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良敏 见习记者 高妍蕊
进入2016，中国迎来“十三五”开局之年，从此踏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征程。认清形势，找准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从而有的放矢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是今年乃至未来五年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1月10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来自政、学、商各界的代表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研讨。
“十三五”特殊而关键，必须正视面临的发展约束
“十三五”是一个特殊而关键的五年。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这是中央在关键时期提出的对中国现代化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宏大任务，也是党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如期完成。这不仅是发展速度快慢的问题，更是决定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论坛上作主旨演讲时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至少10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否如期实现既定目标也是新世纪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发展上跨越的重要标志，而且还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客观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李伟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之处在于“全面”，最难之点也在于“全面”。它意味着，我们要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都有长足发展，也要使人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认识“全面”这一理想目标比较容易，但要把认识转化为行动、把理想转变为现实，却充满艰辛。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甚至严重不平衡，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存在不少“短板”。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看，“十三五”期间将至少有三大发展约束。
第一，从国际市场看，发展的外部需求约束明显增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尽管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但由于各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全球经济要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尚需时日。在各国经济增长普遍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日益注重通过发展制造业来恢复失去的竞争力，再造曾经流失的就业岗位。另外，南亚、东南亚一些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这些都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日显激烈。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国竞争日渐激烈的同时，全球化进程却出现了波折。一方面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却有不少区域性的贸易安排频繁推出。这些区域性贸易安排不可避免地会使全球市场呈现“碎片化”，特别是发达国家主导的TPP与TTIP，一旦付诸实施必将对全球化产生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而作为出口依存度超过20%的经济体，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国际因素的影响。
第二，人口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发展的劳动力成本约束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水平较高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由于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结构转变更为迅速，人口红利期也更为短暂，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性变化，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从总量上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2012年开始出现比上年净减少的状况，到2014年累计减少约960万人。从劳动力转移情况看，自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的增速已连续4年出现下滑，新增农民工数量从2010年的1245万下降到2014年的501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抬升了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高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进而制约我国的经济增长。“未富先老”、老龄化总量大、速度快，是我国在人口结构方面面临的最严峻的长期性挑战。
第三，资源环境负荷接近或达到承载力上限，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显著增强。比如：长期以来，由于大量的耕地被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中国的耕地保有量逼近安全“红线”。为保证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粗放式、低利用率、低成本地侵占耕地。从环境状况看，过去那种不太顾忌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延续。近年来，部分地区频繁发生水危机、血铅、严重雾霾等事件表明，环境污染不仅已成为影响当代人身心健康的残酷现实，而且可能形成影响后代生存发展的生态危机。
这些长期的发展约束，在“十二五”以来就已经逐步形成并产生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在论坛致辞中说道，2015年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探底期，众多迹象表明，支持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因素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面临高位下行的巨大压力。PPI连续46个月下降，PMI仍处于50%荣枯线的下方，且处于历史同期的低位，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从局部的产品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有调查显示，由于成本上升，制造业出现了转移的趋势，在珠三角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制造企业计划把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和地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过去“两个长期”（长期贫困、长期封闭）所形成的一个显著低成本优势确实已经在发生改变，很多国家收入比我们低，但是产品也可以生产出来，投资环境也改善了，欢迎外资包括中资去投资，他们的生产要素更便宜，而我们独到性的优势没有随着过去高速经济增长相应培植出来，还冲不到世界的前沿，精力还是在扩产能、壮大同一水平的规模，对产品的品质、附加价值始终关注不够。现在追兵已经很多了。
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和制造业技术的紧密结合，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德国人称之为“工业4.0”，美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英国在搞“英国工业2050”，韩国在做“制造业革新3.0”，全球在制造业领域面临着新一轮激烈竞争。“中国制造2025”战略能否引领中国在这轮竞争中迈上一个新的制高点？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寻找新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过去强调和力推的措施却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政策的着力方向和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开始弱化，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有数据显示，2007－201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9.5％，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开始持续下降。蔡昉认为，支撑劳动生产率的三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劳动比）中，全要素生产率对此下降起决定性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多年来，我们靠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再往前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时期，人口的数量红利基本上已消耗殆尽。因此，需要我们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的升级，也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增值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产能过剩是非常突出的矛盾。但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面临同样的产能过剩问题，产业间的分化非常清晰，产能过剩矛盾较突出的主要有两类产业：一类是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类是近年来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工程设备等。产能过剩从根本上说源于竞争力的不足。中央之所以说“去产能”的重点是鼓励重组，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些生产要素集中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中去，通过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和‘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的严峻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上分析道，面对这些挑战，必须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的核心问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是“经济工作思路重大的调整和创新”，其核心是促进要素流动、重组、优化组合，纠正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他说，中国可能在2016年年中或稍后一段时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触底，能够看到“需求底”；但“效益底”能不能出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需要观察两个重要指标，即PPI由负转正、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如果“需求底”已经出现，但“效益底”迟迟不能出现，可以想象中国经济的状况，将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增长速度低了，相当多的企业还在亏损，接下来银行不良贷款率会大幅上升，某些地方财政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不完全排除局部性风险进一步暴露和激化。这将是一个“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面对这个可能性，如果继续倚重需求侧刺激政策，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等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再扩大需求潜力已经不大。面对结构通缩、严重的产能过剩、低效和违规企业的退出，需求侧政策刺激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有可能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这样就显现出加快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应当从供给侧因素进行分析，寻找问题源头和提出应对方法。从供给侧来说，有三个因素，即投资、劳动、效率。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新增劳动力正在减少；多年以来由于加大投资已经带来一系列问题，不能继续；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归因于效率太低。”吴敬琏表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要转轨，要找到新的动力，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也就是要创新，提高供给的效率。
吴敬琏强调，供给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下一步，我们应该加快推进这些改革：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现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度很快，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是包括股市监管在内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加以支撑和跟进的话，只是在这两个金融价格的市场化方面单向出击，仍然存在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财政体系亟须完善；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亟待展开；竞争政策的全面实施亟须提到日程上来，现在不只是国有企业有很多行政垄断权，有些私营企业也靠吃偏饭得到一些政策优惠，一个企业如果偏得政策优惠就等于打击了其他企业，就使得竞争无法开展，所以竞争政策必须全面实施；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营造一个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教育体系改革、法治建设也要加快推进。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从整个国家的发展全局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今年是“十三五”时期的开局之年，能否保持住农业加快推进现代化、农民加快实现小康的目标，是对整个经济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问题。在农业现代化方面，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粮食产量12年增加了3815亿斤，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与此同时，粮食进口持续增加，尤其是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倒挂现象，引发 “国内放弃粮食生产”的不科学论调。但据陈锡文分析，确实存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之间的明显偏差，在我们现有的粮食生产中有1000亿斤是无效供给，生产出来只能进仓库。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大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认为，价格倒挂在未来恐怕是一个常态，寄希望于价格倒挂逆转，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关键是，要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改革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实行价补分离，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对整个农产品有保有放，处理好进口与农民生计保障的关系，以及实行非价格竞争，通过三次产业的融合，倡导农产品地产地销，倡导农副集市的新鲜业态，来增加农产品非价格的竞争优势，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此外，解决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让透支自然、透支生态、透支未来，如长期侵占湿地、围湖造田，毁林开发，毁草种地，大面积使用重金属污染耕地进行生产等不健康产能退出，让健康产能的增长跑赢不健康产能的退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补齐农业的短板。这是“十三五”期间要做好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农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课题，更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