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在中国古代的金属货币时代， 除极个别时期外，国家对铸币权都十分重视，将私铸货币列为严重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但是，“私铸钱”一直到晚清都无法禁绝，除利益驱使外，金融政策滞后、货币体系混乱、金融腐败等也是重要原因。
私铸泛滥
“私铸钱”是指模仿国家法定金属货币铸造出来的钱币，主要以牟利为目的，也用于扰乱敌国的金融市场。中国古代最早的私铸钱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各国普遍使用青铜铸造的钱币，但样式并不统一， 有些诸侯国便模仿其他国家的钱币铸造货币。如在中山国的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赵国、燕国钱币，还发现铸造这些国家钱币的钱范。
秦朝统一后，规定半两钱为法定货币，这种货币的标准重量约8 克，但考古出土的秦朝半两钱中有许多少于8克，有的只有2至3克，大小也不一致，有些做工十分粗糙， 此类货币多为“私铸钱”，不法分子通过减重而获利。云梦秦简中的《金布律》记载：“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这里的“美”指国家铸造的标准货币，“恶”即指私铸钱。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记载：“某里士五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来诣之。”这是一个关于秦朝时期私铸钱的案例：某里有甲、乙二人捆绑押送男子丙、丁以及新钱110枚、钱范2套到官府，控告说丙私铸了这些钱，丁帮助他铸造，甲、乙将他们捕获并搜查了他们的家，得到了这些钱和钱范，一并送官。
汉朝时私铸现象更加普遍，掀起一个高潮。《史记·平准书》记载： “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 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还记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为打击私铸行为，汉武帝制定了严厉的惩治措施，但收效并不明显。为此，汉武帝甚至试图通过改革币制来应对民间私铸，先后推出了三铢钱、五分钱、五铢钱、赤仄五铢钱等，本意可能是通过不断变换新钱式样，让私铸者难以模仿，但事与愿违，反而为私铸钱浑水摸鱼提供了便利。发现问题后，朝廷重点铸造和推行三官五铢，这种钱边廓工整、钱文秀丽，盗铸成本高，私铸现象才有所抑制。《史记·平准书》记载：“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但到了王莽时期，私铸钱又泛滥起来。王莽托古改制，先后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第一次推出错刀、契刀、大泉五十等货币，与五铢钱并行；第二次废错刀、契刀、五铢钱，以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并行；第三次推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所谓宝货制；第四次推行货布、货泉。王莽时期的钱币繁杂而混乱，为私铸钱鱼目混珠提供了极大便利，私铸大行于世。《汉书·食货志》记载：“坐卖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胜数。”《汉书·王莽传》记载：“盗铸钱者不可禁。”为打击私铸行为， 朝廷虽然“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但仍“犯法者众，不可胜行”。
“大钱”助澜
秦朝和西汉私铸盛行，除币制本身的原因外，还与当时钱币铸造方法有一定关系。当时主要使用的是平板范竖式浇铸法，工艺简单、易于操作，普通人也能掌握。从《封诊式》所载的私铸案例可以看出，那时私自铸造钱币只需要2个人合作即可完成。后来，铸造工艺不断升级，出现了叠铸法、母钱翻砂法等，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私铸的难度和成本加大，获利空间变小， 私铸行为便有所减少。同时，东汉建立后恢复了五铢钱，稳定币制， 对私铸现象也有一定遏制。东汉时期私铸现象虽未禁绝，但较西汉和新莽时期的私铸高潮已大为减轻。
到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频繁交替，为维持艰难的财政，纷纷铸造了大量新名称、新形制、成色不一的钱币，其中以虚值的“大钱”为主， 如当十钱、四柱钱、天嘉五铢、大货六铢、布泉钱、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与传统五铢钱不同，这些钱币的价值不由其重量决定，而取决于铸在钱币上的“面值”，私铸这类钱币自然有利可图。
