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原松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靠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带动了其消费、投资的复苏以及出口的反弹。2010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了衰退，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2008年末，中国实施了四万亿需求扩张政策，但2010年经济依旧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经济进入持续五年的下行阶段。
贾康领导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适时提出了“三驾马车”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而与需求侧“元动力”相对应的——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综合形成的供给侧产出及相关的制度供给，才是真正形成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供给侧动力机制体系。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供给侧改革”热度不断升温。12月13日，《新供给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供给侧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刊记者对贾康进行了专访。
经济生活的五大要素源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
《中国发展观察》：在中国经济下行、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之时，您和您的团队提出了把“供给侧管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知道，1981年-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里根改为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主导思想，有效缓解了美国滞胀问题，并且在1985年第二任期宣布继续扩大原计划。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靠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成功实现转型。在您看来，现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
贾康：说到供给侧财政政策，里根经济学的供给政策主要是减税。然而我们所强调的供给侧政策更多是侧重总供给侧和需求侧调节的有机结合。就财政政策而言，我们强调财政政策要赋予弹性，应对下行态势时，可以更加积极一些。面对新常态，应根据经济“中高速”运行的新特征和随之而来的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惠及民生的必然诉求，对接能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机制，即有效投资，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之下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结合为一体。因此，我们不认为应当采取简单的双管齐下式的过渡性政策组合，而是需要从增加有效供给的角度来看待需求侧调节的财政政策。
《中国发展观察》：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新供给经济学”提出有“破”有“立”，这种理论创新是借助“萨伊定律”还是“主流供给学派”拉弗或者“温和供给学派”费尔德斯坦的思想？
贾康：我们所倡导的新供给经济学采取的是一种“集大成”式的态度，因此不能直接说来源于拉弗或费尔德斯坦等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影响。我们所倡导的“有破有立”，是从更大的格局上，对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中对供给侧、需求侧问题的忽视，对主流教科书与代表性实践之间的“言行不一”，对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等方面做出直言不讳的批判，同时从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从经济基本理论支点（分析前提），从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等资源配置主体各有所为，从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物”和“人”两个视角、在供给端打通认知体系等方面对新的分析基础有所明确。当然，我们总结经历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及“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而新供给经济学则是沿着两轮否定知否定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所对接的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认识追求与开阔境界。新供给经济学具有“求真务实”的特征，其“否定”的方式是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同时赋予“复辟”浪潮的思想内核与创新色彩，是从基础理论到政策主张的贯通。
《中国发展观察》：近日，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撰文《供给侧改革须避免三大误区》指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为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供给老化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你们也提出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其中的“破”与“立”是什么？五中全会提出体制创新，请您具体谈一谈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贾康：当前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轮下行态势。在这方面，我们提出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要解释所谓“中国发展之谜”，无论现在大家如何探讨，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确立一定是第一位的。这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特别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与此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在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方面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规律优化重构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从这样的认识再往下展开，结合五中全会，以及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从五个视角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
从人口劳动密集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土地自然资源方面，应该承认土地制度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是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在资本作用方面，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
