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永谊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
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提高全民的
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任重道远，需要自律，
更需要具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他律”。
城市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广大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离不开广大市民的自觉、自省、自律。只有每个人坚持严于律己，注重检讨自我，勇于修正自我，不断完善自我，才能提高文明修养的境界和水平。但是，文明习惯的养成仅仅依靠“自律”远远不够。人是有惰性的，人是需要他律的，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他律”对文明习惯的养成必不可少，至关重要。
巴西世界杯期间，日本球迷赛后主动清理赛场垃圾的举动，又一次引发人们的热议。日本球迷的这种“事迹”，令世界网友震惊已经不是一两次了，凡是有日本球迷参与的足球联赛，人们都会看到他们不乱扔垃圾、主动收拾垃圾的好习惯。
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不乱扔垃圾是怎样修炼成的呢？上世纪60年代，整个日本都深受环境污染问题的困扰。到了7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发展对大气、水质、土壤的污染以及垃圾问题随之而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彻底唤醒了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他们为了促进垃圾处置，一方面完备法律，依法严惩随意丢弃垃圾的人，轻则罚款30万日元（人民币2.1万元），重则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1000万日元（人民币约合71万元）的罚款；另一方面形成全社会对乱扔垃圾行为的道德谴责，以巨大的舆论压力，提醒每个人不得乱扔垃圾、严格按照规定来处理垃圾。时至今日，垃圾分类处理意识已经深深地嵌入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球场上那些垃圾在日本人眼里就像开出的一张张“罚单”。
纵观港台和国外一些发达地区，好的文明习惯莫不是用“重典”整治出来的，莫不是用“重罚”罚出来的。例如，香港对随地吐痰罚款600港元，新加坡对随地吐痰的初犯者处以1000新元，重犯者处以2000新元的罚款。严格执法对他们养成注重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的良好习惯起了很大作用。
可见，文明习惯的养成首先需要规范，需要强制，需要惩罚。
其次，文明习惯的养成也需要环境的营造，环境的约束，环境的震慑。
研究表明，文明行为具有感染性，每个人的文明言行会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周边的人，而文明环境传递出的“文明”因子又会辐射到更多的人，润雨无声地达成共识。很多香港人自恃文明素质高，对内地人不文明的行为多有几分“不屑”，但是，有的香港人一到内地就变得“不文明”了。在香港，一个人手里抓着用过的纸巾，找不到垃圾桶根本不敢乱扔，但到了内地则会随手一丢。这就是环境导致的不同结果。
第三，文明还需要设计，需要规划，需要人性化制约。
某地阴雨连绵，写字楼的管理者为了方便大家使用雨具，主动在大厅服务台放置了某一品牌的伞，规定凡借用者收取10元的押金。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原来，这种品牌伞的最低市场价大约要30元一把，人们借用时支付的押金只是三分之一，其结果自然是越借越少。这个结果，不仅仅是人的道德是否高尚而决定的，恰恰是缺乏“设计”而失误的。如果，管理者考虑到押金与押物在价值上要对等，甚至还要考虑到伞折旧等因素，把押金提高，或许才会“有借有还”。可见，仅仅靠自我道德的约束很乏力，人内心深处的自私趋利往往会占上风。
同样，当违法者的“成本”太低，也势必使“约束”流于形式。譬如把交通违法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形成交通失信行为联动惩戒机制，交通违法不仅仅让他面临扣分罚款，还将其与个人诚信记录挂钩，若有闯红灯、酒驾等行为就有可能影响到他银行贷款、报考公职人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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