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十九大报告继续锁定对外开放选项，在逆全球化思潮涌起背景下，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站在更高水平与起点，锚定开放不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从“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样的转变反映出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哪些新特点和新变化？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又对我国对外开放领域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迈向新时代，开放的中国将以怎样的胸怀和姿态拥抱世界？
十九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近日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仍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治理处在加速变革期，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靠创新和结构升级来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转换阶段。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阶段、新目标，对我国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我们应主动适应新要求，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促进我国创新发展。同时，主动适应我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变化，与国际社会真正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塑造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中加快推进国际竞争力的升级。
全面开放格局之“新”
中国发展观察：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从“加快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种转变反映了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哪些新特点和新变化？
隆国强：首先，反映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今，全球经济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与以往相比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一是世界经济仍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深度调整期。不同国家在恢复进程中的进展不一。总体来看，与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繁荣期有着巨大差别。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全球贸易和投资出现明显停滞。全球跨境资金的流动从危机之初流出发达经济体到后来的流入发达经济体，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发生波动，初级商品价格从过去的高价格回落至中低水平，使得资源出口型经济体普遍受挫，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回落。实体经济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化，因此出现了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之声和贸易保护主义举措等。
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处在加速变革期。要想走出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低迷状况，从根本上看，要依靠两个新引擎：第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当前我们正面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难得机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政府都在积极制定政策举措及振兴战略，以期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 使自身能够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竞争中夺得制高点。我国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行动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如此，技术进步的浪潮加上各国政府的推动，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有利于让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接续。第二，改革。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深谙改革之重要性，但由于利益集团的束缚等因素限制，使得改革在落实层面很艰难。而这里指的改革， 既包括国内的改革，也包括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国内层面，应重点致力于如何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面，应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再进一步。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是从各自优势和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来推动改革。比如美国，一方面抱怨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进而提出所谓的“公平贸易”“美国优先”等经贸政策；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打开别国市场。如此，世界各国都希望通过自身的优势部门来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而对自身相对较弱的部门，各国则希望自由化的脚步不要走得太快。
经济全球化这套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在“二战”后逐步深化形成的。当今的全球贸易投资体制，对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通过贸易和投资的跨境发展促进各国经济繁荣是起到了正向作用的。但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在“切蛋糕”层面体现出的包容性还远不够。过去，包容性的缺乏多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即发展中国家受益较少，发达国家受益较多。近年来，包容性的缺乏还体现为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分配不均。事实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总体是受益较多的。以美国为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优势部门，如大型跨国公司、金融部门（如华尔街）、有竞争力的文化部门（如好莱坞） 等受益较多；而劳动密集型部门、传统制造部门等相对劣势部门则获益较少。这些部门因受到来自外部竞争与技术进步竞争的双重压力而出现产业空洞化。因此演变成了其国家内部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争议。以往，在全球化中受益的群体，恰恰也是在美国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强势部门，他们掌握着舆论工具进而实施“自上而下”的传播；但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信息也可实现自下而上的传播。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将自身观点抒发出来。在情绪化的相互感染下，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群体认为自身是受害者，并将其不满完全归咎于全球化。在此情况下，这些人群通过发出的声音和形成的力量在选举中改变了选举结果，进而影响了美国的整体对外经贸政策。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加速变革。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改革这点是有着共识的，而对于到底应如何改、改成什么样则缺少共识。在各国难以达成共识的背景下，一些利益相接近的国家“抱团”形成了新的规则。TPP便是在此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其次，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随着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也随之改变。具体而言，一是我国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以及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力较以往大幅增加。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我国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力较之以往也大幅增加。而这种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得以合理运用，将有助于塑造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为我国创造更多新的机遇；如果运用得不好，将带来更多挑战。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如何与国际社会真正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在这点上，当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重要。也正是在此背景下，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二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转换。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让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得以参与全球竞争。放眼未来，今后继续依靠这种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来参与全球竞争将难以为继。当然，我国也有不少新的比较优势涌现出来。比如劳动力素质的优势、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国内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从需求侧来看，还有国内的大市场，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研发创新、品牌培育等都提供了新的条件。比较优势的转换，一方面迫使我国不断推动参与全球竞争能力的升级，同时也为我国竞争力升级带来了有利条件。
