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岳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再次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同时遭遇周边族群冲击。但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彼此征伐交相融合，承继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在罗马，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并演化出分裂自治的一个个封建国家。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西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一、汉化之路与再造一统
中国与罗马命运的交会，源于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此战之后，北匈奴西迁欧洲，推动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南匈奴南下前后，内迁的还有西北的氐羌、东北的鲜卑、漠北的羯人。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数百万人，其中， 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 鲜卑250万。西晋“八王之乱”后， 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军事和人口数量均占优势的五胡族群，并没有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胡化”汉人，反而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南匈奴人刘渊是南匈奴羌渠单于之曾孙，他经史皆通，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他割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恢复匈奴的北方故业，而非要以“汉”为国号统一天下。为此，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说自己是“汉代之甥”。之后的羯人石勒，出身于雇农奴隶，同样喜爱汉文化，“雅好文学”，爱听人念《汉书》。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变成了儒生。
五胡政权中首先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即位后最重文教， 每月亲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他打服西域，却送回汗血宝马，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兴灭继绝”的周政。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安排慕容暐与慕容垂君臣入朝为官。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汉人名士。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念兹在兹要“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更符合儒法并行的“汉制” 精神，也因为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大兴老庄玄学而不重视儒法实学，王猛拒绝了东晋北伐将军桓温南下的邀请，精心辅佐苻坚实行一系列汉化改革。
苻坚采纳儒法并行的汉制，从下层选拔精英（号称“多士”）， 直通基层，亲自或遣使巡查汉人百姓和戎夷种落。同时，禁老庄、图谶之学，任用“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苻坚深知，只有“统一”才能得到“天命”。以至于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就要冒险南伐东晋，因为不统一天下， 他就吃不下饭（“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
之后的拓跋北魏统一北方后， 比前秦推行了更彻底的“汉化”。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 把河西学者迁到首都，鲜卑子弟都得跟着学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在北魏汉化的道路上， 拓跋焘与崔浩君臣有定鼎之功。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一方面，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驱逐柔然，荡平大夏， 消灭北燕，完成了北中国的大统一。另一方面，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复文官制度的尚书省， 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条文。崔浩还力主鲜卑精英与汉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尽管崔浩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但汉人与鲜卑人的融合之路并没有中断， 北魏汉化的路线并没有终止。崔浩虽死，其政犹在。
之后的孝文帝拓跋宏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实行了“体制性汉化”。他迁都洛阳，仿照两晋南朝官制；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自己带头并让弟弟们和汉人士族通婚。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复为北魏朝臣， 重修北魏史。有史家认为，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与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不尽然。因为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恢复了中央集权行政体系，重建了基层政权，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
西晋崩溃后，天灾人祸，基层政权完全崩坏。北方遍布“坞堡”，百姓依附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战乱导致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无地，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485 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其中，“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再分配给下一批青壮年；而“桑田”是种桑麻枣榆之地，不用归还，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此后，强者仍强，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和“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豪强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负责征税与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 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建设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 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如东汉的“察举制”畸形化为东晋的“门阀政治”，“王与马， 共天下”；流民成为豪族的私属， 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六朝300年， “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增长”（唐长孺，1992）。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因此，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 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当然，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发明了“三省六部制”原型，为隋唐所继承与发展。北伐了10余次，虽然无一成功，但从没宣布放弃。因为华夏大地的统治者，一旦放弃大一统，就等于失去合法性。
