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原松华 张菀航
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届时，人民币将成为SDR篮子中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外的第五种货币，这是IMF自1969年设置SDR份额以来第一次接纳新币种。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一方面，这将促进中国金融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我国将面临金融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IMF需要这个具有活力的“准全球货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肯定了人民币迈出这一步的努力，“虽然这件事情本身的影响力并不大，SDR规模很小，但意味着人民币在国际化方向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SDR作为过去国际货币组织的产物，曾被人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SDR曾经的梦想很伟大：如果未来世界只有一种货币，就是SDR；如果只剩下一个央行，就是IMF。这一设想没能实现，最终成为了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不仅如此，SDR作为一种虚拟的货币篮子，普通人接触、使用不到，原则上各国的央行间可用SDR借贷、支付，但发生SDR交易的情况并不普遍。
“基于此，人民币加入SDR的实际意义很小，因为SDR本身的实际意义很小。”吴庆说，“入篮”和“入世”不一样。为了“入世”我们可以付出一些代价。但不要为了加入SDR而付出什么代价。
在吴庆看来，更应该在意的是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以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来看，这一做法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SDR的篮子里多了一个成分，在国际货币里多了一个新选项，对于全球其他使用国际货币的主体来说，可以被看作是福利的改进。
人民币进入SDR，对于美元的权重影响最小，美元占比从41.9％下降至41.7％；欧元变化最大，由37.4％降至30.9％；英镑则从11.3％降至8.1％，日元从9.4％降至8.3％。人民币在SDR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超越日元和英镑，成为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三大货币。
在一德期货首席经济师郭士英看来，中国加入SDR所取得的份额并不大，主要是欧元和日元出让的部分。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一如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顾虑一样，是比较复杂和难以把握的。美国担心中国对其全球影响力构成挑战，但也不得不顺应大势，以合作的态度逐步接纳中国进入更为宽广的国际空间。美国需要进一步观察中国的政策走向和在全球经济社会领域的真实作用。美国不会轻易或主动缩小自己所占的份额。对于中国而言，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在全球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长期的具有强烈竞争性的国家战略目标。
“欧元在此次权重的调整中降幅最大，主要是因为欧元地位确实在下降。”吴庆表示，人民币在此次权重配置中之所以超过英镑和日元，是基于中国经济与贸易规模的巨大，也包含了对人民币未来的期待。对于欧元来说，之前的高份额也同样包含了市场的期待。在欧债危机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表现不够好，欧央行一味偏向大国，这一选择欠妥。如果欧元区不大刀阔斧去解决这一问题，那么10年之内，欧元区一定会缩小，欧元的未来将是暗淡的。因为欧元的让位，未来人民币有可能成为第二大货币。
“人民币‘入篮’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的认可，是世界的选择，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如此评价。人民币成功“入篮”标志着人民币被国际认可和接受程度提高，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入篮”意味着人民币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国际间贸易、投资和储备等，我国企业和居民在对外活动中将获得更大的便利和更低的汇兑成本，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扩大资产配置的范围。人民币“入篮”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的改革开放，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IMF总裁拉加德也表示，将人民币纳入SDR是对中国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的认可，是对中国经济开放的认可，也是对中国政府未来将遵守市场化原则的认可，这对人民币和中国而言具有重要象征性意义，IMF也需要这个具有活力的“准全球货币”。
在郭士英看来，加入SDR，意味着中国货币获得了世界专业机构的评审通过而正式具备了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资格。尽管这在初期看似无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但从长期看，可以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方便国内乃至全球居民和企业的海外支付和自由换汇，不但可以逐步提高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国内改革更加国际化。
2020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可达5%，金融改革开放步伐不会放慢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用“喜悦、平静、谦虚”表达了人民币“入篮”后的心情。在易纲看来，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步伐不会放慢，会按照部署全面稳步向前推进。存款利率放开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金融市场方面，要不断建设金融市场，使对冲和套期保值工具更多，让市场更深更广。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提速，一系列实质性的进展令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市场机制更趋完善。继今年7月央行宣布向境外央行类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后，11月25日，央行发布了首批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名单，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匈牙利国家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信托基金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七家央行类机构。
11月27日，俄罗斯央行已决定将人民币纳入其起外汇存底。而中国台湾地区“央行”总裁彭淮南稍早前也曾透露，已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存底配置中。据市场估计，以中国台湾现在462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预计到2020年会有213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约1363亿人民币。
郭士英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理论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期利好。从流动性的角度看，可以减缓短期的资金外流压力，同时增加长期的资本流入预期，因此对于汇率的稳定和长期升值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随着人民币走向全球，境外机构和个人对中国资产的投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所以对中国股市和债券市场，意味着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和长期购买力的增强。
