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交媒体在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 电子竞技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体育和娱乐行业的格局。
  • 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提高制造业效率和安全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 远程医疗的普及使得医疗服务更加便捷,尤其是在偏远地区。
  • 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食品和生活方式受到更多关注。
  • 在线健身和虚拟健身课程在疫情期间迅速流行。
  • 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峻,成为全球性挑战。
  • 随着人口老龄化,健康科技和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
  • 在线健身课程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
  • 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成为国际议程的重中之重。
  • 教育公平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 社交媒体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引发对网络文化和心理健康的讨论。
  • 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食品和生活方式受到更多关注。
  • 随着太空探索的商业化,航天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 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正在推动传统汽车行业的转型。
  • 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峻,企业需要加强防御措施。
  •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行动。
  •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议题。
  • 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家居和自动化生活正在成为现实。
  • 远程办公的普及引发了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新思考。
  • 全球健康危机加速了医疗保健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 全球健康危机凸显了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和改革的必要性。
  • 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峻,企业需要加强防御措施。
  • 远程办公的普及引发了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新思考。
  • 新时代大国外交的使命与责任

    新时代大国外交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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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国学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这一方略,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连续性,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明确了方向。在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外交实践中,这一基本方略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不仅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拓展,也包括通过开展各种务实的国际合作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以及秉持自身的条件与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行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拓展

    众所周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提出的,是中国政府为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向世界发出的政策呼吁。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自此已经从最初的政策呼吁明确地上升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意志,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2015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首次对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解读,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等五个方面的努力。20171月,习主席在日内瓦的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再次深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先后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决议。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得到了联合国这个全球最大、最权威组织机构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广泛支持。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科技进步、信息发达的网络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离不开广泛的民意支持。因此,在今后中国的对外交往过程中,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维度;更加积极主动、坚持不懈地向全世界的国家、人民以及社会团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加注重打牢“民相亲”这一建立国家友好、良性互动、深度合作关系的社会根基,切实做到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

    开展更加务实的国际合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进程的行动目标和政治意愿,它向世界表达了我们“想做什么”这一总体目标问题。而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中国还有必要向世人阐明我们“能做什么” 以及“怎样做”等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和手段。实际上,自“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概念提出之日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政府就无时无刻不在用实际行动回答着这些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大国外交全面展开。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APEC会议、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一系列外交举措,其根本动因无一不是在探索、践行经济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与方法。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 截至目前,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涉及沿线66个国家,其中中国企业已在沿线的24个国家推进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入区企业达到3412家,上缴东道国税费累计22.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9 万余个就业岗位。而发起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是拥有77个正式成员。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亚投行的运营,已经使全球超过半数的国家参与其中,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因此它不可能半途而废,更不可能作为一个巨大的“国际玩笑”留给后人。而通过开展一系列务实的国际合作,将会让世界看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努力和诚意。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十九大报告才明确发出了“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的政治呼吁,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它预示着未来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必将是推动开展更加务实的国际合作。

    努力塑造新型国际关系

    所谓国际关系,简单说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单方面行为。然而,近现代以来的国际现实却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自19世纪开始,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就成为帝国崛起的根本;追逐霸权、实力对抗,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更是贯穿整个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始终;即便是“冷战”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霸权思想、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对抗、军事同盟依然在左右着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尽管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渴望世界和平、安心地从事生产和生活,但往往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军备竞赛、军事演习、局部冲突、代理人战争等这些有大国背后操纵的武力威胁与恐吓之下,不会存在“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更谈不上建立“相互尊重” 和“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

    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途径。十九大报告为我们今后如何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塑造什么样的新型国际关系也作出了明确指示,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报告对新型国际关系作出的最新阐释与以往的表述略有不同,就是在“合作共赢”基础上特意加了两个关键词,即“相互尊重”和“公平正义”,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同时也说明, 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并不会遵循“国强必霸”“恃强凌弱”这一历史套路,而是强调“相互尊重”;不会按照意识形态的异同来确定对手和盟友,而是强调“公平正义”;不会搞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自己的“后花园”,而是强调“合作共赢”。可见中国倡导的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是完全服从、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这是一种“范式上的革命”,其理论体系和思想均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源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当前,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恐怖主义、地区动荡等影响国际安全威胁因素日趋多样,粮食危机、能源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人类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更加突出。这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很多人对全球化不满,不仅发展中国家不满,甚至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此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者主要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广大的普通百姓。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在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成为最大受益者,不仅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经济体,还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来自中国的这些实践经验,无疑为今后的全球治理提供了诸多经验和启发。因为它让中国充分地认识到消除贫困是众望所归,也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治理的最根本的途径。而那些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不利于消除贫困,在国内经济、社会出现问题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扩大货币发行量、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等“封闭僵化”的老套路,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仅从未真正奏效, 还积累了更多的内外矛盾。

    很显然,以往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明显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全球治理从理念到机制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都将面临历史性调整与变革。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开始思考全球治理的道路设计和总体方案,其目标就是最终形成一个全球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十九大报告也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作出了明确阐释,即“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当然,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向世界提供崭新的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切实可行、标本兼治的措施和方案。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仍将弘扬和发展来自中国的智慧和理念,秉持近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继续投入到全新的全球治理的大潮之中。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领域,要推动变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使其切实反映与适应国际格局新变化、新趋势,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将本着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等原则,推动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 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危机治理方面,中国将秉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自身的条件优势,加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资源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其基本路径是,将从区域、次区域合作入手,通过经过区域合作的“先行先试”,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区域解决办法,再将区域方案的成功经验向全球范围推广。

    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

    应该看到,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是有诸多条件与优势的。尤其是在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中国不仅拥有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还具有地缘优势、幅员优势以及决策体制方面的优势。这些条件与优势,使得中国具备了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基本能力与资质。

    第一,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近14亿人口的经济体不仅能够为陷入经济危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市场容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第二,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在通信、铁路、高铁、公路、港口、机场、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都具有强大的物资、设备、技术方面的供给能力。

    第三,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和经济实力。这不仅可以在应对金融危机、防范经济及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帮助有关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灾后重建方面,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在当前全球面临经济危机、各国财政乏力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第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决策体制与机制,具有高效、务实的特点,在政策的实施上一向迅速、果断。

    第五,中国幅员辽阔,在抵御诸如经济危机、地质灾害、粮食安全等安全风险方面要远比中小国家强。而且中国向来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统,这使它不仅自身就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也具有向外部提供应急救援的人文关怀,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和期盼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从地缘上看,中国同14个国家陆路接壤,与8个国家海上相邻。而中国的周边国家向来是地质灾害、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近年来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很多大国也曾通过各种渠道向受灾国家提供帮助,但是在救援的时效性、便利性以及灾后重建方面都不及中国,很多国家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其国民都从内心发出感慨: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远亲不如近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多年来中国通过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救灾援助已经在周边国家打下了深厚的民意基础,这是我们新时期开展周边外交的一个基本前提。

    我们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理念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与认可。实践证明,这一理念不仅反映了世界多数国家,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殷切期盼,也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机制的支持。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现实和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才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确定了目标。因此,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并不是对我们过去对外政策的简单继承与延续,而是在经过十八大以来的政策实践检验后向世界发出的“确认” 信息,它体现着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成熟、理念上的自信以及行动上的决心。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必将以更加坚定、稳健的步伐活跃于世界舞台,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大潮中勇担时代使命、履行大国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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