五胡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的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汉制” 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 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
因此，“汉化”绝非“被汉人同化”。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为“汉人”。“汉人”实为中国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成为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汉文律典与史籍记载着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二、去罗马化与再无罗马
当北匈奴从东边一路挤压，在匈人王的“鞭笞”下，日耳曼各部落纷纷冲破罗马帝国边境线，他们被罗马人称为“蛮族”。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夺杀戮，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等产粮区和银矿区。罗马帝国的人口、税基、军队不断衰弱。趁罗马中央权威衰落之际，各蛮族纷纷占地建国，苏维汇人于西班牙西北部建国（409年），西哥特人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建国（419年）， 汪达尔人于北非建国（439年）， 勃艮第人于法国东北部建国（457 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于不列颠建国（449年）。西罗马灭亡后，法兰克人于高卢建国（481年），东哥特人于意大利建国（493年）。
史家统计，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在75万到100万之间。相比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应远远低于罗马人，应比五胡更容易“罗马化”，罗马文明应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日耳曼诸王国中，唯一一个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国，其国王狄奥多里克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价值的一个蛮族国王。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 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受教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悉。他虽然语言交流无碍，却不喜欢希腊文与拉丁文，为了不签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个“记号”来刻章。狄奥多里克拿下西罗马后自立为意大利国王。然而相比于其他残忍粗暴的蛮族国王，他比较开明，推行部分罗马化的路线。虽然他不让哥特人与罗马人混居，却保留了西罗马的文官制度，罗马依然由执政官、财务官、国务大臣们管理。他也没有没收罗马地主的地产，而是从他们手里索要“三分之一”的土地分给哥特士兵，这是所有蛮族占领军中拿地最少的。
狄奥多里克很仁厚，对宗教也十分宽容。尽管自己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教派，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基督教徒改宗自己的教派。他特别保留了罗马遗老们的权力，最受器重的是罗马大贵族波爱修斯。波爱修斯是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教会哲学家，翻译注解了大量希腊经典，被史家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狄奥多里克将朝政托付给波爱修斯，并将他两个年轻的儿子封为罗马执政官。狄奥多里克的亲侄子霸占罗马人的产业，他立即强令侄子退还。他对罗马遗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怨恨，两万名哥特士兵“带着愤怒的心情维持着和平和纪律”。在他统治的33年中，意大利维持着旧日罗马的风貌，宏伟的城市，优雅的元老，盛大的节日，虔诚的宗教。英国史家爱德华 • 吉本说，罗马人与东哥特人是完全可以进行族群融合的，“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团结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一个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识的士兵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
说得容易。哥特人与罗马人由于族群隔阂与宗教矛盾很难融合在一起。
东哥特人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腐蚀，实行族群分治。在族群关系上，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军事，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励哥特人学习拉丁语与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哥特人信奉阿里乌斯派，罗马人信奉基督教。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国史家佩里 • 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
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深层矛盾被宗教争端激发。狄奥多里克宽容基督教，但基督教却不肯宽容犹太教，烧犹太人教堂抢其财产。狄奥多里克为了一视同仁，惩罚了犯事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因此怀恨在心，纷纷背着他与东罗马拜占庭教会频繁勾结。
523年，罗马元老阿尔比努斯被揭发送信给东罗马皇帝，请求他推翻哥特王国，让罗马人重归“自由”。这些信件被截获，狄奥多里克大怒，将叛变的元老们抓了起来。此时，波爱修斯挺身而出， 以身相保——“如果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无罪，他们也无罪！”他与哥特人虽密切，但关键时刻仍选择站在了罗马贵族一边。吉本总结说，哥特再宽容仁爱，也永远得不到罗马人的认同，“即使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却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
狄奥多里克为自己对罗马人没有回报的爱而感到愤怒。最后，他处死了波爱修斯。故意用一种“最不罗马”的方式——剥夺了波爱修斯死前为自己的辩护权。波爱修斯刑前身披枷锁，在塔牢中写出《哲学的慰藉》。处死波爱修斯后，狄奥多里克精神极度痛苦，很快也病死了，死前呻吟辗转了三天三夜。
狄奥多里克死后第十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灭异端的热忱与收复故土的热望下，对东哥特发动“圣战”。535年，他派出名将贝利撒留进行了20年的哥特战争，消灭了东哥特王国。
