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唐朝沿用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由于其建立初期国家掌握着大量土地资源，均田制能顺利施行，造就了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继续推行均田制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均田制走向瓦解时，唐朝也走向了终结。
计口授田
唐朝建立后，汲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下大力气整治乡村社会，夯实统治根基。土地制度作为一项基础制度，受到唐朝统治者的格外重视。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即唐朝建立仅7年，朝廷就颁布了均田令，具体规定是：“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 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
均田制产生于北魏，是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在此之前， 关于土地政策的模式主要有井田和限田：井田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那时道路、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像“井”字，故称“井田”，井田属王室所有，分配给奴隶主使用，奴隶主强迫奴隶耕种井田，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同时奴隶主向王室交纳赋税； 限田最早由西汉董仲舒提出，他认为商鞅变法以后出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等，土地兼并严重，截断了人民谋生之路，危及政权，所以主张“限民名田”，以达到善治。汉朝曾颁布过限田令，规定了占有土地数量的上限。
然而，限田并非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好办法，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所以，从东汉末年以至魏晋， 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到北魏初年，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受到了严重影响。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颁布了均田令，核心是“计口授田”，即第一次按人口数来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承担一定标准的租税、徭役和兵役。均田制的施行，使大量失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均田制要想得到彻底实施，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土地可供分配，如果土地数量不足，就无法按照标准进行分配， 破坏了“均田”的原则；国家必须建立完善的户籍登记和管理体系， 相关统计数据必须真实可靠，保证把土地真正如数、如实地分配到农民手中；国家必须建立起抑制土地兼并的法律体系，限制或禁止土地非法交易。
北魏以后、唐朝之前普遍实行了均田制，但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很多时候，均田制实施得并不彻底，效果也参差不齐。到了隋朝末年，经过长期战乱，大量土地荒芜，唐朝建立后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为国家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创造了条件。
配合均田制的实施，唐朝统治者还建立起一套严密细致的户籍管理体系。《唐六典》记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每里设里正一人，户籍管理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唐朝政府还加强了对土地的保护，唐律规定：“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还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唐朝推行均田制后，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唐初“田亩荒废”， 到开元、天宝时期“耕者益力， 四海之内， 高山绝壑， 耒耜亦满”，全国耕地面积1430万多顷； 唐初年全国户数仅2 0 0 多万户， 天宝年间实际户数13 0 0多万户； 唐初“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开元、天宝时期“四方丰稔，百姓殷富”。
难以为继
可以说，均田制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产生的制度基础，但这种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均田制实行中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口增长过快，而国家能用于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使唐朝的人口快速增长。唐高祖武德年间总户数在200万-300万之间，按当时5-6人的口户比推算，总人口不足2000万，而到约100年后的天宝年间，人口已激增至50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有大量新增人口需要分配土地。在此期间，耕地面积虽有一定增加，但增速远不及人口的增长。天宝十三年（754年），按当时的人口计算，全国需要授田1430万顷，这一数字超过了全国各类耕地面积的总和。
于是，各地纷纷出现授田不足的情况。开元十八年（730年）， 户部侍郎裴耀卿上奏称还有耕地可供分配的州不到八分之一，其它各州已面临无地可分的局面。根据敦煌户籍残卷中41户授田情况的分析，其所受耕地只达到应授平均数的28.6%，这还是新开发的、较为偏远地区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就已有端倪，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在关中乡村巡视，询问农民授田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丁三十亩”，与100亩的标准相去甚远。
官员队伍快速膨胀，也成为土地紧缺的原因之一。授田分口分田和永业田，其中口分田在本人亡故后要上交国家，纳入再分配范围， 而永业田可世代继承。对普通百姓而言，永业田的标准为每丁20 亩，但官员的标准远高于此。比如，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曾颁布法令，职事官、散官、勋官均可按爵位、品级享受永业田，标准各不相同，其中亲王100顷、职事官一品60顷、上柱国30顷，以下各级官员均有类似特权，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可分到5顷的永业田，一个武骑尉也可分到30亩。除永业田，官员还时常得到赐田，如唐初时裴寂曾得到10 00顷的土地赏赐，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腆”。唐朝官员队伍增长速度又特别快，贞观初期朝廷正式官员仅643人，到开元时已膨胀至18000多人，其所消耗的永业田、赐田，累积起来是一个惊人数字。
与此同时，土地买卖现象也越来越多。均田制正常推行的前提是国家控制着土地的支配权，但自古以来土地买卖就难以抑制。武则天时期，农民“卖舍贴田，以供王役”的现象就已经多起来。按照唐朝的法令，土地并非完全不能买卖，但必须经过官府批准，其过程包括订约、申牒、公验、割税等步骤。由于土地买卖日益增多，官府此类“业务量”太大，前两个程序逐渐淡化，一般只走走公验的程序，而把重点放在割税上。由此， 合法、非法的土地交易剧增，不仅永业田可做交易，就连口分田也能交易，破坏了国家对土地的实际控制力。
动摇根本
开元年间，唐朝达到盛世，但从制度层面看，也开启了衰败的肇端。《新唐书·食货志二》指出： “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中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宋人刘恕认为：“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
恰在此时，又爆发了安史之乱，对均田制更是致命一击。战乱中， 许多地方官府保存的地籍、户籍等档案散失，百姓流离失所，豪强趁机侵夺土地，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为了保证一定的赋税收入，在存量土地减少的情况下，只得不断提高现有授田户的赋税率。受繁重赋税和徭役、兵役所压迫，出现了逃户现象，甚至出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严峻局面。
均田制最终走向了崩溃，但崩溃的不止土地制度本身。均田制作为基础制度，依托该制度的还有赋税和兵役等制度。从赋税制度看， 由于无法按标准授田，自然也无法按标准征收赋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下降。逃户现象大量出现后，地方官员多不敢如实上报和注销户籍，而是将逃户应承担的役税分摊给没有逃亡的农户，“令近亲邻保代输”，加剧了逃亡现象的发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从兵役制度看，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是府兵制，这是一种义务兵制，授田户按规定出丁，农闲时训练， 战时从军打仗，兵员自备资粮、衣食， 实现了兵农合一、寓兵于农，极大降低了国家军费方面的支出。均田制瓦解后，府兵制失去了合理性和操作可能，国家不得不改行募兵制，士卒成为一种职业，所有费用均由国家供给，不仅加大了国家的负担，而且导致长期统帅一支军队的将领，与属下士卒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将领拥兵自重。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 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改变了均田制下“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格局，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新赋税征收方式，以户税和地税代替租庸调制，其征收标准， 是以中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两税法”的实质是以对土地私有化的默认换取赋税征收总量的提升，虽然从财政收入角度看起到一定效果，但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的后果，一方面导致财富分配不均，拉大了贫富差距，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从而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另一方面，土地被大地主、地方豪强控制，削弱了中央集权，造成“强枝弱干”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朝虽然没有立即灭亡，但国运衰败，一直处在维持状态。纵观唐朝的历史，其最辉煌的时期恰是均田制执行较为顺利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均田制与唐朝的国运始终绑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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