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力争今年减税降费能够达到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的郑重承诺。2017年过去了一半，这项任务完成得怎样？
梳理有关信息可以发现，上半年国务院共召开常务会议18次，其中5次将减税降费列为重要议题，并作出若干具体部署——
2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取消或停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35项，取消或停征个人等事项行政事业性收费6项，失业保险费率降至1%，争取一季度出台措施降费2000亿元。
2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降低创新创业成本，自10月1日起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4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7月1日起取消13%这一档增值税税率，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土地使用税享50%优惠，预计全年再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
5月17日和6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提出，清理规范152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降低物流用能成本等，再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等，再为企业减轻负担2830亿元。
实际上，这些安排是中央政府近几年政策取向的延续。本届政府上任至今，减税降费一直被当作宏观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据统计，2013－2016年，已累计为企业减负2万多亿元。今年以来，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预计全年可为企业减负超过1万亿元，达到既定目标。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推进减税降费的力度仍未放松。下半年伊始，7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研究确定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措施，包括年内实现跨省大件运输许可全国联网，一地办证、全线通行等。
中央为何这么重视减税降费？正如李克强总理多次表示的：“减税降费本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他还强调，“要用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政府过紧日子，让企业轻装上阵，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减税降费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亦是中央政府力推的“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直接体现。我们看到，与减税降费相呼应，简化行政审批和优化政府服务工作几年来在持续推进。
从全球角度看，减税降费也是顺应国际新形势，提升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大规模减税计划为代表，许多国家都在酝酿出台减税措施，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税收竞争”的氛围和态势。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应对，避免出现企业及产品、服务竞争力的相对下滑，以及资本、人才等的严重外流。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我们要有‘抢跑’意识，用实际举措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毋庸置疑，减税降费对政府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或将带来一定的财政压力，但这只是短期现象；长远而言，则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夯实经济发展基础，由此也能开拓税源、扩大税基，增强政府的财力，使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9％，而且已连续七个季度位于6.7％—6.9％的区间。这说明，中央采取的包括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推动“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连续减税降费为企业松绑等在内的各项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而经济运行情况的稳中向好，又为下一步继续推动减税降费创造了条件。如此下去，就有望实现良性循环。
在今后的减税降费工作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在总体减税的同时优化税收结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向，加快税制改革步伐，尤其要基于实施“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收入受到影响的现实，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构建完善、健康、可持续的地方收入体系。
二是充分认识到“降费”比“减税”更具紧迫性，难度也更大。人们常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偏高，其实是指按政府实际收入计算的“全口径”税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在上半年的逾万亿元减税降费总盘子中，降费占到60%以上，未来仍有较大的削减空间。降费还要坚持同政府职能转变、精简机构及冗员等结合起来，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破除“税不够、费来凑”的制度性因素。另外，还有专家建议提升行政性收费的立法层级，甚至制定一部专门的非税收入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