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了七年的中国股市突然启动牛市行情，与一路下泻的国际油价走势形成鲜明对比。一向被通称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似乎并没有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相一致过，相反却被看作是典型的“政策市”而备受诟病。但是，目前的行情不仅与利好政策相关，更多地似乎愿意从中国经济的走势和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中寻找逻辑，分享改革红利，逐步走向成熟和规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将近七年，世界经济还在探寻复苏之路，过程显得漫长且并不平衡。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终于走向有力的复苏征途，但欧洲、日本经济起色不大，依然不振，而且新的外部压力在传导，前景并不确切；新兴经济体也受到大形势的拖累，增长放缓，尤其是俄罗斯经济，正遭遇油价大跌、卢布急贬之后大衰退的严峻挑战。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彼此互补性强，联系紧密。俄罗斯倒下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世界经济的稳定，都把目光投向中美。而对于中国来说，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换挡提质是这个阶段的表征和要求。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成为过去时，进而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轨道，预计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达到7%左右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还会经历中低速增长阶段，以及增长速度大体和发达国家持平的阶段。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认为，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一个落后国家在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后，必经的“追赶进程”中的真实场景，呈现出倒U型曲线。目前，中国正处在这个曲线的右侧，一段时期内会稳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间内波动，这种情形被称作“新常态”。对此，理论界、实务界都在热议，在很多场合被反复提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中江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提及新常态时，有他的一番见解。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三态”——旧常态、过渡态以及新常态。“旧常态”是指过去中国经济粗放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能源投入来拉动经济，造成了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诸多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虽大幅度提高，但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过渡态”就是经济发展不稳定，高速发展不可持续，处于换挡期；同时，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一些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不断出现。在过渡时期，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不利因素，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交织碰头。同时，经济发展面临两难选择，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控风险。
李佐军判断，2012年开始从旧常态中转型，2016年或2017年之后的十年、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将处于新常态。新常态的内涵具体表现为，一是有不同于过去的新政策，中国经济将处于相对稳定、可持续的状态。二是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比重占主导地位，高科技、绿色低碳产业进一步提高；从区域经济结构看，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乡差异进一步缩小。三是经济质量和效益、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四是经济增长动力有别于传统的“三驾马车”，而更多依赖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动力，而“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五是财富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老百姓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分配中的比重。六是制度与环境的优化，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人治转向法治。
关于中国经济如何向新常态平稳过渡，李佐军认为需要推进七个方面的转型。第一，投资结构转型，从原来依靠劳动力能源、资源的一般生产要素向依靠人才、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转型。第二，排放结构转型，增加水蒸气、氧气的排放，减少废水、废气的排放。第三，产业结构转型，推进产业的高级化、特色化、聚集化、品牌化、绿色低碳化、融合化、国际化以及信息化。第四，区域结构转型，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差异，以及推进中西部、南北各个地区的均衡发展。第五，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第六，财富分配的转型，由原来的强调国富向民富转型，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向更多人富裕起来、更多行业共同富裕转型。第七，经济目标转型，由原来的追求经济数量向强调经济质量和效益转型；由追求大国向强国转型。同时，全面创新和风险控制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的重要手段。全面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以及管理创新。控制风险，一方面要解决、锁定、释放和化解存量风险；另一方面要控制增量风险，利用底线思维，应对风险冲击的准备。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在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演讲时说，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处于困难微妙的调整转折时期。“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对当前经济现象最为形象的概括，但是，“三期叠加”仅仅是对中国经济“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至于“换挡”换到哪个挡位？“调整阵痛”表现在哪些方面？会阵痛到何种程度？以及更重要的这三者不同的动态变化之间是如何互相制约与影响的？最后会对经济大势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以上“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并不能清楚回答全部问题。
在这个转折期，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夏斌认为，不必过度悲观。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适度地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成长。尽管增速在下行，但产业需求、区域结构、分配等指标都出现较好势头，资源环境成本在减少。而中国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如果能继续保持6.5%-7%的增长，相对而言仍然是绝对的高增长，这意味着对逐步解决中国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财力支撑。虽然前期经济的“超级繁荣”确实在银行体系内积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但是目前的银行体系已经有所准备，今年三季度末，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93%，有近2.5%左右的拨备覆盖率。
另一个不必悲观的理由是30万亿元的优质国有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防范大震荡的本钱和巨大的财力保证，也是金融危机以来，令美国、日本等政府羡慕不已的调控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当前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心中有数、居安思危，并已在悄悄开始逐步化解风险的行动。
国盛证券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研究员周明剑对中国经济坚定看多，不仅从牛市中看到经济向好的深层逻辑，而且认为牛市将助推改革深化和结构转型。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同样比较乐观。他认为，次贷危机在远去，2015年整个宏观经济趋好，经济复苏会更加明显，中国经济有望增长7%。从长期看，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从短期看，中国经济放缓、结构调整，回到新的轨道上，是非常困难的过程。2015年中国经济或将出现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但框架相对稳定。房地产将处于调整期，未来，健康产业将取代房地产业，互联网业将取代银行业，成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
对未来谨慎乐观前提是具备“底线思维”。这是夏斌的观点。他说，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市场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准备忍痛付出代价，那只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而已，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要走中间道路。换句话说，政府要基于底线思维，有作为，又不过度作为。
何谓底线思维？夏斌说，于中国国情而言，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现象描述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的底线在哪儿？一是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出清，但不能引致传染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深化改革。改革必然应直面风险暴露及带来的阵痛。那么改革的速度底线在哪儿？底线在“部分阵痛”，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当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那么该项改革只能渐进推进。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过剩产能的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让当前的经济增长对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说到底，底线思维就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坚守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二者，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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