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朝良 郑晓峰 廖素琴
精华速览：
未来产业培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前沿技术突破，也需要工程化转化；需要政府战略引导，也需要市场机制检验；需要科研平台支撑，也需要企业主体成长。新型研发机构处在科学研究和产业应用之间，是打通未来产业培育链条的重要组织载体。面向未来，应推动新型研发机构成为前沿技术识别、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企业孵化和场景应用的重要平台，更好推动未来产业从技术萌芽走向现实生产力，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进入关键窗口期，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正加快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 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与传统产业和一般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具有技术路线不确定、应用场景待培育、商业模式尚未成熟、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等特点。它既高度依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也高度依赖工程化转化、市场化验证和产业化组织能力。未来产业培育的关键，不仅在于选择哪些赛道，更在于如何把前沿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 新型研发机构具有特殊作用。新型研发机构介于科研机构、企业主体、政府平台和市场组织之间，通过更加灵活的体制机制，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企业孵化、资本导入和场景应用连接起来，是未来产业从“技术萌芽”走向“产业生成”的重要组织支撑。面向“十五五”时期前瞻布局、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部署，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新型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补齐制约其作用发挥的突出短板，推动其从一般研发平台向未来产业培育平台转型。
未来产业培育需要新型研发机构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未来产业不是成熟技术的简单产业化，也不是现有产业链的常规延伸，而是建立在前沿科学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变革基础上的新兴产业形态。未来产业处于技术快速演进和产业边界重塑阶段， 其中哪些赛道能够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也取决于创新组织方式。
从创新链看，未来产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大致经历“科学发现— 技术研发—工程验证—中试熟化—规模化生产”等阶段，但传统创新体系在支撑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局限。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但往往缺少对市场需求和产业工艺的深入理解；企业研发中心贴近市场，但多数企业难以长期承担高风险、长周期的前沿探索；政府部门可以制定政策、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不能直接替代市场主体进行技术选择和产业孵化。由此导致未来产业培育过程往往面临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脱节、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错位、政府支持与资本接力不畅等挑战。
新型研发机构的制度设计契合这一结构性需求，可以更灵活地汇聚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应用场景和专业服务资源，围绕特定技术方向开展任务型研发和成果转化；也可以通过项目经理制、团队制、公司化、基金化等市场化机制，提高技术转化和产业孵化效率。对于未来产业而言，新型研发机构既是前沿技术路线判断的专业支撑， 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桥梁，更是早期企业孵化和产业生态组织的开放平台。
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未来产业培育的主要作用机制
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未来产业发展， 不是单纯增加研发投入，也不是简单承接科研项目，而是贯通“技术识别—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企业孵化—场景应用”全过程。
（一）前沿技术识别机制：帮助市场主体判断技术路线成熟度
未来产业方向多、概念新、变化快， 各地在布局过程中容易受到短期热点影响，出现“什么热就投什么、别人做什么就跟什么”的倾向。新型研发机构连接科研前沿和产业一线，能够持续追踪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判断不同技术路线的成熟度、突破难度和产业化可能， 并结合地方产业基础、企业需求和应用场景，帮助政府和市场主体识别出真正适合长期投入的方向。对于未来产业培育而言，技术识别不是简单列出产业目录，而是要综合判断技术先进性、产业可行性、应用需求、成本曲线、供应链条件和监管风险，推动地方从“跟风布局”转向“精准培育”。
（二）概念验证机制：推动科研成果从“可研究”走向“可转化”
很多未来产业项目并非没有科研成果，而是缺少从科研成果到产业项目之间的验证环节。实验室中的论文、专利和样机，距离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工艺和服务还有较长距离。技术是否稳定、成本是否可控、应用场景是否真实、知识产权是否清晰、商业模式是否成立， 都需要在产业化之前进行系统验证。新型研发机构可以围绕技术可行性、产品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开展验证服务，把“看起来有前景”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值得继续投入”的产业项目。对未来产业而言，概念验证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辅助环节，而是决定前沿技术能否进入产业化通道的第一道闸门。
