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中国中医科学院药学家屠呦呦研究员，于本月收获了其科研生涯的至高荣誉——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朝闻名天下知”，来自国际科学界的褒奖令中国同行和公众倍觉兴奋和鼓舞，也难掩遗憾与尴尬。毕竟，这位八旬老人的诺奖获奖研究（通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分）40年前即告完成，其本人亦几度申请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却至今未戴上院士桂冠。
中国科学家和科研成果为何“墙内开花，墙外先香”，引发科学界及公众对中国科研评审制度的关注与反思。就相关问题，《中国发展观察》记者专访了知名神经科学家、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教授。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的科研基金是如何分配的？科研项目如何立项？
鲁白：中国的科研基金主要来自两个部门，一是科技部，二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研基金分配之前，先要进行项目立项。立项后，科研基金才能拨付。那么，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项目不必做？在中国，这个决定权往往掌握在政府主管官员手中，长官意志色彩颇为浓烈。部分主管官员的动力来自于，如果其任内力推的某项目出了成果，那将是其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以及下一步升迁的重要依据。
有这样的情况，主管官员希望上马某项目，在召开立项讨论会时，会在立项过程中专门选有可能支持该立项的评审专家，甚至可以多次更换评审专家，直至赞成者占大多数，就通过立项的要求。
中国发展观察：“官员立项”有何弊端？发达国家在立项方面是怎样做的？
鲁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多数科研基金的主管官员，不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不具有非常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宽广的科学背景。所以，有些时候做决定就有“拍脑袋”的可能。当然，主管官员也会请科学家来做项目评审，但他们并没有想过由科学家来制定科学的战略方针。官员请一些科学家来做立项的讨论，但立项的决定不是一线做科研的科学家做的。这种立项方式，有时候反而是给其中一些沽名钓誉者，打造了图利的温床。
这种情况不是不能避免。比如公开立项主管和科学家名单，立项会议的讨论在网上视频全程公开，接受科学家反馈。在舆论压力下，官员的个人私心和立项科学家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就会受到约束。当然，国内还没有哪个机构在立项时这么做过。
立项跟评审两方面，中国都出现了官员干预的问题。先进国家（欧洲、美国）的制度在这些方面较为成熟，也是先立项再评审，但程序和内核跟中国完全不同。
在西方，政府基金的管理人员没有科研项目立项的权力，他们能做的是，召集一个战略科学家团队来就立项进行讨论，并形成立项结果。当然，官员可以根据国家整体利益对战略科学家的立项结果进行微调（如项目次序），但一般来说，政府官员是严格按照战略科学家讨论出来的结果来立项，做什么、怎么做，都是由科学家，而不是官员来定。
中国现行体制下，通过了立项的科研项目不是说不重要，但其立项方式应当改善。建议由战略科学家来参与立项。必要时，立项也可聘请外国专家。
中国发展观察：“战略科学家”是满足怎样条件的科学家？由他们来立项，其过程及结果又该如何保证科学性与公信力？
鲁白：战略科学家在横向上具有全局观念，在纵向上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他们能够看到科学现状和发展方向，并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战略科学家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利他性，他们考虑问题和行事，是建立在有利于全局利益的基础之上，而非为了个人谋利。他们能够把握科学前沿，有国际威望，有战略眼光，能够在中国开展工作；有公心、有公信力，敢负责，有全球观念。上述条件哪一条少了都不行。这样的人才的确很少，但却是中国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所必需的。谁堪称战略科学家？大多数科学工作者都心中有数。
比如美国的“脑计划”提出后，重点支持研究领域都由其战略科学家团队多次开会讨论决定，整个讨论过程通过网络公开。舆论在保证立项的科学性与公信力上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绝大多数科研基金按项目发，先进国家也是如此吗？
鲁白：国际上，科研基金在逐渐由“投项目”转变为“投人”。以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英文名称为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简称HHMI，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私立医学研究所和基金会）为例，该机构在全美选出约300位科学家，提供每年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它以很高的标准选择科学家，入选者做什么项目可自主决定，但要以每5年为一个考核周期来接受科研成果审查，其间还要参加每年多次的同行交流等，汇报科研进度，听取同行建议。如果某位HHMI科学家这5年比过去5年做得好，那么可以继续获得下一个5年的经费支持。如果这5年跟过去一样，甚至倒退，那么相应的资金支持便被停止。这种科研基金的分配依据是人（即科学家的既往研究业绩）而不是项目（即科学家提出将来要做的事）。建议中国开始逐渐采纳这种方式。
中国发展观察：怎样的工作堪称好的科学研究工作？
鲁白：优秀的科学工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土地上做出来的有世界水平的科学，是非常值得尊敬的。结合国际经验，我认为，好的研究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经典学科领域的重大突破。比如葡萄糖转运蛋白，已经研究了半个世纪，这么多科学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不知道它的转运机制。清华大学的颜宁教授，解析了它的结构，从此可以了解它是怎样打开和关闭的。一个经典的古老的学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下子有了突破。
