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在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西晋和东晋都显得有些特别，它们建立政权后并没有推出新的、统一的货币，仍使用前代发行的各种“旧钱”，甚至还提出过“废钱”之议，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统治者不懂金融或者“太懒”吗？
不铸新钱
在中国古代，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重新整合各项政策、律令，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都会在汲取前代衰亡教训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调整。具体到金融方面，各个新的王朝一般也会推出自己的政策，包括统一货币体系、设计或铸造“新钱”以代替旧有货币等，这不仅是新王朝权威的体现，更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但晋朝有些特殊，无论西晋还是东晋，都没有这方面的措施。《晋书·食货志》称“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还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 此外，《通典》也说东晋“用孙氏赤乌旧钱”。也就是说，西晋建立后主要使用的货币是曹魏时期及之前的五铢钱，东晋南渡后则主要使用“孙氏旧钱”，即孙吴时期铸制的钱币。
不仅史书记载如此，从考古发现看也大体是这样的。经过对两晋时期众多墓葬出土钱币情况进行的统计，可以发现这些钱币中最早的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等，但总量不多，最多的是汉代的五铢钱以及王莽时期、三国时期在五铢钱基础上发行的货币，这一部分大约能占到出土的同期钱币总量的95%以上，而晋朝发行的“新钱”则几乎没有。
在文学作品中时常提到两晋时期的钱币，唐代诗人王建有诗： “素奈花开西子面，绿榆枝散沈郎钱。”李贺也写过“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还有李商隐写的“谢家轻絮沈郎钱”，说的都是“沈郎钱”，一般认为这是东晋大将军王敦手下参军沈充所铸的钱币，这种钱币考古发现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说明这并不是官方发行的全面流通货币，而属于地方势力的私铸。“沈郎钱”之所以被后代诗人们频频提及，主要因为这种钱币又轻又小，使它成了众人揶揄的对象。
从总体上看，两晋官方没有推出统一的、流通全国的新货币，商品交换所依靠的主要是汉代以来各个时期发行的“旧钱”。从现代金融的视角看，铸币权不仅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还可以借此获得收益，即铸币税，两晋的统治者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主动放弃了这些呢？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晋朝的初建者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耽于声色，意志消沉”，缺乏雄才大略，安于“率循旧章”，很多政策都沿袭曹魏旧制，加上当时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社会上对发行新的货币没有迫切需求，所以“终晋一代没有铸造过铜钱”。
金融混乱
然而，由此带来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旧钱”铸造于不同时期，品目繁多，并不统一，给交换带来了麻烦。更为重要的是，汉代推行五铢钱时，其价值本来体现在自身的重量上，“五铢”既是重量也是它的“面值”，但在此后的战乱时代，以蜀汉、孙吴为代表的割据政权出于化解经济危机的需要， 陆续推出了许多“面值”与重量不相匹配的钱币，如蜀汉的“直百五铢”及孙吴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这类货币上铸着官方规定的“面值”，在当时也是以所标示的面值来使用的，如“直百五铢”就是1枚当100枚铜钱花，而“大泉当千”是1枚当1000枚铜钱花，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金融现象， 这些名实不符的“大钱”进入晋朝后该怎么处理呢？
显然，按照它们所标示的“面值”来流通是不合理的，百姓也不会接受，如“大泉当千”，尽管铸造时它比五铢钱又大又重，但尚不至于比五铢钱重1000倍，经过对考古发现进行统计分析，1枚“大泉当千”约相当于7枚五铢钱，站在公平的立场，晋朝流行的“大泉当千”既不能当1000枚五铢钱使用，也不应该只当1枚铜钱使用，合理的“比价” 应该相当于7枚五铢钱，也就是不按“面值”而按其实际重量进行交换。
事实上，这些钱币在晋朝的流通情况也的确如此。《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百姓把各种杂乱不一的钱币分成几类，“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就是按重量进行区分的，“大泉当千”被列为所谓的“比轮钱”。《晋书·食货志》还记载，“广州夷人宝贵铜鼓， 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这里说的是，南方一些少数部族需要铸造铜鼓，他们喜欢收购北方的“比轮钱”拿回去铸鼓，原因就是这种钱在市场上是按重量交易的，与五铢钱比较的话，显得更划算一些。