然而，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并没有迎来“王师”的仁政， 并没有重回旧罗马的轨道。罗马人对“王师”的欢迎只是短暂的，当长期的攻防战影响了罗马人生活的时候，罗马人甚至打算勾结哥特人一同进攻东罗马军队。贝利撒留写给查士丁尼皇帝的信中说，“如果他们（罗马人）的困苦处境持续下去，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条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道路”。由于拜占庭军队的盘剥，很多罗马平民与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哥特战争后，意大利终于回归帝国怀抱。然而，战后意大利北部已化为一片废墟，经济退化，人口锐减。拜占庭在意大利设置军区，征收重税，并没有恢复罗马治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在意大利终结。
西罗马人内心既不忠诚于东哥特，也不忠诚于东罗马。他们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谁也别来管。正如学者赫尔穆特 • 海米茨指出，“对西部行省的很多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场灾难。事实上， 地方精英与蛮族、罗马军阀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间，在更小的权力单元上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身为罗马人的拜占庭却将其一扫而光。欧洲史家认为，如果没有哥特战争，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的的种族优越性，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东哥特之后的蛮族，从此不再刻意“罗马化”。他们干脆抛弃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顺着惯性仅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当哥特人消失在欧洲舞台后， 命运之神降临法兰克。与东哥特占据意大利大致同时，法兰克占据了罗马高卢行省，创立了墨洛温王朝，在6世纪大致统一了今日法国疆域，7世纪中期改朝换代为加洛林王朝。8世纪末，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欧洲，疆土上接近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并立于世。
法兰克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是，国王克洛维最早改宗了罗马基督教。克洛维以残酷闻名，他刚参加完宗教大会，就能亲手用斧头直劈人头。但因为他改了宗，基督教会庞大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然而，除了同信基督教，法兰克与罗马文明并无多少相同之处。
罗马皇帝的短发上戴着桂冠， 法兰克国王始终留着蛮族标志的长发，被称为“长发的国王”。罗马是城市文明，拥有凯旋门和宫殿， 但法兰克国王们喜欢住在农庄，四周建有畜舍饲养着牛和鸡，奴隶生产的粮食和酒还可以出售。罗马是中央财政税收，法兰克王室是“私人庄宅”经济。罗马律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而法兰克习惯法实行等级制。《萨利克法典》严正宣称法兰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值钱。杀死一个法兰克普通人赔偿200苏，而高卢普通人赔50—100苏就够了。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别，在大革命前，转化成了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族群差别，进而转化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罗马法讲究证据，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蛮族法采用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判决，如火裁法、水裁法，证据不足时就靠“决斗”。
西罗马中上层拥有精密的财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时官吏达4 万人。法兰克彻底抛弃了官僚制而实施了封建采邑制。孟德斯鸠说， 查理·马特实行釆邑制度改革之后， 国家被分割成众多的釆邑，也就没有执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也就没有向地方派遣专门官吏巡视与监督司法和政治事项的必要。法兰克在统一战争中兼并领土，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所谓国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Kingdom）。法兰克几代国王死后都将国土均分诸子。王权地方化，遍地是“国王”。
法兰克为什么选择封建制，而不是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
因为罗马法和官僚制度都记载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书，不能识字书写，就无法掌握这些历史经验。但日耳曼领袖们拒绝让族人学习希腊罗马文字，诸侯们也普遍是文盲。缺乏文字能力，就无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与官僚制度管理庞大国土，只能搞简便易行的封建制度。如史家布洛赫所言，“虽然大多数领主和众多大贵族（名义上）都是行政官和法官，但作为行政官，他们却无力亲自研究一份报告或一张账单； 作为法官，他们的判决则是用法庭听不懂的语言记载”。当时能培养知识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学校。诸侯们不得不依靠识字的教士搞行政，教会与王权共治天下。教会不仅全面参政，还成为大领主， 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税企图。法兰克人对行政权力的让渡，成为日后“普世教会”崛起的基础。日耳曼传统中本来有珍贵的遗产，如代议民主制就产生于他们的军事民主制，但他们未能嫁接好罗马制度， 导致数百年宗教垄断。
有学者说，日耳曼人选择自治和封建，是出于“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鸠就认为，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被沼泽、河泊、森林所分割，天性喜欢“分居”和“独立”的生活方式。因此，各王国形成了多中心的分散格局，不追求融合。
但中国的五胡同样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样受制于游牧社会的天然“分散性”，却并没有回到更适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线，而是主动恢复了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五胡的政权，是多族群政权，从来不是一族一国； 是官僚政治，从来不用宗教代理。五胡君主信佛教，但用发达的文官系统而非宗教进行管理。北朝寺院上万，僧人上百万，寺户庙产无数，和法兰克教会一样是大地主。但北朝君主没有被宗教捆绑，反而出手关闭寺庙，收回田产，将人口重新纳入编户。
日耳曼诸族之后，是斯拉夫诸族大规模侵入东欧，后者与前者的建国方式、制度选择如出一辙。罗马后的欧洲再未统一过。理解这段历史，才会理解欧洲未来政治的演变。
三、中西文明互鉴
无论是王猛， 还是崔浩， “汉”在他们这类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而是制度理想。中华世界里的族群，无论胡汉，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罗马之后的蛮族刻意与罗马区分，甚至以当罗马人为耻。开明之君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北魏雄主拓跋焘若生于欧洲，他的政制改革也会陷于族群与宗教纷争的泥潭而失败。
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是两套文明逻辑。
