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位23年，开创了“贞观之治”，并为随后“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根基。在李世民的治国智慧中有一条十分突出，那就是他对历史的重视和对历史经验的借鉴。
重史修史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 2 1 年） ， 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有功，李渊为奖赏战功，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 准许其开设天策府， 置官署。李世民于是开设了文学馆， 网罗一批当时的英才大儒，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一律配享五品俸禄，食有鱼、出有车。李世民与这些学士们经常讨论经史子集， 其中与虞世南讨论历史问题最多。《旧唐书· 虞世南传》记载：“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李世民曾对侍臣说： “ 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 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后来，虞世南将与李世民所讨论的历史问题整理成书，即五卷本的《帝王略论》。该书以“公子曰”“先生曰”的问答形式表述了二人讨论历代帝王事迹及其得失情况， 上迄传说中的炎黄时期，下至隋朝灭亡，评论对象自夏禹至隋文帝，有叙有论，堪称一部“帝王通史”，显示出李世民对历史问题的重视和自身历史知识的广博。
李世民认为通过读史可以了解古代历史的面貌， 从而在历史经验或教训中得到启示和警示。《旧唐书· 邓世隆传》记载， 李世民早年“ 以武功定海内， 栉风沐雨， 不暇于诗书” ， 后来事业稳定下来， 于是“ 进引忠良， 锐精思政” ， 平常“ 于听览之暇， 留情文史” 。李世民当皇帝后每天日理万机， 但他总是“ 遂因暇日， 详观典府， 考龟文于羲载， 辨鸟册于轩年” 。李世民强调， 通过阅读史籍不仅可以“ 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还可以“ 发挥文字之本， 导达书契之源”，甚至感叹：“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李世民的史学观继承了《易经》提出的“彰往而察来” 、《战国策》提出的“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 他认为应该大量地阅读史书， 同时还应该如实地书写历史，还历史以本源。
唐代之前，历代已普遍设立史官，唐因隋制，设有史馆，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主要职责是按成例撰修前朝史。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下诏将史馆改隶于门下省，办公地点移于禁中。在唐朝，门下省秉军国要政，掌制令决策，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禁中为皇帝所居之地，不仅在宫内，且是宫中的“禁地”。《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的史馆编制颇大：设监修国史1人，一般由宰相兼任；史馆修撰4人，由朝官兼任；直馆若干人；楷书手25人；典书4人；亭长2人；掌固6人；装满直1人；熟纸匠6人。史官的选拔很严格，不仅要求“言论慷慨，冠乎终古”， 而且要“文藻宏丽，独步当时”， 同时具备史学家与文学家的素养。史馆人员待遇优厚，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记述：“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鸞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那时在史馆工作“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 实一时之美事”。
史馆组建后，工作重点之一是修撰前代史。史馆成立的当年， 李世民便命姚思廉主修《梁书》《陈书》，之后命李百药主修《北齐书》，命令狐德棻、岑文本主修《周书》，又命魏征、颜师古、孔颖达主修《隋书》，上述修史工作由魏征任总监。贞观十八年， 李世民对已有各种版本的《晋书》感到不满意，又令房玄龄等人重修《晋书》。于是，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投入到修撰各代史书的浩大工程中。期间，李世民不仅经常过问进展情况，解决修史中遇到的困难，还亲自参与了具体工作，亲笔撰写了《晋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中的史论部分。上述史著陆续修成，李世民下诏褒奖，对修史有功的大臣分别给予晋级、班赐的奖赏。李世民还诏令，将各史著副本分赐皇太子及诸王， 命他们认真学习，从史书中学习政治经验。《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成为日后“ 二十四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李延寿所著《南史》《北史》也完成于这一时期，虽名为私撰，但也是在史馆支持下完成的。“二十四史”中有多达三分之一的部分成书于贞观年代， 成为史学佳话。
一些参与修史的大臣，还以修史中的收获和心得著述了一批史学著作，如魏征的《诸王善恶录》、虞世南的《帝王略论》、高士廉等人的《氏族志》、李泰等人的《括地志》等， 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也产生于这一时期。贞观作为年代标记，长度只不过短短的23年，但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贡献却十分巨大，后世称为“贞观史学”。“贞观史学” 之所以如此蔚为壮观，与李世民对历史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汲取教训
李世民重视读史、修史，目的不只是为了创造一门学科的繁荣， 而是要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服务。李世民在给大臣们的诏书中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他对秦始皇、隋炀帝等人的历史观持批评态度，认为：“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而他自己的历史观是：“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李世民曾与侍臣们讨论过周朝国祚为何很长而秦朝为何很短， “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他认为“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 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李世民因此得出结论： “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而他每想到周朝、秦朝的这些往事“常恐不逮”，认为秦始皇平六国、富有四海，然而既骄且逸、一朝而败， “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李世民对晋朝的历史更为偏爱，不仅因为李世民的父亲李渊起兵于晋阳，更因为晋朝也是在结束了一段分裂割据历史后建立的统一王朝，情况与唐朝较为相似。李世民亲自为《晋书》撰写部分史论，集中表达了他对晋朝历史的看法。在《晋书·宣帝纪》的史论中，他一反时人对司马懿的微词，给予司马懿高度评价，认为司马懿对国家统一有重要贡献。在《晋书·武帝纪》的史论中，李世民一方面肯定了晋武帝司马炎执政初期“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的正确做法，另一方面对司马炎后期的“骄泰之心”进行了批评，对“八王之乱”的成因进行了剖析，总结出“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的历史教训。