目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是1%-2%。“我相信，2020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达到5%是可以实现的。”吴庆表示，这涉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度量问题。探讨一种货币在多大程度上是国际货币，不是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它是有量化标准的。可以选取国际储备这一指标来度量，但要承认，由于储备数据并非完全公开，统计结果很难全面准确。从当前公开的数据来看，若根据IMF各成员国央行提供的储备信息来统计，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可以实现5%，然而这一成绩并非那么重要。因为在全球储备中，美元曾达到70%，如果以此指标来度量，美元独大，欧元其次，日元也曾超过10%，但时间不长日元就衰落下来。以日元的历史经验来看，5%也不能说明什么。
在吴庆眼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旧处在追赶阶段，尚未达到追求比例的阶段。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占比虽然低，但增长很快。中国是贸易大国，进出口量庞大，若在贸易中推进人民币结算，对中国来说更有优势，由此人民币在结算货币的使用上将发展得更迅速。
对于5％的预期，郭士英认为较为合理：“外储占比的增加是衡量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最重要的指标。目前，人民币在全球外储中的占比显著偏低，这同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影响严重不匹配。全球近年来存在一股去美元化浪潮，这对人民币走向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窗口。同时，美国次贷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日本和欧元区的量化宽松至今尚未停止，相伴随的是其主权货币的不断贬值，这也必然影响与其有关资产的保值增值，长期来看会降低其信用程度和国际需求。这也是许多国家看好人民币前景并增加需求的重要原因。”
温彬则分析，在短期内，随着人民币“入篮”，IMF成员国需要按照人民币在SDR中的比例直接增加人民币资产作为储备，但鉴于SDR规模有限（仅2800亿美元左右），人民币占全球储备比重总体变化不大。而从中长期看，“入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进程加快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进，“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仍然可期”。
“开放资本项目有一个前提，就是汇率一定要自由浮动，否则不可维持。英格兰银行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遭遇了惨重的代价。”吴庆说，“如果我们坚持建立固定汇率和开放的资本流动的体制，必输无疑。资本项目的打开不仅没有时间表，而且没有具体目标。因为资本项目的开放，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程度上的问题。目前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并不可能全部开放，只能选取某种中间状态，对于某些资本流动还是要实现一定的管制。而目前，中国的管制依旧过多，这显然不行。”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更大的目标”，在吴庆看来，人民币成为官方储备货币只是其中一环，人民币国际化包含的内容更广阔，包括央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宗商品的定价和结算、资本市场的定价和结算等。“也不要把人民币国际化当作终极目标，它只是我国经济战略中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是让中国和平融入世界的一步。”
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人民币积累的内在贬值压力较大。为确保国内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基本稳定，央行在努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资本的过度外流。加之国际外汇市场波动较大，预计中国不会在近期急于推进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
“进入SDR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将进一步扩大，若美联储近期启动加息，二者叠加短期内可能出现资本外流，令人民币汇率承压。”温彬告诉《中国发展观察》记者，但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稳定、外汇储备充足，金融市场的开放将会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国内配置人民币资产，从而对冲资本流出压力。
在温彬看来，成为SDR篮子货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可自由使用，通常以该货币在全球外汇交易、国际银行借贷、国际债券发行以及全球外汇储备占比来衡量。因此，“人民币的可自由使用将成为全球‘硬通货’的前提和基础”。
温彬建议，要进一步扩大资本项目双向开放。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管理主要采取渠道和额度“双管控”的手段。比如，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资本市场主要有QFII、RQFII、沪港通和三类机构等四种渠道。下一阶段，应继续在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外债和外汇市场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的规模和力度。
中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存，应建立风险防范的常态化机制
加入SDR，中国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吴庆总结了两点，一是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二是汇率风险，二者交织在一起。虽然当前IMF认为中国在资本项目方面已足够开放，但需要明确的是，如果希望在国际货币中提升地位，开放资本项目是必须的。开放资本项目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风险，虽然我国尚未经历过这种风险，但许多国家经历的波折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
在郭士英看来，人民币升贬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并不主要取决于是否加入SDR以及其份额大小。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较多，可能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短期稳定性，并进而弱化刚刚加入SDR的积极作用。中期来看，中国需要直面严重过剩的房地产市场风险的集中爆发，搞不好会导致经济硬着陆，人民币就会大幅度贬值，这就会严重冲击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12月11日，央行引入了按交易加权的货币篮子，其中美元所占权重为26.4%，欧元权重为21.4%。消息传来，伦敦市场交易的离岸人民币汇率迅速跌落0.5%，跌至1美元兑6.5577元人民币的四年内低点。业内人士称，这是人民币加入SDR后，央行减少汇率干预的自然结果。
关于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吴庆认为，现在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很可能是高估的。如果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人民币会下跌。但市场并不支持人民币过大幅度下跌，因为中国的汇率水平得到产业竞争力的支撑。中国是世界工厂，过去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依然是。
建立风险防范的常态化机制，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温彬建议，一是做好政策储备。深入研究推出“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应对跨境资金流动冲击。二是提高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应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强化资本约束和流动性管理。三是加强市场监管。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后，加大了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信贷市场、现货和衍生品市场之间风险交叉传染的可能性，监管机构要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功能监管，设立“防火墙”，阻断风险的扩散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