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马玉荣
今年上半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据海关统计， 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2.09万亿元， 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 对欧盟进出口1.99万亿元，下降1.8%； 对美国进出口1.64万亿元，下降6.6%。此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4.2万亿元，微降0.9%，降幅比整体低2.3个百分点。从中美经贸摩擦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大变局进入加速期。在这一变局中，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在日益加强。
新变化：东盟跃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我国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赵晋平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说，事实上，2019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其占整个出口的比重也在下降。疫情发生之后，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中国对美出口额以及出口份额下降趋势进一步加大。今年1~5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个出口份额又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然而，中国和东盟之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对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的出口和进口，反而实现了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出口1.15万亿元，增长3.4%；进口9385.7亿元， 增长8.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分析主要原因是：
一是电子制造产业联系紧密， 带动相关产品进出口大幅增长。作为全球电子制造产业链的一部分， 我国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产业联系密切，相关产品如集成电路等进出口规模不断攀升。今年上半年，我国自东盟进口集成电路2268.1亿元，增长23.8%，占自东盟进口总值的24.2%；对东盟出口集成电路896.8亿元，增长29.1%，占对东盟出口总值的7.8%。集成电路进出口贸易活跃，拉动我国与东盟贸易增长3.2个百分点。
二是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进出口稳步增长，拉动我国对东盟贸易整体增长5.7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 我国与越南进出口增长18.1%，进出口规模位列东盟各国首位，增速高出与东盟整体贸易增速12.5个百分点。我国与泰国进出口增长9.2%，对越南、泰国进出口增长合计拉动我国与东盟贸易增长5.7个百分点。
三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议定书》对所有协定成员全面生效，在原产地规则、贸易通关协定、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等方面都降低了门槛，进一步释放了自贸区红利，也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东盟农产品进出口1370.5亿元，同比增长13.2%，拉动与东盟贸易增长0.8个百分点。
对此，赵晋平解释，中国和东盟之间坚持加强合作，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合作日益加深，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协商推进双边的制度性合作，比如就签署自贸协定展开研究和谈判。2000年开始正式提出中国和东盟之间要就签署自贸协定进行可行性研究，2004年基本达成一致意见。2010年，中国和东盟之间第一轮谈判所形成的自贸协定生效，并且全面实行。按照这样一种制度性合作的结果，双边绝大多数商品相互进口都是零关税。显然不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目前的背景来看，这种双边的自贸关系对于稳定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升级版谈判正式结束，随即签署了升级版的中国和东盟自贸协定，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建立以后， 第一，有很多东盟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比如泰国大米、越南火龙果、菲律宾香蕉等；第二，中国给东盟国家带来机会的同时，也促进了我们自己的消费升级。
白明还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地理连接越来越紧密，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老挝和中国合作建设中老铁路。又比如新“泛亚铁路”构想，修建由中国昆明经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国际铁路。还有印尼的雅万高铁（雅加达到万隆），在疫情期间还在积极推进，没有停工。毋庸置疑，基础设施连通转化为贸易畅通。例如，原来海运要10天左右，现在可能夕发朝至，新鲜水果当天就能摆上市场， 给东盟国家带来很多机会。
因此，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支撑，这个制度基础就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自贸协定，将会为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奠定一个牢固的制度基础。
此外，中国和东盟加速探索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经济合作日益密切。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这是中国和东盟继创新年、媒体交流年等活动之后，双方又一重要促进合作的安排。
新动向：产业链向东盟转移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外贸企业如履薄冰，主要是因为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发生了改变。
事实上，产业链供应链危机不仅是对外贸企业生死存亡的考验，也是对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广西的挑战。对此，广西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复工复产稳供应链。广西将以汽车、机械、电子信息、高端金属新材料、高端绿色家居、生物医药六大产业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徐长春对《中国发展观察》说，就像国际贸易史上的其他时段一样，当前全球各地区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与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层面多边贸易体制功能发挥情况呈现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即WTO 功能发挥较差的时候，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在全球变局影响下，中国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
对此，赵晋平指出，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推出一系列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其用意主要是打乱全球已经形成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特别是阻挠中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相对分工合理的架构，核心的零部件和重要的装备设备主要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生产，中国通过进口这些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把跨国公司的零部件经过加工组装以后形成终端产品，最终还是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由此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的一种产业分工结果。但是目前美国要打破这样一个进程，特别是想遏制中国输美产品的持续增长，以减少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在这种背景下，实际上对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模式，比如从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口设备和零部件，经过加工组装以后出口到日本、美国，由于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终市场的去向受到严重阻碍。在这种背景下，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必须进行调整。于是就有许多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及周边一些国家投资，把中下游的一些生产环节转移到这些国家，而一些核心的环节还留在国内。通过把核心零部件设备出口到越南等东盟国家，然后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加工组装成成品之后，再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就可以避免美国对中国产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形成。赵晋平说，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但是中国对东盟出口明显上升，东盟对美国出口也明显上升，换句话说，实际上发生了一个所谓市场转移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产业链调整出现的一个新动向。尤其2019 年以来，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明显上升，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适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的需要。这次疫情冲击使得这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进一步加剧。
从当前数据来看，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还在继续下降。实际上美国来自东盟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进口在增加，虽然这些产品是在越南以及其他东盟国家组装，但很多是由中国企业投资所加工组装的产品。从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的推手来看，实际上中国企业还是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是，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走出去”在海外进行投资布局， 特别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投资布局，把中下游的一些生产环节转移到这些国家，通过在当地加工组装产品， 最终进入发达国家，从而回避美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另外，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要素成本上升压力，实际上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定意义上竞争优势已经在逐步降低，通过这种转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充分地整合和利用周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优势，降低中国制造的成本，提升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乃至全球市场的份额。
因此，从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角度来说，由于大量中国企业到这些地方投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资企业做支撑的，这有利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今后，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可能是长期战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是非常严峻的，中国需要采取对周边国家加强投资和贸易合作的方式， 建立一个以地区生产网络为依托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这样有助于实现中国企业在全球继续保持较高的国际竞争优势，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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