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瑞庭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艰难重构期，准确研判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走势对于提高我国博弈主动性、增加我国议价筹码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美国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相互叠加等因素，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对我国重新升级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有所下降，与我国达成和解协议的内部驱动力持续增强。但由于美国与我国在“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内涵认知上存在巨大分歧，且美国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优先领域、方式方法、时间表路线图等并不完全认同，再加上全方位遏制打压我国已是共和、民主两党 “政治正确”的表现，故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并为2020年大选捞取资本，除贸易领域外，特朗普在技术合作、直接投资、人员交流、涉台涉藏南海、宗教舆论等议题上对我国的正面围堵施压并不会减弱， 相反还有可能更加强化，对此我们须有清醒认识。下一步，宜继续保持危机意识，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把困难挑战估计得严重一些，把问题预想得复杂一些， 把措施安排得周密一些，确保改革开放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对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内政治经济动向的基本判断
基于美国政党运行、经济实践、战略调整以及外交安排等最新情况，对其政治经济新动向形成如下六方面判断：
一是美国2020年大选拉开序幕， “分裂”国会掀开两党政治“遮羞布”。从政治周期来看，今年是2020年美总统大选的启动之年，也是各路候选人争取选民、创造政绩的必争之年。1月，民主党已正式接管众议院，美国重回政府“分治” 状态，特朗普个人权力扩张受到较大程度抑制，并大大挤压了共和党内政外交政策的运筹空间，未来两党在医保、税收、基建、移民等议题上的分歧将更加严重，特朗普曾引以为豪的“税改2.0版框架”和“1.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势必会继续搁置。可以预期，在“分裂”国会格局下，两党势力更为均衡、角力更为激烈，为顺利博得连任，特朗普将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来应对通俄门、情色门、逃税门等各项来自民主党的监督指控。
二是美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十年美股牛市将正式终结。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并未带来制造业基础的持续巩固，若2019年美联储未能灵活把握好货币政策的方向和着力点，其蕴含的泡沫破灭风险极有可能通过利率、汇率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等渠道对金融市场造成剧烈冲击。同时，美国若未对房地产市场趋冷蕴含的流动性风险及政府、企业、居民高杠杆率内生的信用风险及时加以有效防范和应对，一旦悲观预期强化，极有可能爆发“明斯基时刻”。虽然刚公布的2018年12月数据仍显示美国经济“一片大好”，但与市场周期性规律密切相关的国债收益率等多项重要指标已发生根本背离。机构与智库普遍预计，2020年前后美国经济将出现一轮衰退，届时美股十年牛市也将正式结束。
三是美墨加协定预计在国会受阻，与欧日等国自贸协定谈判也将减速。虽然在2018年12月的G20峰会上，美墨加三国领导人已签署新的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即美墨加协定），但根据流程，协定若要正式生效还必须提交三国立法机构批准通过。鉴于当前美国民主党不少议员对上述协定中的劳工和执法条款持反对态度， 认为其文本内容缺乏对产业工人和生态环境的针对性保护，特朗普要想在2019年推动协定顺利“过会” 的门槛已大大提高。此外，美欧、美日新一轮贸易谈判也会在今年再次开启，但要解决汽车等重点产业的“多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显然不可能如特朗普所言般简单， 外加不断加剧的双边贸易额失衡现实，在短期内达成更为广泛自贸协定的概率相对较小。
四是美国或单独提出WTO改革方案，不排除迫于民主党压力重新开启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美欧日曾在2018年11月联合提交一份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方案， 但三国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面的诉求并未取得一致，未来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单独提出美版的WTO改革方案，将上诉机构程序、诉讼程序时限、成员国内法审查等内容进行“捆绑”，若无法得到其他主要成员体认同，美国甚至有可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排除民主党干扰，继而启动退出WTO程序。CPTPP已于去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按计划约有90%贸易产品的关税将得到削减，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已于2017年初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制造业和农业不仅没有享受到CPTPP带来的关税优势，相反却因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而损失巨大，故未来不排除特朗普政府迫于民主党压力重返CPTPP的可能性。
五是美国最严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正式实施，核心前沿技术对外封锁全面升级。美国商务部在2018 年11月曾出台一份拟进行政府管制的14项“具有代表性新兴技术” 清单，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机器人、3D打印、先进材料等当今世界的高端核心技术均在列。根据计划，今年特朗普政府将基于公众的评议结果，制定出最终且详细的出口管制方案。最新消息披露，正式的技术管制清单在原先14大类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将涵盖当今美国科技界领先的所有核心基础前沿技术，同时如苹果等高科技公司的语音助手、人脸识别等先进适用技术装备也均在管控之内。
六是美国对我国战略重心再次发生转移，涉台、涉藏、南海问题重新成为打压遏制我国的三大抓手。考虑美国国内经济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局以及我国对其反制已产生的严重后果，在2020年大选临近之际，特朗普对我国战略施压重心将会由传统“贸易关税问题”转向更加容易取悦选民的台湾、西藏、南海等敏感问题，极有可能借“西藏旅行对等法”“亚太再保证倡议法案”“南海自由航行行动”等在国际上制造混乱、煽风点火，妄图陷我国于全面不利的境地，进而胁迫我国在重大问题上对其妥协和让步，对此，我国须做好提前谋划。
对我国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
总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对我国挑战大于机遇，将使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比2018年更严峻、困难比2018年更大、风险比2018年更多，若应对不力，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不确定性。
一是整体就业压力可能更加严峻。一旦美国国内经济正式出现衰退，将使我国外部市场需求更加萎靡，一些潜在的隐性失业可能转化为显性失业，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甚至会出现规模性失业的风险，其中农民工、大学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压力最大。
二是金融市场动荡可能更加频繁。虽然美股与A股并未融通，但投资者极易受到悲观情绪拖累， 一旦美股进入技术性熊市，市场避险需求上升，A股股价势必也将再次出现非理性的下跌。同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势必导致全球资本流向逆转，届时我国也将面临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巨大压力。
三是外资引进难度可能更加增大。美国若重新考虑加入CPTPP， 将使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发生重大逆转，导致制造业整体迁移， 外向型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可能逐步将投资和生产布局调整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引进外资企业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四是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可能更加艰巨。一旦2019年美国新兴高科技管制清单正式实施，将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带来重大冲击， 部分重点企业“卡脖子”风险上升，甚至面临“休克”危机，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发展进程。
五是经贸新规则构建可能更加困难。美国试图通过原产地规则、当地成分要求、劳动工资标准、优惠关税和数量准入等措施来重新整合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分工模式，一旦其将美墨加自贸协定的相关上述条款在国际上进行成功“推销”，未来被复制到其他区域或者国别的双边协定，将会对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造成严重干扰。
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局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急遽变化的背景下， 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继续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排除干扰，立足国内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不利条件，有章有法、进退自如，按照中央既定方针，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短期仍须以“六稳”为牵引，继续强化政策预研储备，加快启动实施“三个一批”，即推出一批重大创新工程、出台一批重大改革方案、实施一批重大开放措施，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确保未来两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