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和政权更替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为克服经济困难，维持庞大的军费支出，许多王朝纷纷在货币上打起主意，通过发行虚值“大钱”和减重“小钱”的方式进行货币贬值， 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
“大钱”虚值
鲜卑族首领拓跋珪于386年建立魏国，之后统一了北方，史称北魏。北魏于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北齐于550年取代东魏，北周于557年取代西魏并于577年灭掉北齐，581年隋取代北周。自北魏至北周共有5个王朝，历时190余年，称北朝。在南方，自420年刘裕取代东晋称帝至589年隋灭陈，这期间共有宋、齐、梁、陈等4个王朝更替，历时170余年，史称南朝。
南北朝是继东晋十六国后又一个大分裂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破坏。这一阶段也是金融秩序较为混乱的时期，尤其在货币制度方面。为克服经济困难，也为了与其他政权展开经济竞争，许多王朝热衷于发行“特殊货币”，其中铸造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大钱”。
南梁时期至少铸行过两种“大钱”，分别是“当十钱”和“四柱钱”。所谓“当十钱”，即1枚铜钱可当10枚使用，这种钱始于南朝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北史》记载，“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钱十万，实百万也”。“四柱钱”类似于“当十钱”，《梁书》记载其开始时“一准二十”，即1枚铜钱当20 枚用，但这种钱仅重4铢，比传统的五铢钱还轻，所以引起百姓强烈抵触，后改为“一准十”，因这种钱上有4个星点而得名。
南陈时期至少也铸行过两种“大钱”，分别是“天嘉五铢”和“大货六铢”。《陈书》记载，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改铸五铢钱”，《隋书》进一步记载，此次铸行的“五铢钱”可以“一当鹅眼之十”，“鹅眼钱”是南朝宋前废帝景和元年（465年）民间私铸的一种五铢钱，因大小如鹅眼而得名，在当时较为流行。南陈想利用“天嘉五铢”来统一混乱的货币市场，但效果不佳，原因也是“一当十”。到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 年）“又铸大货六铢”，《隋书》记载其“初发时，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这种钱仅比五铢钱略重，但也是“一当十”，所以仍遭百姓抵制，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大货六铢”上的字像“叉腰哭天子”，原因是篆书“六”字像“人之叉腰耳”。
北朝方面铸行“大钱”的主要是北周，其先后铸行过“布泉钱”“五行大布”“永通万国”等3种钱币，铸造工艺颇佳，后世称“北周三品”，但也都属于虚值的“大钱”。《北史》记载，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更铸钱， 文曰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这种钱与五铢钱重量相近， 却1枚当5枚用，自然也引起抵制。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北周“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新钱重量没有明显增加，但面值再增加1倍，其信用可想而知。到周宣帝大象元年（579 年），北周再“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这种钱只比“五行大布”略重，“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
“小钱”减重
“大钱”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1枚与传统五铢钱重量相近或略重的铜钱，却要当5枚甚至10枚五铢钱用，百姓自然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些没有虚值的货币，1枚铜钱仍只当1枚使用，但重量却较传统五铢钱大为减轻，这种钱就是所谓“小钱”。
南朝宋文帝孝建元年（454年） 发行了一种“四铢钱”，《通典》记载：“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据出土实物，这种钱不足2克，多为1克左右，不足1克者也十分普遍，1987年江苏溧水出土的货币窖藏中有刘宋钱币309 枚，其中最轻的“孝建四铢”仅0.4 克，而汉代五铢钱的重量通常在3.5至4克之间。也就是说，“孝建四铢”虽然没有虚值，但通过钱币减重仍然实现了“以一当五”甚至“以一当十”的目的。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铸造过一种“公式女钱”，这种钱“径一寸，文曰五铢”。“公式女钱”虽自号“五铢”，但重量只有1.5克左右，不到传统五铢钱的一半，因其看起来“纤细质弱”，又无轮廓， 所以称“女钱”。南梁时期还流行一种“五铢钱”，这种钱仅重“三铢半”，与五铢钱并行，也属减重“小钱”。
在北朝方面，北魏铸行的“永安五铢”尚足重，到东魏和西魏时仍在铸行，但开始不断减重。宋代货币著作《泉志》有“永安土字钱”条目，指东魏和西魏时铸行的“永安五铢”仅重“二铢四絫”， 即2.4铢，减重约一半。东魏元象元年（538年）王则任洛州刺史，《北齐书》载其人“性贪婪”，“在州取受非法，旧京取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 这种“河阳钱” 虽标示为“永安五铢”，但《隋书·食货志》称“河阳生涩”，想必重量和质量都得不到保证。到北齐天保四年（553年），文宣帝高洋铸“常平五铢”，一开始重量在3.5 克至4克之间，尚能足重，但到北齐末年，这种货币不仅明显减重，而且大量掺杂着生铁等杂质。
南北朝时流行一种“ 荇叶钱”，《通典·食货志》记载这种钱“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还有一种“綖环钱”，外环薄细如线，《宋书·颜竣传》记载：“景和元年，沉庆之启通私铸， 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掬”指双手合捧，10万钱用一双手就能捧住，或许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其减重之甚。
破坏经济
在古代，人们将材质不纯、重量不够、铸工差的铜钱称为“恶钱”，通常由民间盗铸所形成。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那些虚值“大钱” 和减重“小钱”，即便由朝廷铸造颁行，即便工艺不差、用材也有保证，但本质上与“恶钱”并无二致，因为它们都是以掠夺财富为目的。在南北朝时期，“恶钱”泛滥严重，尤其朝廷也参与其中，历时100多年，这在中国古代金融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恶钱”泛滥，最直接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如北魏“四铢钱” 铸行后立即造成“钱轻物重”的局面，一石米迅速涨到几千钱，《宋书》记载南朝宋前废帝永光年间一斗米、一尺布甚至均涨到1万钱，对比东汉中后期一石米仅数十钱，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物价高昂之状， 故《宋书》称“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
通货膨胀仅是“恶钱”造成的后果之一，同样严重的是，朝廷带头发行“恶钱”使民间盗铸现象更加严重。无论虚值还是减重，都能从铸币中获利良多，有人干脆把原来的五铢钱溶掉，再掺上铁、铅等，私铸各种“大钱”和“小钱”。对此，各政权都加以打击，有的还出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均效果不佳。究其原因， 《魏书·食货志》认为“利之所在，盗铸弥众”，最终形成“利深难绝”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政权交替频繁，各王朝又频频推出各式“大钱”“小钱”，再加上各式各样的私铸、盗铸，形成了币种的混乱。一种“大钱”或“小钱”失败后，朝廷不是想着从根本上解决货币的信用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发行新的“大钱”或“小钱”来解决问题。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发行的货币种类众多，仅南朝就有20多种，还有私铸的钱币和之前朝代流通下来的钱币，这样以来市场上的货币品种就更多了。货币可以使商品交换变得方便，但前提是实现统一，混乱的货币体系不利于商品流通，《魏书·食货志》将其总结为“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