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南朝共改铸新币13次，北朝8次，每次新币一出，就会掀起一股私铸狂潮。《宋书·颜竣传》记载，刘宋时期任中书令的颜竣曾说：“官钱每出，民间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 南朝中只有萧齐政权没有铸造新钱， 且规定支付税款时必须用轮廓完整的钱币，所以私铸现象在萧齐政权时期较少发生。除了萧齐，整个南北朝都处在货币混乱状态，一方面官府发行虚值“大钱”疯狂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民间充斥着各式各样私铸的钱币， 以假乱真，令人防不胜防。
隋唐时期币制较为稳定，私铸现象有所收敛，但到北宋时期，私铸现象又泛滥起来。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朝廷下令收回民间的私铸钱币，初期估算约有20万贯，没想到收回了160多万贯，这也只是流通中私铸钱的一部分。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推行新法，“更钱法，以一当十”，只用3枚标准铜钱就可以铸造一枚当十大钱，可以当10枚铜钱使用，即便不偷工减料也可获利3倍左右，结果“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纷纷”。蔡京主持查处过一起私铸大案，涉案人员多达几百人，其中有同知枢密院事章楶的儿子章綖，《宋史·章楶传》记载：“或得私铸钱数巨罂，京风言者诬綖与州人郁宝所铸。诏遣李孝寿、张茂直、沈畸、萧服更往鞫之，连系数百人。”南宋时私铸仍盛行，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
官局私铸
明朝时，货币体系又发生了新变化，白银逐渐成为重要的货币之一。之前的白银，主要铸造成一种束腰形块状物，明代出现了铸成船形的银锭，称为元宝，也可以视为一种铸币。在日常生活中，以元宝为代表的银两大量使用，并成为造假的新对象。明朝万历时张应俞所著《新刻江湖杜骗术》一书涉及银两、元宝造假的有84个案例，而涉及铜钱的只有2例。当时的元宝造假方法，主要是在银两里掺铅、铁等其它金属，在降低价值的同时也增加重量，更有甚者“以铜嵌四旁，而后以银泻下，藏其铜于中，曰吊铜”。
清朝建立后，从立法方面对私铸钱币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如乾隆时期修订的《大清律例》规定：“凡私铸铜钱者，绞监候，匠人罪同。”然而，严刑峻法仍无法阻挡私铸钱的大量出现。清代诗人沙张白曾写有一首《铸钱引》，诗中写道，有一村野老翁进城正遇行刑，看到尸体狼藉纵横，一问罪名，得知是“鼓炉私铸壅官钱”，老翁纳闷，官钱“轮肉周厚体肥白”，私铸还有何利可图？进而得知“铜山近日产铜少，官炉铸钱铸不好。鹅眼刀环小复轻，局工监持家家饱”，结果造成“官私无辨”。诗中所说的“局工监持”，反映的就是官局私铸的问题。
清朝在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负责铸币管理，地方上还设有分局，承担具体铸造工作。一般而言，朝廷铸局铸造的钱币称“样钱”，地方铸局铸造的钱币称“制钱”，制钱与样钱在重量、金属含量方面本应统一，但各地铸造时多有更改，表面看是“铸造不精”，实际是偷工减料以牟利。如此一来，五花八门的制钱便在市场上流通，“以致奸民乘机盗铸”，其中也包括官局铸炉人员借官铸之名夹带铸造的私钱，通常小而薄，民间对这种钱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局私”。《清史稿》记载，御史王家相曾奏：“江南以官铜偷铸小钱，每千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私，流通浸广，以至银价日贵。”“局私”大量出现，严重影响到制钱的信用，破坏了金融秩序。
纵观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货币私铸现象始终难以禁绝，在部分时期还掀起过私铸高潮。总结私铸现象发生与变化的规律可以发现， 在货币政策、钱币形制相对稳定的时期私铸现象相对较少，而在钱币形制不断变化、尤其各类虚值“大钱”竞相推出的时期私铸现象最为泛滥。所以，打击私铸行为仅凭严刑峻法远远不够，还要从货币政策本身入手。此外，私铸现象还与金融腐败密切相关，对于金融体系内部滋生的货币犯罪，更要严加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