基础,魏国因此多名将,除外来的吴起、乐羊、乐毅外,魏国的本土名将有庞涓、公孙衍、尉缭、龙贾、公孙喜等。除此之外,魏国的著名人物还有魏无忌、西门豹、姚贾、史起、翟璜等。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仁爱宽厚,礼贤下士,各国士人争相前往归附,高峰时门下曾有三千食客。
人才鼎盛奠定了魏国在“战国七雄”中的地位,丰富的人才资源也成为魏国竞争力、威慑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时秦国想攻伐魏国,有人劝阻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信陵君在魏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人才流失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魏武侯即位,一年后魏国重臣李悝也去世了。李悝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先行者,他的去世是魏国的巨大损失。魏武侯在位25年,这期间老臣虽在,但魏武侯控御无方,致使人才流失严重。
魏国国相公叔痤在魏武侯、魏惠王时期执掌权柄多年,他嫉妒吴起,魏武侯听信他的谗言,对吴起渐生疑心,吴起恐惧,为自保而逃往楚国。还有范雎,他被公叔痤推荐给魏惠王,但不被魏惠王接受, 公孙痤反而劝魏惠王杀了范雎,范雎后来找机会投奔了秦国。魏惠王在位50年,人才逆淘汰现象更加严重,张仪就是在此期间投奔别国的。还有孟子,曾带领学生来魏国游历,魏惠王向其问政,孟子详细陈述了“施仁政,行王道”的治国思想,但魏惠王似乎并没有听进去,也没有把孟子留在魏国任职, 只留下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
面对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 魏惠王却自我感觉颇好。《战国策·魏策》记载,魏惠王不追究公叔痤逼走吴起的责任,反而夸赞他:“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 意思是:公叔痤真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啊,替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还不忘照顾先贤的后人,不掩盖能者的功劳,公叔痤怎么能不得到好处呢?魏惠王一次就赏赐给公叔痤四十万亩土地,加上其他各次赏赐的一百万亩,使公叔痤拥有一百四十万亩土地。
魏惠王以后,魏国国君更可以用“一代不如一代”来形容,从魏襄王到魏安釐王全是无能之辈,任用的也多是世袭贵族或谄媚之人, 即便有良才也得不到重用。外无良将,内无贤相,魏国国力一降再降,一个最早称雄的强国慢慢沦落为二流诸侯国,只能在周边大国的夹缝中委曲求全。张仪、公孙衍后来都担任过魏国国相,但这对魏国来说其实是一种耻辱:作为魏国贵族后裔的张仪,在魏国受辱而投秦国,被秦国任命为国相,为了秦国的利益又来魏国担任国相;魏国人公孙衍到秦国后也受到重用,继任了商鞅的大良造一职,为秦国积极谋划攻魏,他继张仪之后担任了魏国国相一职。连国相都成了大国博弈的交易品,魏国彻底没落了。
战国时期,离开魏国投奔他国的著名人物除吴起、张仪、商鞅、范雎、公孙衍外,还有乐毅、尉缭、姚贾等人,著名军事家孙膑也曾到过魏国,他的膑刑就是在魏国所受,后来去了齐国。还有信陵郡魏无忌,完成“围魏救赵”后就留在了赵国,之后十几年都不愿意回魏国。战国中后期,秦国能快速崛起并进而统一天下,有4名“外国人”功不可没,分别是商鞅、范雎、张仪和尉缭,而他们竟然都来自魏国。
战略保守
魏国存续近二百年,总体上看前强而后弱。前期,尤其在魏文侯时期,对人才求之若渴,形成了鼎盛局面。《史记·魏世家》记载, 李悝经常向魏文侯提出选拔贤才的建议,并引用“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来告诫魏文侯,而魏文侯也牢记于心。但到了后期,魏国国君放弃了广泛发现和任用人才的战略,在选人用人上出现逆淘汰现象,真正的人才在魏国没有施展空间,不得不离开魏国,魏国由盛转衰。
魏国留不住人才,表面上看是有公叔痤这样的人嫉贤妒能所导致,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从更深层面看还与魏国国君的治国能力、治国战略有关。魏武侯即位之初与大臣巡游西河,感慨道:“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一名大臣急忙附和:“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一旁的吴起却正色说:“河山之险, 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吴起认为“河山之险”并不能作为依靠,霸业也从来不在河山险要处产生的。
吴起接着以夏桀、殷纣之事来详解其中的道理,并总结:“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 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大意是:您曾亲自率领我们占领、攻陷了许多城邑, 那些城池的墙不是不高、人不是不多,然而能够攻破它们,还不是因为他们政治腐败的缘故吗?靠地形险峻怎么能成就霸业呢?一番“西河论道”后,魏武侯虽然表面承认吴起说得有道理,但他真正相信的恐怕还是“河山之险”,这从他在位数十年间保守的治国战略中就能看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由争霸到争雄,最直观的结果是参与竞争的国家越来越少。《史记·殷本纪》记载: “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吕氏春秋·观世》也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那时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数百个,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诸侯国只剩下20多个,其中实力最强的只有7个。
诸侯国数量在变少,还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大趋势。面对这种趋势,目光长远的国君已经开始进行准备,最突出的无疑是秦国。秦国最早只是西部的边陲小国,缺乏资源,更缺乏人才, 但秦孝公之后的秦国历任国君多能居安思危,为了不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秦孝公发布“求贤令”,提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国一代代国君励精图治,用“与之分土”来吸取天下的人才,最终成就了大业。
公元前355年魏惠王曾与齐威王相见,闲谈中二人比宝。《资治通鉴·周纪》记载,魏惠王说:“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齐威王则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齐威王接着列举了手下的檀子、盼子、黔夫、种首等4位大臣,分别叙说了他们的功绩和能力,称“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魏惠王听了,“有惭色”。魏惠王“以珠玉为宝”与魏武侯迷信“河山之险”一样,都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他们的治国理念还停留在春秋争霸的时代,那时要谈及统一天下自然不会有人相信,各国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失为一种成就。而到了战国时期,统一或被统一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选项,有人早已为此进行着准备,而魏国的国君们却始终无动于衷。
孟子指出:“ 入则无法家拂士,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对身处四战之地的魏国而言“敌国外患”始终存在,却没有“法家拂士”。“法家”指明法度的大臣,“拂士”指辅弼之士,魏国不仅不缺这两种人才,而且人才资源是各诸侯国中最丰富的,但没能发现和用好,造成人才大面积流失, 导致先发优势的丧失,造成先强后弱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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