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南宋治理疆域大为缩小，加上与北方的战事更为频繁和激烈，造成财政难以为继的局面。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南宋重启了在北宋就已经失败的纸币，使会子、钱引、关子等成为主币，又不尊重货币规律，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
纸币出“笼”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 金人攻陷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和皇室、大臣等3000余人，北宋灭亡。同年4月，宋徽宗的儿子赵构从济州南下，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继皇帝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政权。次年，金人大举南下，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过淮河、渡长江，最终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
南宋疆域较北宋大为缩小， 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和秦岭为界，东以淮河为界，不仅经济总量大为缩水，而且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更严重。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经济萎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财政收入锐减，“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虽然以后的南宋各代皇帝都想尽办法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但始终无法恢复到北宋超过一亿贯的财政峰值， 成为一个“穷财政”。
财政收入在减少，但支出却迅猛增加。为了与金、蒙古争战，南宋不得不养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 其数字逐年攀升，以宋高宗绍兴年间为例，“绍兴十二年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三十年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八人”。至第二任皇帝宋孝宗时，在籍兵员人数就已攀升到80万。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养兵成本高昂。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殿中侍御史吴芾指出：“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十之九。”朱熹也指出：“今日财赋岁出以千百巨万计，而养兵之费十居八九。”
从技术层面看，这样的财政体系已经崩溃了，靠传统增收节支的手段已难以为继。为此，有人想到通过币制改革的办法增加收入，但北宋末年滥铸“大钱”造成的恶果犹在昨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朝廷起初持慎重态度。不久，又有人建议借鉴北宋发行交子、钱引的做法发行纸币，并于绍兴六年（1136年）尝试发行交子。交子始创于北宋，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作为一项金融创新，交子有一定技术含量，但北宋未能遵循信用货币的规律，将交子变成“提款机”，导致失败。南宋重启交子，等于把这头难以驾驭的老虎从笼子里放出来，自然也引起激烈反对，绍兴六年的这次尝试只发行150万贯就终止了。
但发行纸币所带来的“好处” 一直诱惑着南宋君臣，而南渡后出现的“铜钱荒”以及铜材匮乏等也使民间对纸币有着巨大需求。在沉寂20多年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南宋成立会子务，发行新纸币会子，分1贯、2贯、3贯3种面值在东南各路流通。其后，南宋还发行过钱引、关子，加上初期试行的交子，至少发行过4种纸币，且发行量越来越大、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以会子为例，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仅发行了2400万贯，到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 就激增至6.5亿贯。再以钱引为例， 淳祐年间同样进入发行高峰，淳佑三年（1243年）之后的12年中共发行了12.6亿贯。北宋虽有交子、钱引，但币制结构仍以铜钱为主，纸币仅充当辅币；到南宋时纸币成了主币，铜钱、铁钱反倒成为辅币。
“称提”失效
交子最早出现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至会子出现已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期间人们对纸币的特性与规律也进行了许多理论探讨和实践，为防止“恶虎伤人”，也想出不少办法，如预备钞本、按界发行等。北宋末年，周行己提出交子之弊在于朝廷“不以钱收之”，导致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太多，要保证正常流通，须“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这种思想被称为“称提论”。
南宋发行会子前，参知政事沈该进一步提出：“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即官用钱自买， 方得无弊。”也就是朝廷在发行纸币前不仅要预备好充足的金属币等准备金，而且当纸币贬值时要用准备金对纸币进行回购，从而保持纸币的购买力。除货币回笼外，分界发行、限定每界发行量、界满以新换旧、可用纸币纳税等也都被视为“称提”的重要措施。
因为金属币不足，之后又出现“阴助称提”，也就是用各种实物及茶盐钞引、官诏度牒等来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达到纸币总量平衡。比如，宋高宗曾下诏：“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宋孝宗曾下诏：“将请算茶、盐、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 自后每界收换如之。”
应该说，措施还是不少的，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但实施的效果却不佳。主要原因是“称提”产生的有限效力远远跟不上纸币发行的速度，一些“称提”措施逐渐难以为继。如按界发行、3年一界、界满兑换的措施，执行一段时间后就因为回购能力不足而无法将上一界纸币收回销毁，造成各界纸币混用的情况。后来有人想出用新一界纸币折换上一界，但又不能保证1：1折换，而是1:2甚至1：5，严重打击了纸币的信誉，加剧了纸币的贬值。
南宋末年贾似道当国，面对“称提无策”的局面，又提出发行关子。宋高宗时在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屯兵，因水路不通，运钱不方便，就在婺州发行关子，凭关子可在杭州等地兑换现钱或茶、盐、香货钞引，每1000钱贴水10钱，相当于手续费。贾似道发行的关子则不同，是完全按照会子的方式发行的，是以一种纸币代替另一种纸币，结果未能挽回纸币的信誉，反而进一步增加了纸币总量。
王朝崩溃
会子、钱引、关子等几头失控的“猛虎”横冲直撞，打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最直观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北宋中期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在一封书信中说：“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那时一石米的价格约在300至400文之间，这个水平徘徊了很长时间。到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 米价已大涨到每石10贯，淮南地区达20贯；端平元年（1234年），每石米涨到60至70贯；嘉熙元年（1237 年），每石米涨到180贯。
购买力下降，造成会子等纸币严重贬值。嘉熙四年（1240年）南宋第18 界会子发行时，每贯在市面上的实际价值已经在200文以下了， 到这界会子废止时仅值50文。每贯本应为1000文，但宋代“以七十七钱为百”，所以每贯的面值实为770文， 此时会子残值已只剩下6.49%。时人方回在《论贾似道十罪可斩书》中称： “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屦。”
物价狂涨，纸币贬值，纸币的信誉越来越差，在民间逐渐不受欢迎。南宋大臣李曾伯在《可斋续稿》中指出：“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拿着会子、钱引等纸币甚至买不到东西，《宋史·黄畴若传》记载：“自军兴费广，朝廷给会子数多，至是折阅日甚。朝论颇严称提， 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 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
北宋时发明了纸币，效果并不好，南宋的统治者对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南宋文学家洪迈在 《容斋三笔》中讲道，宋孝宗对会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实十分清楚，曾说：“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启纸币、甚至还患了“纸币依赖症”呢？
原因恐怕还是在恶化的形势上。军事失利造成经济衰退，被军事投入和经济衰退所挤压，财政入不敷出，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和财政上的困境，只好再次将发行纸币当成解决问题的手段。
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应当以方便交易、减少交易成本为发行目的，而不是增加收入。南宋的“纸币改革”表面看解决了一时之需， 却使问题一步步复杂化、恶化，最终发展到推行任何措施都无法走出困境的程度。这种饮鸩止渴、抱薪救火的做法，正是导致南宋灭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