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曹魏后期，大将军曹爽辅政， 为争取民望，在夏侯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改革。这场被称为“正始改制”的改革，没能抓住既已存在的真正问题，改革措施没有可行性， 为改而改，因而并不成功。
正始乱象
魏明帝曹叡是曹操的孙子， 曹魏第二任皇帝，虽然不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但也没有太大过失，在位15年，局面较为平稳，保持了对蜀汉和孙吴的优势与压力。景初三年（239年），曹叡驾崩于洛阳，年仅36岁。他有3个儿子，但全部早夭，不得已收曹芳、曹询为养子。曹叡驾崩前立曹芳为太子，曹芳此时年仅8岁，只得托孤。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最终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
在此之前，三国已有两位帝王进行过托孤，分别是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和魏文帝曹丕。刘备将后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但明确“李严为副”；曹丕将后事托付给曹真、陈群、司马懿、曹休，未明确以谁为首，属“集体决策”。这两次托孤都是成功的，朝局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实现了平稳过渡，尤其刘备托孤给诸葛亮更成为千古佳话。
反观曹叡这次托孤，却有些问题。曹爽是前大司马曹真之子，自幼以宗室身份出入宫廷，后任散骑侍郎、城门校尉等职，受托前刚被任命为武卫将军。司马懿出身世族，仕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累功至大将军、太尉，曾平定孟达叛乱、拖垮诸葛亮、千里平辽东，曹魏后期几场大胜仗几乎都是司马懿指挥的。论年龄、资历、军功、能力，曹爽均在司马懿之下。按道理，托孤大臣应以司马懿为首，曹爽次之，然而魏明帝却没有明确二人主次，这样一来很容易形成权臣对立的情况。
局势果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受命托孤后，曹爽与司马懿二人均“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甚至“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一开始，曹爽对司马懿这位前辈还很敬重，《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 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但曹爽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人，有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夏侯玄等，他们“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鼓动曹爽将司马懿架空，从而独揽大权。
曹爽以天子之名改任司马懿为太傅，此职名为上公，位在三公之上，但属荣誉性质，无实权，司马懿被明升暗降了。之后，曹爽将心腹以及弟弟等人全部安插到要害岗位，让几个弟弟掌管禁军；任用李胜为河南尹、毕轨为司隶校尉，控制京城内外权柄；任用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台尚书，掌管选人用人等大权，三人任人唯亲、为非作歹，时人讥为“台中三狗”。曹爽等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少帝曹芳在位的前1 0年，也就是正始年间，曹魏政治黑暗，各种矛盾突出，民怨颇盛。
曹爽等也深知建功立业的重要性，为了从声望上打压和超越司马懿，树立真正的权威，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在军事上，策划了远征汉中的行动，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建立比司马懿更大的军功；在政治上，他们针对人们普遍希望有所改变的愿望推行了一场改革，这就是夏侯玄改革。
为改而改
在曹爽身边的这群人中，夏侯玄是较为特别的一个。夏侯玄是已故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之子，也是曹爽的表弟，因而受到曹爽的信任和重用，担任中护军等要职。同时，夏侯玄还是一名学者，在文学、玄学等方面有着颇深造诣。《三国志》注引《世语》对夏侯玄的评价是：“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这说明夏侯玄并不是普通的权贵子弟，也不是一名书呆子，他有一定的才干，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
汉末三国是一个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起始于对传统儒教和经学僵化的反思，而连年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也是促使新思潮兴起的基础。汉末的政治人物善于把握这种潮流与方向，巧妙地为己所用， 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无疑是曹操。曹操认为“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故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可惜的是，曹魏立国后未能沿着曹操既定的战略方针走下去， 魏文帝、魏明帝在政治上又较为保守，虽有一些改革，但力度不大。在曹爽的支持下，夏侯玄等着手推行新的改革，希望以此争取人心。
首先，改革九品中正制。
两汉在用人上实行察举征辟制，靠推荐选人用人，重品德轻才能，造成各种形式主义和大量庸才的出现。曹操打破了这样的人才标准，更重才干而不拘泥于人品，取得了成功。曹魏立国后，魏文帝、魏明帝出于对世家大族的拉拢，又向两汉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回归， 重新推行察举征辟，并由陈群等人正式固化为九品中正制。根据该制度， 尚书台的吏部曹负责选官，但各州、郡、县以及朝廷各官署有成千上万的官吏要选用、升降和考核，吏部曹忙不过来，需要将物色、推荐人才的职权下放给一些机构或人员，如此一来，中正就出现了。
