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债务问题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并成为两党斗争的焦点
本刊记者 原松华
9月13日，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发布研究报告称，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预计到2021年美国经济规模将比其他情形下少增长1万亿美元。北京时间9月22日凌晨2时，美联储将公布货币政策声明和经济预期以及点阵图。美国劳工部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美国8月零售销售月率为下降0.3%，差于预期；截至9月10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6万，为1970年以来处于30万关口下方时间最长的一次。多项数据似乎又给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观点提供了最新的有力证明。
学界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悲观和乐观两派经济学家已就此展开多次辩论。乐观派经济学家大多认为美国经济获得能源和技术革命的支撑，转型成功，未来较长时间内可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持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则警告，若无正确的政策应对，美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比如公共债务问题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并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
近日，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史蒂芬·罗奇表示，尽管人们广泛赞扬美国经济稳步复苏，但其2016年增长率预计只有2.2%——只能为世界总GDP贡献0.3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疲软，将带动全球经济下滑，IMF预测今年全球增长仅为3.1%。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将如何发展？《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王金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荣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郝洁，他们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作了分析。
短期来看，美国经济继续稳定低速增长，保持温和扩张态势，增速将略有下降
“当前美国经济温和增长，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年化率修正为1.1%，略低于初值1.2%。”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郝洁副研究员对美国短期经济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她认为，美国经济下降的原因是进口高于预期和地方政府支出下降。今年美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联邦政府支出的贡献。
在郝洁看来，从短期经济走势看，美国就业状况有所波动，6、7月新增非农就业者分别为29.2万、25.5万人。8月非农新增就业人口显著下降至15.1万。从就业结构看，私营部门及制造业就业有所下滑：私营部门就业人口增加12.6万人，远低于预期的18万人；制造业就业减少1.4万人，预期减少0.3万人。非农就业人口不及预期、平均周工时下降，小时工资环比增长略低于预期，意味着美国非农就业需求有所下降。失业率稳定在较低水平，6、7、8月失业率均为4.9%。
——通胀率回升企稳。7月PCE物价指数同比0.8%，环比无增长；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0.1%。通胀率仍持续低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水平。
——房地产市场总体仍向好。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557万，超过预期的548万，创九年来新高。7月成屋销售下跌3.2%，年率为539万户，结束了连续四个月的强劲增长。库存严重不足，人们的购买力有限是7月成屋销售出现下滑的原因。7月成屋销售价格中位值同比增长5.3%，达到24.41万美元。成屋价格上涨表明房地产市场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劳动力市场仍在复苏，薪资增幅扩大、房贷利率处于历史底部，对成屋销售构成支撑。7月成屋销售下滑的情况可能是暂时的，新屋销售年化65.4万户，环比增12.4%，远超预期的下降2%，创2007年以来新高。成屋和新屋数据都表明，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
——制造业及服务业回落。美国8月ISM制造业指数为49.4，不但远低于预期值52和7月前值52.6，而且是今年2月以来首次跌落荣枯分水岭50。8月ISM服务业指数为51.4，创2010年2月份以来新低，远低于预期值55和7月前值55.5，环比降幅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近九成美国经济产出由服务业贡献，服务业ISM指数下跌引发市场担忧，制造业萎缩蔓延至服务业。
——对外贸易逆差下降。7月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228亿美元，比上月增长29亿美元，主要来自大豆和动物饲料出口的增长。货物贸易进口额为1825亿美元，比上月下降19亿美元，主要是药品和手机进口下降。由于进口增长，出口下降，7月货物贸易逆差由上月的645亿美元降至593亿美元，下降8.1%。
——美联储对加息仍较谨慎。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状况不利于美联储加息。年初由于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联储暂停加息。二季度GDP增长速度低于预期，8月非农就业数据不理想，加之英国央行、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正筹备进一步宽松，以及美国大选等因素，9月美联储加息概率较小。从总体趋势看，美国经济正在逐渐接近美联储的两大目标——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美联储内部对经济数据的前景展望较为稳定。综上，不排除年内加息的可能性。
郝洁认为，从影响美国经济的有利因素看，美国消费者支出和家庭支出增长有所加强。收入增加、油价下跌、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等有利于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美国8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90.4，虽不及预期的91.5，但好于上月的90。房地产市场持续改善，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上升。劳动力市场虽然有波动，总体仍在上升通道中。
从不利因素看，劳动力市场改善的步伐有所放缓，企业投资仍然疲软，货物进出口贸易仍在波动。工业生产存在不确定性。美元走强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对美国制造业的外部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石油价格下跌抑制了对采矿设施和设备的投资和生产。从国际环境看，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美国经济回升的难度较大。“总体看，美国经济继续稳定低速增长，保持温和扩张态势，增速将略有下降。”郝洁说。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由此前的2.4%小幅下调为2.2%。美联储6月下调了今明两年的GDP增速预期，将2016年GDP增速由此前的2.1%－2.3%调整为1.9%－2.0%，将2017年GDP增速由此前的2%－2.3%调整为1.9%－2.2%。美联储还上调了2016年的PCE通胀预期，从1.2%增至1.4%。
中长期，美国经济将呈持续低速增长的态势
“从生产率提升、劳动参与率、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政策调控空间等基本面来看，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并不乐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王金照表示，一是美国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前，美国的生产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根据美国劳动部的统计，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从2000至2007年的2.6%下降到2007至2014年的1.3%，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处于滞胀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体相当。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在按照以往趋势不断上升，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根据IMF的分析，美国2005至2010年的TFP与1996至2004年的TFP相比下降了1.75%。对TFP下降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前沿还在按照以往的趋势向前扩展，但是受教育水平停滞不前、商业研究投入减少、新成立公司数量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运用前沿技术的能力下降，美国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下降，进而造成了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降速。
二是美国劳动参与率下降。美国失业率从金融危机时10%下降到2015年的5%，失业率下降有经济恢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参与率下降，大量的劳动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动参与率从金融危机前的66.5%下降到目前的62.5%，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其中24-54岁之间青壮男性劳动人口的参与率从危机前的80%下降到2015年的76%，除了继续学习和自然失业外，美国青壮男性劳动力有15%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下降了。