本来，五铢钱最大的优势是使货币标准更加统一，人们通过“面值”进行交易即可，不必再去称重，但现在由于币制的混乱，人们又不得不重回货币称重交易的时代。不过，这还只是两晋时期不铸新钱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旧钱”总是有限的，随着将钱币回炉铸成铜鼓或将钱币陪葬等现象越来越多， 加上铜钱在使用中的自然损耗， 人们很快发现市场流通中的钱币越来越不够用了，即《晋书》所称“钱既不多，由是稍贵”，钱币变得越来越增值，越来越稀有，出现了所谓的“钱荒”。
利益之争
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钱荒”问题，除两晋时期外，唐朝中期和宋朝也都出现过，但后面这两次“钱荒”主要是经济发展速度太快，铸造的新钱满足不了需要所造成的，两晋时期的“钱荒”则完全是人为的，也是可以避免的。
只使用“旧钱”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出现，且越来越严重，总要寻求解决之道，但两晋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应该尽快统一货币、增加货币投放量以满足商品交换的需求，而竟然想到的是废除钱币，重回“物物交换”的时代。《晋书·食货志》记载：“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持此论者还找到了依据： “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
在曹魏时期，一度也曾废除过五铢钱，改用谷物、帛作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阶段。但是，曹魏当年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推行此策的，当时蜀汉、孙吴相继推出“大钱”，等于打起了“货币战”，曹魏不想步其后尘， 但五铢钱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这才短暂“废钱”而改用谷帛，待经济条件稍稍好转后又立即恢复了五铢钱。无视今昔不同的经济环境， 希望用货币政策倒退的方式解决遇到的新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
对于“废钱”之议，大臣孔琳之等人坚决反对，孔琳之指出“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 他强调“致富之道，实假于钱”， 离开了“钱”作为中介，经济发展便会受到阻碍。同时，孔琳之还认为如果“废钱”，不仅会出现“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的问题，而且“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孔琳之的结论是“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最终，在这场“废钱之争”中孔琳之等人取得了胜利，“朝议多同琳之”。然而，这仅是继续维持原有状态而已，没有解决已经出现的“钱荒”“钱贵”等问题，货币政策依然严重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是不是两晋时期的统治者毫无金融常识以至于在金融方面失去了应有的作为呢？问题也许没这么简单。
两晋时期是中国古代门阀制度最兴盛的阶段，其特点是世家大族进一步兴起，他们在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同时占据着经济方面的优势。两晋实行租调制，普通百姓手中的钱通过赋税方式一部分回笼到朝廷， 再通过食邑、俸禄等流转到王公大臣等贵族阶层手中，晋朝皇帝的赏赐也十分惊人，从史书记载看，两晋时期皇帝频频赏赐大臣，一出手动不动就数十万钱。货币以这种模式投放和回笼，造成钱币越来越向世家大族手中集中，不铸新钱也许不是因为没有眼光或者“太懒”，而是维护一部分人现实利益的需要，因为在钱币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钱贵”将是总体趋势，意味着世家大族手中的财富可以进一步增值。
提到晋朝，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个“斗富”的故事，在制造石崇、王恺等“富可敌国”的大家族过程中，不恰当的货币政策也充当了幕后推手。不过，桓玄也是门阀中的一员，他为什么会提出“废钱”呢？这与桓玄当时的处境有关。桓玄是东晋大司马桓温之子，历史上著名的权臣，提出“废钱”正值他将建立桓楚政权的前夕， 作为控制东晋实权的新兴世族，桓玄想以“废钱”作手段，从经济上打击其他世家大族，由于牵涉的利益太多而遭到了广泛反对，使这件事不了了之。
所以，这场“废钱之钱”的背后其实是门阀斗争，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双方并没有本质区别。争来争去，仍然没有人真正认识到问题之所在，更没有拿出切实的办法解决问题。两晋时期，滞后的金融、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它使经济发展受到了不必要的制约，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制造出新的社会矛盾。大一统的西晋王朝只存在了51年，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国祚也未到百年，它们都没能创造出盛世辉煌，在造成它们短命的众多原因中，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也值得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