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
不少学者认为，制度比技术更重要。理由是，制度具有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和影响人的行为久远等特点；技术的作用则相对狭窄，就事论事的多，时空影响受限。这是颇有些道理的。譬如，用一种技术手段来禁烟，如用电子模拟烟替代真正的烟草，通常只能解决很小群体的问题；以法律制度禁止吸烟，面广势强，效果会要大得很多。基于此，重制度一直就是学界的主流看法。
不过，从公司治理的实践来看，很难说制度和技术哪个更重要些。这是因为对于治理目标而言，制度也好，技术也罢，都只是工具，而工具之间是无法直接比较优劣和重要性的。它们只有针对不同的治理需要，选择哪个工具更合适一些的问题。这有点如同挖掘机和铁铲，大致来看，当然前者厉害；细想下来，还真说不得哪个比哪个强——挖掘机挖土的效能大，却对付不了边边角角的地方。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应当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这种源自实践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公司治理领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都是如此，那么，主流的“制度比技术更重要”之说，恐怕要被改写的。
人所共知，别看我们天天都在使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词，真要给出它们明确的定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公司治理的意义上，我们将技术定位于针对具体问题而运用的技巧性方法，它通过改变具体问题中对象的物理或化学性能来实现其功能；制度则是针对相对普遍性问题而确立的规则、要求、程序等，它通过调整人的行为来实现其作用。或者换种哲学式的说法，技术主要是针对具体问题中的“客体”而采取的办法，核心是作为对象的“物或事”；制度则主要是针对普遍问题中“主体”来确定的一般行动准则，重点是处在主位的“人”。
就上面的禁烟来说，技术手段禁烟，直接改造的是烟这个“对象”，让吸烟人吸不到真正的烟草；制度手段禁烟，则是警示人这个“主体”吸烟对社会、他人和自己的害处，并以惩罚的规则来迫使吸烟者调整行为，放弃吸烟。
这样的定位，虽然说不上完备和精确，却让我们对“技术”和“制度”有了较清楚的“实用性”区分，使我们能够针对不同问题，构建治理的合理原则，更有效率地选择运用不同的工具。这就是，对于那种改造“客体”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好采用技术工具；对于那种需要人们调整行为方式才能解决的问题，则最好诉诸于制度。粗略地讲，前者“对事不对人”，而后者“对人不对事”。
公司治理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里重要的既有“问题”一方，还有“导向”一方。先从“导向”来看，应当是包括导引出最合适的工具在内的。观察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大多有着“技术”和“制度”工具运用非常得当的经历。显而易见，用相配的钥匙去开相应的锁，用最合适的工具去解决相关的问题，达到的效果自然是会最优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问题”。公司治理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们“技术”和“制度”的视角下，这些“问题”可简化为“客体（物或事）”和“主体（人）”的问题两个大类。值得关注的是，在治理实践中，一旦“问题”出现，治理者通常会先选择运用“技术”工具去尝试解决问题，而不是马上想到和运用“制度”。这是因为，“技术”工具使用起来相对直接、单纯，只涉及“物或事”的对象，不会带来人的行为大调整，因而不会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急剧变化、紧张和冲突，可以用较小的成本，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实践理性”。它告诉我们，“技术”工具有自身显在的优势，并且不可能轻易被替代。
由此推论，“制度”工具一般是在“技术”工具无效，或虽然有效但解决问题有限的情况下，才出场的。鉴于“制度”工具的核心，在于直接调整“主体”人的行为，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一经登台，就会产生普遍的、强烈的和持久的反响。正因为如此，在公司治理中，这种“制度”工具的运用，通常是以“体制或机制变革”的面目出现的，属于重大治理事项，要耗费较大的成本。大致看来，这种“制度成本”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的设计和制定或修改成本，二是制度的执行成本，三是制度执行带来的其他附加成本等。而且，新制度的运行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期解决“问题”的目的，是需要一定时间来检验的。这样一来，耗费较大成本还无法快速确定效果的“制度”选择，就引出了“实践理性”的另一面：人们通常不会轻易地选择“制度”工具去面对“问题”。
因此，公司治理实践中先“技术”后“制度”的工具选择顺序，实则揭示了非常重大的治理原理——“技术”是日常的治理工具，应当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制度”则为长治久用的治理工具，应当追求相对稳定，不宜轻言调整和改变。换言之，我们需要更多改变的，是改变“客体”对象，而不是人与人关系的频繁调整。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技术”比“制度”还重要。至少，也是一样重要。
举例说，一遇到上下班迟到早退类问题，大多数公司首先想到的是运用“打卡”类的技术工具，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选择。一遇到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治理者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全量地、实时地获取各个层面的信息，保证及时合理地做出管理和执行的决策，当今许多公司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实时监控”、“数据集中”等做法便是证明。即使是遇到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调整的普遍性问题，需要运用“制度”工具，如财务资源配置、成本分摊甚至于个人奖惩，很多公司也常常会考虑某些“灵活性处理”，如不动“存量”而只进行“增量”调整，或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则”，将问题涉及面缩减到最小的范围，也就不需要对整个制度和机制进行“推倒重来”的变革，减少不必耗费的“制度成本”。
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工具的“对事不对人”，并非完全“不对人”，而是通过对事的处理，渐进地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同样，“制度”工具的“对人不对事”，也不是完全“不对事”，而是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去实现解决“事”的问题。“打卡”最后的目标，是培养人们的时间和纪律观念，改变迟到早退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资源配置和奖惩制度等的出台，是直接激励人们去调整行为，理顺人际关系，促进业绩提升，实现治理的有序、有效。可见，全面地理解“技术”和“制度”工具，应当从改变“客体”之事，同时又改变“主体”之人两个方面去认知——“技术”是由事而人，“制度”则是由人而事，它们都关联“事”和“人”两个方面的。毫无疑问，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是这两种工具共同的、根本的目的。
从改变“人”的角度出发，“技术”和“制度”工具的不同，仅仅表现在前者是间接的、渐进的；后者是直接的、突变的。当治理中的“问题”出现时，依从于“实践理性”来选择解决工具，不只应当考虑两者不同的成本负担，还应当从“人”的行为变化上，考虑“渐进”或“突变”的效果和影响。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实践，一定是少不得精心选择和运用“技术”和“制度”工具的高超艺术的。
2015年6月，北京市开始了“史上最严厉”的公共场所禁烟制度。一年多过去了，效果不理想。从公司治理对于“技术”和“制度”工具的选择里，我们可以找到某种解释。这就是间接的、渐进的，同时又是成本较低的禁烟“技术”类工具严重缺乏；而“禁烟制度”执行的成本太大，大到完全无法全部负担，结果是“能禁多少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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