（三）中试熟化机制：补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全链条中的关键断点
概念验证解决的是“能不能转”的问题，中试熟化解决的是“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稳定做、能不能规模化做” 的问题。未来产业中很多领域具有较强的工程属性，仅有原理突破和实验室成果远远不够，还需要经过工艺放大、设备适配、质量控制、检测认证、可靠性验证和标准制定等环节。现实中，不少地方重视建设实验室、研究院、孵化器和产业园，但对中试平台、工程化平台和公共测试平台重视不够，大量科研成果卡在“实验室样品”和“市场化产品” 之间。新型研发机构可以围绕未来材料、合成生物、智能机器人、未来能源、医疗器械等重点方向，建设专业化中试平台、测试验证平台、检验检测平台和工艺放大平台，为科研团队和早期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四）企业孵化机制：推动技术项目成长为未来产业主体
未来产业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产品、市场和产业链上。没有一批具有技术原创性和成长潜力的企业，未来产业就难以从概念走向规模。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推动科研团队转化为创业团队，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为企业项目，推动单点创新转化为产业主体。与一般孵化器相比，新型研发机构的企业孵化更加重视技术含量和产业前景，不仅可以提供办公空间和政策应用等常规服务，还可以提供技术辅导、工程验证、市场对接、团队组建、知识产权管理、融资路演和产业链协同等深度服务。对于技术壁垒较高、成长周期较长的未来产业项目，新型研发机构还可以通过持股孵化、技术入股、联合创业、成果作价投资等方式，与创业团队形成长期绑定关系。
（五）场景链接机制：促进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迭代成熟
未来产业的许多技术必须在真实场景中不断试验、反馈和迭代，才能形成成熟产品和商业模式。新型研发机构可以成为连接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帮助科研团队理解真实场景中的痛点和需求，另一方面帮助政府和龙头企业识别适合开放的试验场景， 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首试首用机会。对未来产业而言，场景不是简单的市场终端，而是促进技术成熟完善的重要基础设施。
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未来产业培育仍面临突出挑战
近年来，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较快，在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和产业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未来产业培育要求看，部分新型研发机构仍存在定位不清、能力不足、机制不活等短板， 影响功能发挥。
（一）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同质化倾向制约专业聚焦
部分新型研发机构在建设之初缺乏清晰定位，将科研平台、孵化器、技术转让中介、高校科研项目延伸等功能混合在一起，既难以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前沿技术研发，也难以提供专业的产业化服务。有的机构主攻方向不明，跟随市场热点频繁调整研究领域，难以形成长期积累。还有一些机构实质化运行不足， 更多承担高校资源引入、项目申报和平台展示功能，对未来产业培育的实际支撑力度有限。
（二）转化服务能力不足，概念验证和中试环节薄弱
受传统科研体制路径依赖影响，一些新型研发机构仍偏重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和科研项目立项，对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创业投资、市场营销、知识产权运营等促进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服务供给不足。很多未来产业项目需要在技术研发立项阶段就同步规划产业化出口， 明确目标客户和应用场景，而不是先做研究、再找出路。现实中，不少科研成果止步于论文和专利，无法有效对接产业需求，对未来产业培育的推动力仍有待提高。
（三）可持续运营压力较大，自我造血能力有待增强
新型研发机构普遍面临“建设靠政府、运营靠项目、发展靠政策”的路径依赖。未来产业大多技术周期较长、难以在短期内产生可量化商业收益，机构持续运营较大程度依赖财政补贴。一旦政府财政支持减弱或主要政策支持到期，机构容易转向短平快项目，偏离服务未来产业的初衷。同时，部分机构市场化收入渠道较为单一， 主要依赖横向科研合作经费， 技术许可、股权孵化、成果转让等多元收入来源尚未形成规模。
（四）评价机制与未来产业长周期规律不完全匹配
当前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考核评价， 部分指标仍参照传统科研机构指标体系， 以论文数量、专利申请量、科研经费到账额等作为主要考量，而孵化企业质量、技术产业化率、带动产业规模、关键技术突破等反映未来产业培育实效的指标权重不足。未来产业研发往往需要5 年乃至10 年以上积累才能形成突破，评价机制应为长期布局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保障。
（五）治理机制和人才激励仍不够灵活
新型研发机构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科学家、工程师、产品经理、产业专家、投资经理和市场运营人才共同参与。但部分机构在人事聘用、薪酬分配、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知识产权处置、股权激励等方面仍受传统体制约束，难以吸引和留住复合型人才。面向未来产业， 新型研发机构不仅要有科研能力，还要有工程转化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 这对治理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探索案例：深圳与杭州的实践路径