此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靠创新和结构升级来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转换阶段。新的发展阶段也对我国的经济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以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促进我国创新发展。诚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 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社会主要矛盾之“变”
中国发展观察：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我国对外开放领域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隆国强：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即供给侧要适应需求侧的变化。从需求侧来看，如今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新的需求，要求更高质量、更加安全、更加环保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对于民主、法治、美好环境的需求也在上升。今后，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一是要更好地适应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在对外开放领域，要求我们要用好全球资源，以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而言，应对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提供更高质量的、更好服务的、更加安全的产品（特别是食品），通过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让生产方式更加绿色、环保。
二是要适应我国生产结构升级的需要。老百姓的需求是最终需求，这种最终需求须通过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供给来实现。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更多立足于国内的供给。在开放领域，应利用好外部资源（资金、技术、人才）和外部市场，来加速我国生产方式的变革、产业结构的升级，让国内的生产者能够提供老百姓所需要的更高质量的、更加个性化的、更加绿色环保的产品和服务。
要特别强调的是，要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述背后的深意。今后，我国在开放领域，应特别注重如何去弥补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中的短板，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加速“补短板”。
中国发展观察：十九大报告将“一带一路”建设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作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工作来抓，这是一种怎样的考虑？
隆国强：从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至今，四年以来，“一带一路” 倡议已取得良好成效。作为一项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适应了如下几方面要求：
第一，“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一项重要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其所倡导的开放、合作、包容、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是国际社会所欢迎的， 有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二，“一带一路”有利于通过合作，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沿线国家希望通过合作，促进发展、促进和平、促进友谊的内在需要。正因此，“一带一路”提出的合作重点即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今后，诚如习总书记所言，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将“一带一路” 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第三，“一带一路”同样适应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中国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以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使中国企业得以顺利进行国际化的运作，为我国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开拓更多新市场，让人民币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通等等。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四年以来的实践可看到，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的增长速度迅速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既反映了国际社会的需要，又反映了中国的需要。同时， 也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 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时身为贡献者和参与者的重要作用。正因此， 十九大报告将“一带一路”建设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作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工作来抓。
自由贸易港与自贸试验区之“别”
中国发展观察：应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的重要意义？
隆国强：2013年开始，新一届政府宣布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赋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任务。从最初的上海一家，扩展至如今“1+3+7”的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领域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复制推广，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开放促改革” 的目标。在过去几年中，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确发挥了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截至目前，决策层已推出超过1500项改革举措。从中我们总结出的一项重要改革经验是， 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域一项重要的顶层设计， 而顶层设计的落地则需要在基层先行先试、积累经验。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发挥的正是这方面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下一步的改革攻坚期，仍将有更多更难的改革等待我们去突破。今后也将有更多改革攻坚的内容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广。
中国发展观察：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与既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具体有何区别？其是否是在自贸试验区基础上的升级？今后我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一步深化推进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有待提升？
隆国强：“自由贸易港”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我理解认为，自由贸易港是一种新的对外开放特殊经济区，通常是指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其可能会比现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加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将有助于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尚处在探索阶段，内地城市中尚无自由贸易港。
对于其未来将如何定位、实行什么样的开放体制和管理机制， 我认为，既可以在原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进行设置，使其更加开放、便利地开展跨境贸易投资活动，也可以另辟新地进行设置。以上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保税港区，再到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既有许多在原有基础上升级的成功经验，也有不少另起炉灶的经典案例。
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深化改革，国家层面每年都会推出很多新举措。今后，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在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层面，一方面，重点考虑如何在自由贸易区内变得更加自由和便利，通过 “三互大通关”，深化监管部门的合作。通过对标香港、新加坡等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如今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可谓波诡云谲，中国必须做到未雨绸缪。今后在商谈更多自由贸易区及多边协定时，对于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我国应如何加以应对等问题，也可在国内已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进行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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