三是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投资无利可图，页岩油气产量不再增长甚至可能下降，页岩革命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消散。虽然IT领域出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生物科技领域在基因诊断和癌症治疗上也取得一些突破，但短期内均尚难以实现大规模产业化。令人关注的制造业回归也是雷声大雨点小。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案例为64个、104个、210个和300个，虽然出现了上升趋势，但与美国2.5万个海外子公司相比，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回流和外包业同步进行，当一个公司宣布回流美国的同时，往往紧跟着在海外进行更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实际上，美国增长点还在于消费增长、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
根据IMF的数据，以价值计算，美国从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进口总值自2013年1月以来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降，以及强势美元。美国需求低迷在7月特别严重；美联储数据显示，该月从中国的进口在12个月滚动基础上价值下降3.5%，数量下降1.6%。
四是政策应对空间下降。美国财政赤字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增长，2014年已占GDP的103%，未来还要上升，财政政策更多地考虑是维持政府运转而非调控经济。货币政策方面，名义利率长时间接近于零，调控空间下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目前极化的两党政治使得其难以形成着眼长远的经济政策。共和党的中心议题是减税，民主党关注点是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福利，对于提高美国中长期经济潜力需要长期才能见效的政策措施，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公共教育质量等，缺乏实质性的讨论和切实可行的举措。
在王金照看来，上述因素的出现使得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从2013年开始，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成为美国经济界的热门话题，劳伦斯·萨默斯、保罗·克鲁格曼和罗伯特·戈登是这一讨论的引领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看好美国的长期增长，均认为美国经济在2016年达到顶峰，届时的经济增速达到2.7%－2.8%之后，美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
未来，美国经济将进入上升周期向下降周期过渡的转折阶段
“美国实际GDP平均增速从上世纪80年代的4%下降到当前的2%左右。中长期看，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低速增长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荣军副院长与王全照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美国经济长期增长速度趋势性下降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美国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美国的劳动力近20年绝对值虽在增长，但增速下降明显。按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未来的10年间，美国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与此相应的另一方面变化，就是美国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加深。年轻和壮年劳动力增长呈现下降趋势，55岁以上劳动力总数和比重迅速上升。与劳动力增速下降及老龄化相伴的是劳动力参与率呈明显下降趋势。有不少美国学者和分析人士担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有可能成为长期性甚至是永久性的。
“从综合劳动力增速下降、老龄化加快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等相互印证相互影响的因素来看，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制约。”王荣军说。
其次是巨额公共赤字和债务问题长期积累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在当前美国的政治环境下，通过政府支出或税收政策调整来增加收入不易实现，短期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债务问题也将长期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
其三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前景不确定。有关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讨论中，争议最大的因素是对美国劳动生产率趋势的判断。所谓技术乐观派认为，美国现在已经走到一个“转折点”，即将迎来技术大变迁的新时代。这一判断如果成立，则意味着美国经济可能再次迎来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当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断提高的一个时期。但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即使人工智能、小型机器人、增量制造等技术实现突破，也未必能使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发生明显变化。2003年以来，由IT革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就消退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1%至1.5%之间徘徊，其长期前景则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生产率的增长在过去40年中的30年都是相对缓慢的，表明低速增长可能才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常态。
在王荣军看来，美国长期经济增长还面临着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应对。其中，收入不平等、贫富悬殊就是重要问题之一。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就无法保证维持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消费水平。而政治极化所导致的冲突显然会阻碍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为长期经济增长打基础的改革教育体系、改善基础设施、改革养老和医疗救助体系等的努力也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政治极化也显著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的应对，都会对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维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如果美国难以应对上述种种问题，其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甚至停滞。这对我国有正反两面的影响。”王荣军说，从负面影响看，美国经济的疲弱必定会拖累世界经济的增长，并可能导致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调整，加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同样也会给我国的出口、汇率和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如果这种疲弱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不景气结合在一起，加上新兴经济体也进入调整期，则世界经济增长将面临很大困境。我国也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压力加大，吸引外资的难度增加。同时，我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收益会缩水，美元资产价格可能下跌，外汇资产和储备的管理有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而正面意义可能主要来自于我们正确的应对。外部需求不振将提供更多的内部调整动力，国内产业和企业已经开始的结构调整进程将持续。这也可能有利于我们一直以来的国际市场多元化努力，尤其是在周边地区可能获得更多的机遇。如能与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内国际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把握好两个大局的关系，可能创造引领地区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机会。
王金照则表示，由于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美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并不乐观，美国经济的前期复苏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的无结构复苏，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加息将带动股票和房地产资产价格重估并拖累消费，同时将进一步抑制本来就极不活跃的企业投资，美国经济很有可能再度走弱。预计美联储加息将会根据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运行相机抉择，而不是以往加息周期的节奏持续加息。就美元而言，短期内加息提高美元的收益率，美元升值。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美国中长期经济走势不乐观，美元大幅升值的动力并不强劲。如果持续加息导致美国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出现重大调整，不排除美元有走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