在史观上，蛮族史观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五胡政权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六七世纪哥特与法兰克的自行编史，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寻找自己族群的始祖神话，切割与罗马的关系。“种族性”（gens）的概念被用来强调本族与罗马人的区别，认为罗马世界应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五胡的史观则论证部族起源与华夏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哪个族群当道，都不追求分治，而是以大一统为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不热衷与东罗马争“正统”；中国五胡则年年与南朝争正统。北朝始终存有“天下之志”，不仅据有中原， 还在文化上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叹道，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现在才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族群治理上，欧洲蛮族通过立法区隔族群；五胡政权则提倡多族群混居，有50多次大规模移民。欧洲蛮族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中国五胡则强调文明身份由德行而非种族决定，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经300年持续的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汉人”数量越融越多。以至于，汉族血统基因并不能以某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而欧洲蛮族实行族群分治，加之宗教矛盾又激化族群隔阂，造成族群不断地分化。正如钱穆所言，“翻看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 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 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把“文化融合”误解为“文化挪用”。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族群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但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常以西方文明为样本来理解其他文明。比如套用法兰克的“复合性君权”，声称清朝皇帝的“多重身份”是各族统一的唯一连接，一旦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这完全无视清朝在满蒙藏与中原推行的郡县治理系统，无视清朝君主的自我身份认同首先是中国皇帝。
比如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来解读中国历史，根据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的游牧风俗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但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俗”，而是“政道”， 来自北方族群的天子只要实行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运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只要视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就是中国的天子。
比如日本东洋史学用“汉地十八省”、“清朝非国家”、“长城以北非中国”、“中国无国境”等理论制造种族对立以解构中国。国内的大汉族主义者附和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狭隘民族主义者则附和说“满蒙回藏非中国”。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因为他们的文明经验强调族群与宗教的分治，也少有政治整合社会的传统。要深刻理解自己的文明，不能搞拿来主义，套用西方的学术框架与概念，必须回到自身文明的母体正本清源、汲取营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顾颉刚就曾中过东洋史学的毒，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疑古论。然而，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目睹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内蒙古煽动分裂，又在西南继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 顾颉刚们警醒了，明白了东洋史学“种族中国论”的险恶用心，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他回到中华文明的母体，引用孔子“吾从周” 的例子表明孔子作为商王后裔，并没有记着周灭商的旧恨还极度爱慕周公，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与顾颉刚论战的费孝通到晚年也自觉地返回中华文明的母体， 意识到孔子就是搞多元一体秩序的先驱，搞成了庞大的中华民族，不能硬套西方民族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上世纪这两位大学者都曾纠葛于民族是一体还是多元的概念， 但他们最终都回到中华文明的母体找到了自身的文明经验与逻辑。
结篇
中华文明的底色是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其中饱含着深沉的“命运共同体”情感。这些情感， 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以东晋南北朝300年为例，有多少比“三国演义”还壮阔、更精彩的“三国”博弈；有多少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有多少文人墨客的流风余韵；更有着佛教中国化的关键轨迹，鸠摩罗什东来、法显西游、慧远南下、各大宗派创立，政与教、因果与孝悌、佛学与中国哲学等关系得以初步理顺。但这所有的故事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我们是谁？是汉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满族人？看了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有谁知道它竟诞生于一片刀山血海的战场之中？高欢与宇文泰打了10年， 败多胜少，最后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黄河呜咽，霜风肃杀。高欢20万大军连攻50日，死伤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 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军。走时匆促，7万阵亡将士尸体来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 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想着10年间战死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万里河川，高欢潸然泪下。此歌由此流传。与此同时，西边的宇文泰恢复了周礼所载的黄钟大吕与雅乐正音，还依周礼设置了六官与六学。30年后，北周灭了北齐，开出了隋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300年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国人， 他们打仗都不是为了族群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对这些，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