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朱熹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宗师，而且还是封建时代一名有责任心的官员。无论在断断续续的仕宦经历中，还是以学者身份闲居乡间，朱熹始终以民为本，救灾济困、为民解忧，在乡里建社仓、办书院，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之中。
“视民如伤”
朱熹出生于南宋初年，父亲朱松是北宋进士出身，南渡后担任尤溪县尉，朱熹即出生于福建尤溪。他天赋过人，“幼颖悟”，是个“逢考必过”的少年。朱熹18岁中贡生，19岁中进士，入京城顺利通过铨试，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
青年朱熹来到同安上任，就职之始，就在官署大堂上悬挂了一面“视民如伤”的牌匾。
“视民如伤”出自《左传》中陈怀公与逢滑的一段对话，陈怀公问：“国胜君亡，非祸而何？”意思是，国家被敌国战胜，国君逃亡， 这不是灾祸又是什么？逢滑回答： “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意思是，我听说国家想兴旺，就要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这就是它的福德；国家想灭亡，就把百姓当作尘土草芥，这就是它的灾祸。
朱熹深受传统儒学以及北宋以来兴起的理学思想影响，他后来曾提出过“国以民为本”“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平易近民， 为政之本” 等民本思想， “ 爱民如子”“取信于民”“与民同乐”“富民为本”等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朱熹认为社稷为民而设，君主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社稷的存亡，为此要努力争取民心。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曾指出：“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朱熹初入仕途就将“视民如伤”公开悬示于众，不仅是一种为政宣示和对自己的提醒，更是以此接受百姓们的监督。《宋元学案》记载，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 还体恤乡里百姓，上书减免赋税， 重视乡村教育，筹款整修县学。3年任期结束，朱熹政绩突出，深受乡民拥戴，《宋元学案》记载：“士思其教，民怀其德，不忍其去”。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南宋的南康府在今九江、庐山一带，治所在星子县（今庐山市）。朱熹到任时逢大旱，灾情十分严重。《宋史》记载：“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朱熹不仅着手兴修水利， 抗灾救荒，还积极向朝廷争取减免税赋。由于措施得力，百姓“多所全活”。这时，浙东地区也发生了灾荒，朱熹因为救荒有方，“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命朱熹前往浙东救灾。
朱熹还未到任就给其他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达时，各地商船运来的粮食已经聚集了很多。朱熹每天都深入乡间考察灾情，《宋史》记载朱熹“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也就是在乡村考察时一律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朱熹雷厉风行，也以此要求属吏，有的官吏受不了而“至自引去”。对于丁钱、役法等规定，如对百姓不利，朱熹都整理出来加以革除，同时制定规划，为百姓做长远打算。朱熹在浙东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声远播，宋孝宗赵昚对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首创社仓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知漳州，到任后发现当地土地兼并盛行，失地农民生活困苦，他主张“经界”之法，即核实田亩数，根据实际田亩重新确定赋税。此举能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遭到大地主等既得利益者反对，无法推进。正在这时长子朱塾去世，朱熹以此为由请辞。
朱熹早年中进士，但此后仕途并不顺利。一方面，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名“主战派”，得罪了朝中主和的权臣，因此被贬官，朱熹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朱熹服膺儒学，平生有志于游学、讲学，对官场并不热衷。朱熹中进士至去世前的50多年间，仕途经历时断时续，中间曾以各种理由辞官。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是一篇比《宋史·朱熹传》更全面的朱熹传记，全篇“辞”字竟出现30多次，其中5次指文辞，其余全部是辞官的表述，有“辞”“力辞” “ 又辞” “ 再辞” “ 辞不拜”“以疾辞”等。
