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 璇 史泽慧
精华速览：
本文基于物质投入与人力投入双重视角，提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赋能未来产业的优化路径，包括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物质与人力资本投入；搭建多层次金融体系，培育长期稳定产业资本；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制度梗阻；优化央地联动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财政金融政策在物质投资与人力投资领域深度适配，能够助力“十五五”时期未来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两类投资紧密结合列为经济工作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强化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理念。2026 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明确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未来产业具备高研发投入、长培育周期、强外部性的典型特征，其发展既依托科研设施、算力平台等硬件资源，也依赖高端人才等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财政金融政策是调控产业资源配置的核心工具，“十五五” 时期推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财政金融政策在实物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层面协同赋能。
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现状
从政策演进脉络来看， 国内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配套机制已初具完整框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 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财政金融工具精准赋能未来产业明确了政策导向。各省份紧扣国家顶层设计出台配套政策， 构建起中央统筹、地方落地的纵向联动政策体系，推动未来产业发展。财政端形成多层级资金投入渠道，中央依托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投入持续加强前沿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地方综合运用产业引导基金、专项补贴、税收减免、定向采购等手段，持续撬动社会资源投向未来产业赛道。金融端融资渠道持续拓宽（胡拥军等，2025），科创板、创业板完善科创主体直接融资路径， 各级政府产业投资基金规模稳步扩容，商业银行同步推出科技专项贷、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等适配科创主体的新型信贷产品。综合来看， 覆盖财政、金融双维度的可用政策工具持续扩容， 未来产业资金支持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从发展趋势看， 国内财政调控逻辑正由偏重实体建设转向兼顾实物投入与人力资本培育的均衡模式（盛磊等， 2025），更加契合当前阶段对投资结构优化的客观需求。对照当前政策落地成效，两大投入维度的资源分配需要更加均衡，集中体现为四方面。第一，财政资金投放偏重实体基建类项目。长期以来财政资源多倾斜基础设施等实物投资领域，教育、基础科研等人才培育相关资金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强，从而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与原始创新培育，适配未来产业对高端人才、前沿技术研发的现实需求。第二，现有金融服务模式对人才密集型创新活动的适配性有待提升。传统依赖不动产抵押的信贷审批模式针对未来产业的适用性不足，大量掌握核心技术但缺少有形抵押物的初创企业面临融资阻滞。第三，财政工具与金融工具联动融合程度不足。一些地区产业引导基金体量持续扩张，但资金投向更偏好技术路径清晰、短期收益可观的成熟项目， 对周期较长、回报不确定的基础前沿研究支撑力度偏弱。第四， 政策实施环节协同效能不足。中央与地方政策衔接、各主管部门权责划分、工作联动机制等需要进一步理顺， 增强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地成效。需要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统筹完善，提升财政金融政策赋能未来产业提质扩容的成效。
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赋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财政金融体系赋能未来产业发展仍面临若干挑战，可从资源配置、金融适配、政策协同、区域布局四个维度分析。
（一）财政配置结构有待优化，软硬要素投入错配
财政支出层面的资源配比偏差，是制约未来产业源头创新能力提升的首要因素（ 张林山、公丕明，2025）。未来产业的颠覆性技术突破高度依托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这类创新活动周期跨度长、成果不确定性高、短期经济收益不明朗，市场资本参与积极性有限，亟须公共财政持续兜底保障。但当前财政资金多集中于硬件基建、设备设施等有形项目，对基础研究攻关、高端人才培育等软性创新要素的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大。从国际维度来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支出比重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长效科研与人才建设投入有待提升。从深层次来看，现行财政绩效评价体系适配有形资产投资特征，人力资本投入成效的长期性、间接性难以纳入短期考核，影响产业创新体系长效培育。
（二）金融体系风险偏好与未来产业培育特征适配性不足
未来产业从基础研究、技术验证到中试放大、产业化落地，全周期具备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增长非线性的特点（王艺明， 2 0 2 5）， 不同阶段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 亟须多层次、定制化的金融供给体系支撑。但国内金融市场仍以传统间接融资为主， 商业银行风险审核体系高度依赖有形资产抵押， 与未来产业早期以知识产权、数据技术等轻资产为核心的价值形态存在偏差。风险投资、私募股权虽活跃度持续提升，但受募资周期、退出机制约束，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力度不足。政府引导基金虽能撬动社会资本赋能产业发展，但受行政考核、风险规避机制限制， 投资意愿更多聚焦技术成熟、收益稳定的成长期项目， 对前沿探索类早期创新项目的覆盖度待加强。这种风险与期限的双重错配， 导致未来产业成果转化阶段容易出现资金断档， 科创项目深陷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不利于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落地转化。