在改革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改革是不到位的，制度供给仍然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在进一步创新方面，首先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人员的物质条件虽然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过程中，然而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逐步提升。应该承认，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实际生活中还是看到机制的僵化和落后，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了多年。
因此，从制度供给角度、体制创新的角度看，我们都需作出努力，解除供给抑制，放开供给约束。
供给管理的核心内容：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发展观察》：新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一书提出，新供给经济研究力求在理论框架中廓清和打通“物”与“人”的视角联通，或者说新框架实际上应可被定位为对传统理论经济学微观部分供给侧的创新，这种认识助益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物的视角逻辑脉络：生产力—生产要素供给结构—技术创新—实现供给优化升级—经济增长；人的视角逻辑脉络：生产关系—宏微观经济制度—制度供给创新优化—经济增长），这种供给管理可以使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充分互动而解放生产力，制度创新、制度红利是中国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请您对此详细解读一下。
贾康：所谓“供给侧”的“物”和“人”，剖析起来，对于“物”和“人”两大基本视角的划分，可认为不仅源于对经济学大家思想脉络的考察（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关系的唯物史观；亚当·斯密关于人际分工与“看不见的手”使物资配置达于合意的内洽性原理），而且源于对经济社会现象的“通识研究”或广泛认知（例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兴衰的秘密是“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变化）。实际上，所谓“物”，也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层面，由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而推及劳动者（人或“人力资本”），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而言，即“技术”的层面（邓小平所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为由人实现的科技创新供给）；所谓“人”，则实质上必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或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而言，即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制度安排、利益分配；而无论是强调“生产力”（即由物切入）的层面，还是强调“生产关系”（即由人切入）的层面，归根结底都是居于“生产”的方面，即都隶属于“供给侧”，以回应“需求侧”的原生诉求（人从温饱底线上必生的需要）。反过来认识“五维一体”的理论基础要素，供给侧的“五维一体”考察是在以传统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研究两轮“否定之否定”演进的主线下，既以发展经济学为一大基点——即突出于“物”的供给研究，又以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信息及行为经济学为另一大基点——即突出于“人”和人际关系的研究，进而作“打通”之努力。
基于“物”的研究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后发优势，欠发达后进经济体可以追赶发达经济体，并通过“蛙跳”、技术扩散、“干中学”等方式方法，实现技术上的乃至组织结构方面的赶超，从而实现经济上的赶超。基于“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供给因素，尤其是产权和交易成本的机制联结状况，直接影响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制度变迁即制度安排的供给演变过程中，既会出现制度滞后现象，又会存在制度潜力的能动性空间，计划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相对劣势已然较充分暴露，而作为原属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怎样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无论是稍早风行而标榜全面“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还是稍后兴起的对并未定型的“中国特色”充分肯定而将其推向模式化的“北京共识”，都难免失于偏颇。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提升，仍须进一步肯定其摸索前行的基本姿态，加之信息的不完全和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例如：“柠檬市场”“不完备信息市场”“动物精神”“羊群效应”“王庆悖论”等因素的存在，往往造成理性预期失灵，亟需讨论如何加入“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矫正力量。两大基本视点可展开的相关理论研究都表明，以矫正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之缺陷为切入点而初具形态的供给侧强调以“理性的供给管理”为核心（在当下中国即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决非“为创新而创新”的无的放矢，而是在致力于经济学人理应尽责的学科发展建设和对时代要求的积极回应。
如前所述，新供给经济学注重实现供给侧认识的有机联通，即将“物”与“人”的两个视角打通而助益于经济学理论创新。根据“物”与“人”的逻辑脉络，将“物”与“人”从供给侧有机联通，即追求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一方面充分促进生产力的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升级优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生产关系中的制度结构优化能动性，从而互动地实现经济增长。理性的供给管理的实质任务，是使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充分互动而解放生产力，焕发现代国家治理可包容的一切潜力、活力空间，其核心内容落实于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制度红利”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
《中国发展观察》：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面对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破解错综复杂的矛盾，都要突破认识和利益的掣肘。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那么现在，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当前中国经济还受到三大供给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如何用新供给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