朱熹无意官场，并不是放弃对百姓的责任而只去做一名书斋里的学者。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尤溪，父亲去世时年龄还小， 父亲临终前写信给好友刘子羽，让朱熹拜其为义父。刘子羽是抗金名将，也因主战而被贬，居住在崇安（今武夷山市）。刘子羽不负好友重托，为朱熹母子建造了5间住房，又安排朱熹从教于有“武夷三先生” 之称的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朱熹与崇安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生严重水灾，颗粒无收，官府救灾不力，致饿殍遍地，饥民骚动。朱熹正辞官在崇安的五夫（今武夷山东南一带）休养，看到灾情，忧心如焚，立即与崇安知县诸葛廷瑞一起商议救灾事宜。朱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力劝豪绅发所藏粟粮赈饥，还向官府请贷六百斛粮食散发给百姓，以解燃眉之急。
灾情过后，朱熹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的生计问题，他深感遇到大灾之年仅靠官府力量很难做到迅速而全面地救助灾民，必须同时发动民间的力量。为此，朱熹提出了在乡里建社仓的构想，用以弥补官府救灾的不足。朱熹给王淮写信说“今灾解，不可不料后复有前之事”，建议：“官粟存仓，为法甚密，远水解不得近火，请予五夫建仓留赈，每年一赈一偿，又能易新以藏，实为一举二得之举。”
经过朱熹多方奔走，建于乡间的首个社仓——“五夫社仓”很快建成。朱熹亲自制订《仓规》， 举荐乡里有德望的4位乡贤共同管理社仓，还争取到福州知府陈俊卿的支持。社仓平时多方筹粮储粮， 在青黄不接时借粮给乡民，一般取息二成；如发生小灾，利息减半； 发生大灾，免除利息。社仓是一种互助式的备荒办法，不仅减轻了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改变了乡间受灾百姓单纯依靠国家拨谷救济的思想，培养了乡村百姓的自我保障意识。“五夫社仓”建成后各地纷纷效仿，《建宁府志》记载：“社仓，前贤创之，后人因之，皆惠政也。”
开办书院
朱熹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发展了15 0 0多年，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学虽然早就被确定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隋唐以来广泛传播的佛学及道家思想对儒学的挑战越来越大，当时正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造儒学的时代，这也是朱熹无意仕途，将一生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讲学、思考和著述上的原因。
但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朱熹也十分重视实践，除为官中注意以民为本，还对教育事业、尤其是乡间的教育事业十分关注，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淳熙六年（1179 年），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登上庐山，看到这里的白鹿洞书院。该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据传唐代江州剌史李渤曾在这里隐居读书，他养了一只白鹿，人称其为“白鹿先生”，称其隐居处为“白鹿洞”。南唐时，在这里兴建了白鹿国学，北宋时改名为白鹿洞书院。由于战乱，朱熹来时白鹿洞书院十分荒破，四处瓦砾，周边茂草荒丘。
朱熹认为“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看到白鹿洞书院“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觉得是一个讲学、求学的好地方，所以决心重建白鹿洞书院，以此带动文化事业和乡间教育事业的发展。朱熹多方筹款，建起教舍20多间，还带头捐书，并向各处募求书籍。朱熹曾想请知名学者来书院掌教，未获成功，只好自兼洞主，亲自授课，同时延请一批有水准的学人前来讲学。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揭示》，内容言简意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书院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教育章程。
设立于乡间的书院如果得不到持续、有保障的财力支持，将很难维持下去，很多书院开办时很热闹，但很快销声匿迹，原因就在于此。《白鹿书院志》记载，朱熹积极为白鹿洞书院筹置学田，经过多方努力，通过募捐、购买等多种途径置办了学田870多亩。从南康离任时，朱熹又向朝廷争取，“发钱四百千进库寄收买田”。明确的办学宗旨、严谨的教规和充裕的物质保障使白鹿洞书院传承近千年，被推祟为“海内书院第一”和“天下书院之首”。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居住在武夷山期间，又亲自规划在武夷山九曲溪畔隐屏峰下创建了武夷精舍，这也是设立于乡间的一所高规格书院，又称武夷书院。精舍布局整齐、功能齐备，建城时建宁知府韩元吉、著名历史学家袁枢等专程前来祝贺，陆游也寄诗相祝， 朱熹怀着喜悦心情写下《精舍杂咏十二首》，在诗序中记载了开办时的盛况。此后，朱熹在武夷书院广收门徒，著书讲学，长达5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宋朝初期潭州太守朱洞创建，朱熹在湖南各地延聘教师，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千人。
朱熹心系乡里百姓，了解百姓疾苦，为百姓办实事，又在乡间创办社仓、开办书院，这些都是他所一贯主张的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朱熹不仅是一代理学宗师，还是封建时代一位对百姓心怀责任感的官员。他在乡村建设方面的一些实践至今仍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