所谓中正，就是选择一些“贤有识鉴”的朝廷官员在其原籍所在的州、郡、县负责品鉴、选拔人才，多属兼职，对人才通过德才、门第等定出“品”和“状”，供吏部曹选官参考。“品”是考察人才的品德、门第等，评定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状” 是中正给被考察人最后作出的评语。有考察，有标准，既有量化的指标，也有定性的结论，这种干部考察机制应当说是很先进了。
但是，按照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的标准判断人才，很容易走向重门第而轻德才的局面，最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的社会不公。针对此，夏侯玄认为由于“分叙参错，各失其要”，所以导致“机权多门”的问题，即中正官、地方行政长官在选人用人上有很大的话语权，却职责不明，因而造成吏部曹选官上的被动。
夏侯玄改革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是明晰尚书台、地方行政长官、中正官三者之间的关系，“明其分叙，不使相涉”，尤其是在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形成制衡，谁都不能说了算。简单地说， 过去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联合考察人才，他们商量后给吏部曹报来一个“品”和“状”的考察结论，对于这个考察结果，吏部曹没有不接受的理由，而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商量的过程中有可能作弊。夏侯玄改变了这种程序，通过明晰职责，让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各拿出一个考察结果，同时报吏部曹，由吏部曹综合这两份结果决定任用。
其次，改革行政管理层级。
秦汉实行郡县制，中央以下为郡，郡以下为县。两汉最多时有108个郡，均由中央直接管理，有些难免管不过来。于是，两汉增加了“州”的设置，开始只是为监察郡县官员所设，长官为刺史，品秩远低于郡太守。汉末时局动荡，州刺史权力越来越大，后来又改为州牧，州变成一级行政机构。
夏侯玄认为增加了州一级， 造成了机构重叠、官众事繁，不仅行政资源浪费，更容易产生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等弊端。为此，夏侯玄提出精简机构，减少中间层级。这个思路是对的，但夏侯玄提出的方案却让人意想不到，他主张撤销郡一级，由州直接管理县。他的理由是：“若省郡守，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三代之风，虽未可必，简一之化，庶几可致，便民省费，在于此矣。”
三是改革官场繁文缛节。
玄学主张“因物自然，抱朴求真，与民省力”，反对官场上的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夏侯玄是著名玄学家，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总体看有些奢侈，应大力革新风俗习尚。在夏侯玄看来，按规定列侯及大将军以上官员才可以穿凌锦、罗绮、纨素，佩戴金银雕刻的装饰品，而大将军以下官员也分别规定有服饰的样式和颜色，但现实中这些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从朝廷到民间服饰都有些混乱，显得很奢靡，老百姓中竟也有穿玄、黄两种颜色衣服的。
夏侯玄因此提出，大臣们的车舆服饰应遵照古法，在民间禁止奢侈之服，以形成朴素之风。对于那种因过分讲究而形成的奢华之气， 夏侯玄称之为“华丽之事”，主张予以革除。
更失人心
夏侯玄主持的这场改革，发生在曹魏少帝曹芳正始年间，历史上被称为“正始改制”。夏侯玄所提出的三大改革主张并不如他的学术思想那么有创新，说到底只是复古而已。
改革九品中正制，表面看是想打破门阀世袭，但仍然突破不了《礼记》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原则， 只不过是换了个形式，把选人用人的权力换个了地方罢了。明眼人一看便知，事情还是那个事情，方法还是那套方法，不过是把“面对面”改成了“背对背”，结果只是吏部曹把选人用人的主导权从中正官和地方行政长官手里拿了过来， 而选人用人的指导思想和标准并没有改变。
撤郡的建议更荒唐。秦始皇创郡县制，当时“天下”只有36 个郡，经过两汉的发展，郡一级行政机构超过百个，朝廷管理很吃力，这才增加了州一级。一个州通常管理10个郡左右，大的郡有20来个县，小的也至少有七八个，一个州管理的县平均有100多个，由州直接管理县，在交通、通信等条件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根本不现实。
还有改革服制、抑制奢华，想法虽好，但只是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曹爽等人整天花天酒地，根本不可能把这件事抓好。
说到底，夏侯玄改革并没有抓住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没有科学的、可行的操作方案，只是“为改而改”，因此成了这场改革的致命伤，造成了它的局限性。这场改革与讨伐汉中的军事行动一样，都是立功心切的产物，因而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效。这场改革最终也与讨伐汉中一样，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赢得声望，反而进一步失去了人心。
正始八年（247年）8月发生了日食，老臣蒋济抓住机会上疏皇帝，对夏侯玄等推行的改革提出了批评：“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 适足伤民！”意思是，国家法度需要大才来确立和调度，一帮中下之才怎么有能力做改制这样的事？不但不能垂名于后世，而且劳民伤财，有害无益。蒋济的话很刻薄也很尖锐，但批评得很有道理，代表了相当一批朝臣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