贾康：在“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好吃的肉已吃完，而难啃的硬骨头啃不下来。在此情况下，杨小凯生前所强调的制度性“后发劣势”就会成为中国实现其现代化宏伟“中国梦”愿景的巨大拖累和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凸显”的现实，代表性事项在“物”的视角可举出资源、环境的“雾霾”式危机因素，正明显地威胁可持续发展；在“人”的视角可举出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公权体系与公民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违背公平正义的不良现象，这两者都愈益容易导致“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而危害现代化进程的全局，而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十分明显。
比如，目前，我国一般产品市场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已基本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和大宗基础能源、资源市场，仍然存在严重的扭曲。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从而粗放地推进经济增长和引致大量的落后、过剩产能，造成不可再生资源低效、甚至挥霍浪费式使用，在源头上加重雾霾形成，并以不合理的对生产者和投资者的显性、隐性补贴，使得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且还加剧垄断、非垄断行业企业分配的苦乐不均，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与收入分配、财产配置两极悬殊的矛盾，可能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质性推进“顶层规划”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中对经济制度、机制与结构进行治本的调整，从而合理地运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结合，实现向较高水平的新常态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升级版增长方式转变，在“物”与“人”的有机联结视界下，有效化解矛盾凸显。
这里最为重大的要领是，应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根本上通过一系列配套改革举措衔接短期诉求与中长期目标，化解制约我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制度因素。虽然在中长期内，我国将面临外部国际竞争环境复杂化和国内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势必告别高增长奇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继续保持10－20年“次高速”较快增长的可能。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实质性开展，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充分减少行政审批管制、打破过度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力，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维护增长的可持续性。
“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端的偏颇，正确发挥出“供给管理”优化结构、促进转轨的合理政府作用而成功地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条件。总之，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也强烈呼唤能促进改革的新供给经济学，并在其“集大成”的包容式开阔边界理论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
两大悖反现象使“科学发展”“生态文明”迟迟难以落地
《中国发展观察》：您的《新供给经济学》一书对“能源开发利用缺乏顶层设计通盘规划”、“产能过剩导致能源浪费后面的体制性原因”也做了分析，请您结合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谈一谈。
贾康：“半壁压强型”发展制约及其上的多层压力叠加，是指来源于“胡焕庸线”的现实存在对中国发展环境制约的第一层加压，加之特定发展阶段上“压缩式—密集式”粗放模式形成环境压力的第二层叠加，再加之“以煤为主”的环境压力形成的第三层叠加。在这“三重叠加”之重压下，如何有针对性地优化中国能源、环境战略，应对挑战消解压力，可谓意义重大，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这里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能源开发利用缺乏顶层设计通盘规划，二是产能过剩造成能源浪费后面的体制性原因，三是雾霾等环境危机实已形成，治理所需的制度供给问题最值得重视。在缺乏顶层设计通盘规划的情况下，未来发展中我国能源结构性的矛盾问题势必更加严峻；产能过剩的实质是投资过度，我国产能过剩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过度干预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主要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即我国现阶段产能过剩主要是由于政府在GDP、税收、就业等导向下，通过运用手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强力干预市场、大幅度拉低各项要素价格，对企业投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强烈的不当刺激所致。投资过度结构不良造成的产能过剩势必造成能源的浪费，为本就严峻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雪上加霜；雾霾是以PM2.5为主要构成因素的大气污染状态，中国2013年遭受雾霾之苦的省市已达30个，京津冀地区尤其严重，“民怨沸腾”而管理部门高度焦虑，实已形成了环境危机局面。尽管目前对雾霾的成因尚无清晰细致地分析，但与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中能源消耗的“煤炭依赖”以及汽车尾气排放，显然存在直接关联。可以洛杉矶雾霾和伦敦雾霾为鉴。美国洛杉矶于1943年第一次遭受雾霾的袭击，并于接下来的50年持续处于一边忍受雾霾、一边坚持治理的状态中，据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荷兰科学家分析空气成分得到的结论，洛杉矶雾霾的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中的二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英国伦敦于1952年开始连续数日遭受大雾侵害，治理雾霾的工作也与洛杉矶类似，持续了几十年之久，而伦敦雾霾的罪魁祸首主要源自燃煤采暖及以煤为主的火力发电站中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及烟（粉）尘等污染物。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构成恰为：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2118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约为2338万吨，烟（粉）尘排放量约为1236万吨。若把洛杉矶雾霾的成因和伦敦雾霾的成因对照到中国现状来看，雾霾不时笼罩中国也就并不奇怪了。
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两大悖反现象：一方面，官方反复强调科学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增长，但实际进展在部门利益、垄断利益的阻碍下步履维艰，与煤、电相关而形成经济手段为主节能降耗长效机制的改革一拖再拖；另一方面，公众对环境恶化的感受日益趋向“民怨沸腾”，但一说到资源税、环境税等改革，却又会由其“加税”特征引发一片反对声浪。上述这种政府、民众两大方面的悖反和荒谬状态，导致“科学发展”“生态文明”迟迟难以落地，必须依靠着眼全局、前瞻长远、逻辑清晰、设想周全的改革设计，和以更大决心、勇气、魄力和智慧构成的改革行动来破解，把中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发展势头和仍然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释放的较高速发展和“升级版”发展的潜力，真正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