李世民对隋朝灭亡的过程更有着亲身体会，他认为隋朝虽灭亡于隋炀帝，但隋文帝也负有很大责任。他对隋文帝的评价是“性至察而心不明”，认为隋文帝“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对于隋炀帝后期的暴政暴行，李世民也给予了大力批判，认为“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他心中产生了深深震撼，他感叹说：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这句话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意，感情色彩更为深沉和强烈，清代学者赵翼评论说“惟见之深，故惧之切”。
开创盛世
晋朝建立后，不仅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而且在晋武帝的领导下，各项事业一度蒸蒸日上，天下康宁，家给人足，牛马遍野，呈现出升平景象，史称“太康之治”； 隋朝建立后，政治、经济、文化一度全面发展，开运河、修驰道、筑长城，万国来朝，史称“开皇之治”。但是，从灭孙吴、统一全国到被迫南迁，西晋的统一局面只存在3 7 年； 隋朝从建国到灭亡， 只存在了3 8 年。唐朝是像它们一样成为划过历史天幕中的一颗流星，还是能长久地、耀眼地绽放，成为一片璀璨星河？ 李世民心中思考最多的大概就是这个问题。《贞观政要》记载， 李世民曾对魏征说“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 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类似的话李世民也与其他多位大臣说过，体现出他对实现唐朝基业长盛不衰的渴望。
按照董仲舒等人的历史发展观，各朝代是在“一治一乱”中循环交替进行的，即“天之道，终而复始”，具体来说就是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往复。这种历史循环论是消极的，按照这样的理论，唐朝似乎只能重蹈之前晋、隋两朝的命运。李世民不相信这样的历史观， 他更相信韩非子所说的“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贞观政要》记载， 魏征曾向李世民建议“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李世民深表赞同，认为今必胜于古，只要努力一定能“超乎古人”。
在汲取前代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李世民十分重视民生问题，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措施，努力减轻百姓负担，还奖励垦殖,“使百姓尽力农桑”，一些农户没有耕牛、种子，朝廷发现后立即出台具体扶助措施，除提供有关生产资料外，还规定遇灾荒之年可按灾情轻重减免赋税课役，具体规定是，灾荒造成的损失达到40% 时“ 免租” ， 达到6 0 % 时再“ 免调”，达到70%时“课役俱免”。李世民在位时期，赋税徭役较隋朝大为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方面较为节制，还注意不夺农时，如贞观五年皇太子将行冠礼，有关部门报告说“宜用二月为吉”，但他考虑到农历二月正是春耕农忙季节，“恐妨农事”，于是下令改在十月农闲时举行。
李世民认为“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他要求从自己以及身边的大臣们做起，君臣都要勤于政事、谨严自律、躬行节俭、杜绝骄纵，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针对王公贵族生活奢侈的现象，李世民下诏：“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他本人生活节俭，曾遣散宫女3000多人，还下令免四方珍贡。贞观六年，李世民计划去泰山封禅，魏征反对这样做，认为其徒崇虚名而国家实受其害。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意见，放弃去泰山封禅的计划。
在选人用人上，李世民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欲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但他同时更强调人才在精不在多，认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按照“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他曾一次性将朝廷直属各机构的官员由2000多人精简至700多人，机构和人员精简后，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唐朝是在扫平隋末各割据势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长年战乱，开国之初经济一片凋敝。《贞观政要》记载，当时“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京师长安以及河南、陇右等地“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洛阳以东直至沿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经过李世民的治理，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人口数量增长，商业逐渐繁荣，物价下降， 社会稳定。唐朝国力也不断增加，漠南、漠北、西域、青海纳入统治之下，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均表示臣服，共推李世民为“天可汗”，筑“朝天可汗道” 向唐朝进贡。
李世民在位23年，带领一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国家创造出了“贞观之治”，并为随后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根基。“贞观之治”是多种原因综合而形成的，但其中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李世民对历史经验的重视与借鉴，他强调“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知得失”，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