第二，可以被广泛使用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例如获诺贝尔奖的PCR 技术和膜片钳（Patch Clamp）技术。但有时候被非常广泛引用的技术性文章，还不一定是发表在《Science》《Nature》杂志上。比如Patch Clamp技术的文章就是发表在一个不起眼的专业杂志上。
第三，显而易见的实际应用。如发现了肝炎病毒的受体，就可以想办法阻止它进入人类的免疫系统细胞，应用的前景显而易见。又比如找到老年痴呆症的致病基因，这样就有可能及早预防和治疗老年痴呆症，否则无从入手。
第四，提出全新的概念。例如神经营养因子一直是被认为起着促进神经细胞营养的作用，如发育、分化，但1996年我们实验室发现神经营养因子可以调控脑内突触的可塑性，最终它也许可以调控学习记忆。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第五，打破传统的理论体系。这与上面讲的是对应的，一是能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另外是打破一个旧的观念，就是说我要提出反对意见，原来的概念有问题，对它提出挑战，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第六，开创崭新的领域，例如获得2012年诺贝尔奖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cell）的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许多工作就在此基础上开展。
中国发展观察：好的科学家具备怎样的素质？应该用怎样的制度来保证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鲁白：我们衡量一个好的科学家，主要看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在过去的学术生涯中，有没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大的成就。二是是否具有科研潜力，也就是看他有没有过人的智慧，前瞻性的想法，有没有独到的技术方法，有没有胆略去试一些新的课题，等等。
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亟需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经教育部批准，北大和清华正在进行教授招聘晋升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以实现与国际接轨。第一，全球公开招聘，不能任人唯亲。第二，经招聘委员会筛选，面试，经全体教授无记名投票并获得2/3以上票数，才能入职。第三，准长聘教授（Tenure-track）制度，入职后有5-6年的合同，其间要表现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工作。第四，国际小同行评审。考核期到，把个人在任职期间的有关材料送给12-15位国际小同行评审。评审结果好的留下来，不好的会离开，就是非升即走。
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阻力很大。但中国需要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必须如此。学术单位一定要有人才流动。但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科研人才体制。（下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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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观察：除了制度本身不够完善，还有哪些因素在影响中国科学家或中国科研成果在世界上的表现？
鲁白：我想谈谈中国文化对中国科学界的影响。科研体制能慢慢改变，但文化很难，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的七个特点，会严重阻碍中国科学的发展。
第一点，妒忌。这是一种“我不行，我也要拉你下来”的心态，着实影响了对有些科学家的评价。
第二点，人缘。在国内，有些人获得科学界的荣誉，不是因为科学做得好，而是因为不得罪人，靠人缘而不是凭本事。
第三点，人情。比如评审投票投给谁，不是根据科学标准，而是因为人情，如果不顾人情，便会遭到报复。
第四点，求全。不包容缺点，不允许失败。这样的文化对科技创新是不利的。
第五点，反标新立异。而科学恰恰需要标新立异。
第六点，团队精神。有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做科研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科研成果带来的利益，因此很多人是个人主义者，不具备团队精神，影响项目协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学术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越来越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健全学术道德，就进不了国际学术大家庭。
学术道德不端中最基本的有三条，一是造假，二是篡改，三是剽窃。现在中国的剽窃现象很严重，甚至很多知名大学的资深教授，都不认为剽窃别人的创意是件大不了的事，对学术道德观念模糊，对知识产权的意识十分淡漠。比如A和B两个科学家聊天，A听B说在做某个课题，有某个想法，但A听后，并不告知B自己也在做此类课题，而是进一步套他的话，了解相关信息，并抓紧实施B的想法，赶在B之前发表科研成果，这样的事在中国并不鲜见。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科学界学术交流的气氛。
在任何国家，同行间的科技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竞争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剽窃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剽窃者不但会被严重惩罚，也会在同行中声名狼藉。中国对此还没有很严格的惩罚措施。
我在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十几年间，每年都要上科学道德课程。这是机构的要求，他们用制度来保证科学家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