（三）部门协同衔接、政策联动效能不足
未来产业具备跨界融合、交叉创新的发展属性，对政策供给的系统性、整体性、联动性要求较高。从产业发展涉及的部门分工看， 产业布局、项目管理由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主导， 侧重产业落地与产能建设； 人才引育及人才体系建设归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部门管理； 财政资金调配、金融市场调控又各有治理体系与运行逻辑， 需要形成协同赋能的整体效应。实践中存在产业硬件配套完善但人才资源缺位、财政补贴落地但金融资本跟进滞后的情况， 影响实物投资与人才培育两类举措精准匹配、同步推进的效能。
（四）区域资源禀赋不均，产业发展呈现空间极化
未来产业的培育成长， 高度依托区域财政实力、金融生态、科研人才与产业基础等综合要素支撑。拥有创新、资金、人才优势 的区域， 在未来产业赛道布局中往往能够抢占先发优势。伴随全国科技产业竞争升级， 未来产业发展的空间极化问题可能加剧。同时， 部分地区脱离自身资源禀赋盲目跟风布局未来产业， 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 放大了区域资源错配效应。
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赋能未来产业的实现路径
立足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双重维度， 搭建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系统性制度框架，统筹优化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结构、节奏与效能，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效制度保障。
（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构建物与人并重的投入体系
一是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持续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基础理论探索、前沿技术攻关与原始创新突破，稳步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逐步补齐底层技术原始创新短板，持续优化创新资源布局。二是健全人力资本财政保障机制，设立未来产业人才专项经费，扩大青年科研人才资助规模， 完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保障体系， 实现硬件建设与人才储备同步规划、同步落地。三是创新财政扶持运行模式， 深化财政资金拨改投改革， 以股权投入替代传统拨款模式， 构建资金投入、退出、循环利用的良性机制。推广以奖代补、事后补助等市场化激励方式， 将原创成果产出、人才队伍建设等软性指标纳入财政绩效评价体系。四是建立财政投入刚性约束机制，明确各级财政科技、人才领域支出最低占比，常态化监测资金投放结构，以制度约束稳定人力资本投入规模。
（二）健全全生命周期金融体系，培育产业适配耐心资本
一是分阶段实施差异化金融服务， 贴合产业生命周期精准施策。种子期、初创期依托政府天使基金与种子基金， 配套风险分担补偿机制， 对冲早期创新风险， 降低社会资本参与前沿技术研发的门槛， 补齐科创初期投资短板。成长期推广知识产权、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模式， 辅以科技保险、科创担保工具， 有效突破轻资产企业抵押物不足的融资困境。成熟期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完善资本退出路径， 实现产业资本良性循环。二是加大力度培育适配硬科技发展的耐心资本， 优化政府引导基金母子基金运作架构， 将考核周期适度延长， 包容前沿研发合理试错风险， 引导社会资本长期深耕未来产业基础技术与前沿创新赛道。三是完善专属金融产品与联动机制， 围绕技术研发、中试放大、成果转化关键环节， 推出科创专项信贷、产业债券、研发贴息贷款等特色产品。持续深化投贷联动改革， 打通股权、信贷、担保协同赋能通道， 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运营模式， 切实提升金融资源对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精准支撑效能。
（三）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融合制度梗阻
一是搭建常态化多部门联席会商机制， 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工作， 统一产业布局、人才培育、财税扶持、金融赋能的政策导向与实施节奏。同步统筹实物基建投资与人力资本培育工作进度，保障两类核心要素投入时序同步、结构均衡。二是严格落实项目与人才一体化审批机制，将系统化人才配套方案列为重大未来产业项目立项的前置条件。围绕产业发展定位，同步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人才安居保障、校企协同育才等配套建设， 实现产业项目落地与人才队伍培育一体推进。三是系统整合全域政策服务与考核体系， 归集分散在各部门的人才补贴、技能培训激励、校企合作扶持等政策资源，推行“一链一策、一企一策”的精准化服务模式，简化审批流程、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构建投资于物与投资与人协同量化评价指标，以科学考核推动部门协作，实现政策资源集约整合、高效赋能产业发展。
（四）优化央地联动格局，缩小区域产业发展差距
一是强化中央财政精准转移支付， 立足各地区产业基础与资源条件实施差异化扶持，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地方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布局适配的未来产业赛道，杜绝盲目跟风与重复建设， 构建全国错位发展、特色互补的产业空间体系。二是健全央地资金联动机制， 创新多层级财政扶持模式，中央通过参股注资、风险担保、专项赋能等方式， 支持地方设立未来产业专项引导基金， 有效缓解欠发达地区产业培育的财政压力，打通资金联动渠道，凝聚央地协同培育的发展合力。三是破除区域行政壁垒，依托算力互通、人才互认、飞地经济等制度创新，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搭建东西部产业协作平台，推动东部科创资源与中西部产业资源深度对接，通过联合研发、异地孵化、产业共建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四是完善区域利益协调与风险保障体系，建立常态化产业培育风险分担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未来产业，推动全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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