在我国未来产业布局中，深圳和杭州都具有较强代表性。两地均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培育，但创新资源结构、产业基础和组织方式有所不同，也形成了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未来产业的不同路径。
（一）深圳：企业需求牵引、重大平台支撑、供应链快速转化
深圳的突出优势在于企业创新活跃、制造业配套能力强、资本市场发达、应用场景丰富，形成了以企业需求和产业链转化为主轴，以重大科技平台和深港协同补强源头创新能力的复合型路径。
首先，深圳科技创新具有鲜明的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特征，技术创新往往能够较快进入产品开发、供应链组织和市场应用环节。依托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迈瑞等龙头企业和一批高成长性科技企业，深圳能够较快捕捉产业链真实需求，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围绕企业技术难题、产品迭代需求和未来产业方向开展研发攻关。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等为代表的新型研发机构，也较早形成了贴近产业、服务企业、孵化项目、连接资本的运行特色。
其次，深圳积极布局重大科技平台， 持续补强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能力。通过光明科学城、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深圳正在为合成生物、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人工智能、前沿新材料等前沿产业方向提供更强基础支撑。
再次，深圳具有较强的工程转化和供应链集成能力。依托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较完整的产业链，深圳能够为具身智能、新型储能、未来材料等产业项目提供样机开发、工艺验证、测试迭代和市场导入条件。这使得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出的早期成果，更容易在本地产业链中完成产品化和商业化验证。
最后，深圳通过深港协同拓展源头创新和国际化资源。香港高校的科研能力、国际网络和专业服务优势，与深圳产业化、工程化和应用场景优势相结合， 有利于在生命健康、合成生物、金融科技、未来材料等领域形成跨境创新转化链条。
（二）杭州：科创平台策源、数字生态赋能、先导区集聚转化
杭州的优势更多体现在高水平大学、重大科创平台、数字经济基础和创新生态上。浙江大学、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良渚实验室、城西科创大走廊等， 为杭州布局未来产业提供了较强的源头创新能力和平台支撑。与深圳相比，杭州的新型研发机构重点依托大学、实验室和科创走廊，推动前沿学科、重大平台和未来产业方向深度结合。
首先，科创平台与数字经济生态相互支撑。之江实验室由政府、高校和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体现了高能级平台、顶尖高校和平台企业协同创新的特点。阿里巴巴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为人工智能、未来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宇树科技等新兴科技企业则推动技术突破走向产品迭代和标准探索。由此来看，杭州并非单纯依靠高校院所进行源头创新，而是在科创平台基础上， 通过数字经济生态和龙头企业场景带动， 加快前沿技术向产业应用转化。
其次， 杭州高度重视以产业先导区承载成果转化和企业集聚。围绕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合成生物等重点方向， 杭州通过未来产业先导区、环大学和环重大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等载体，推动源头创新、应用研究、产品实现和场景应用相衔接， 正在形成“ 科创平台策源— 龙头企业带动— 先导区承载— 场景应用验证”的培育链条。
同时，杭州经验也表明，未来产业培育不能只关注技术突破和企业孵化， 也要重视标准、规则和生态建设。
（三）启示：差异化建设比简单复制更重要
深圳和杭州的实践表明，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未来产业没有统一模板，差异本质上来自城市创新结构不同。对大多数城市而言，发展新型研发机构不能简单复制先进地区经验，而应结合自身科教资源、产业基础、资本条件和应用场景，明确机构功能定位，因地制宜选择未来产业培育路径。
推动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未来产业培育的政策路径
面向未来产业培育的新要求，应进一步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从一般研发平台向专业化、任务型、转化型、开放式产业培育平台升级。关键不是简单增加机构数量，而是围绕未来产业从技术识别、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到企业孵化、场景应用的全过程，重塑新型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和支持方式。
（一）明确定位，建立面向未来产业的分类支持机制
在现有新型研发机构政策体系中， 进一步突出未来产业导向，推动机构从“大而全” 向“ 专而精” 转型。可根据不同机构的资源禀赋和功能特点， 分类形成前沿策源型、工程转化型、企业孵化型、场景应用型等不同类型，并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重点支持真正具备战略级研发能力、工程化转化能力和产业组织能力的机构。
（二）强化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优化未来产业转化的中间环节
把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作为新型研发机构核心能力来建设，推动机构从单纯“做研发、报项目”转向“做验证、做转化、做孵化”。围绕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公共测试平台、检验检测平台和标准验证平台，为科研团队和早期企业提供技术评估、样机开发、产品定义、工艺放大、可靠性测试、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可行性分析等服务。政府支持方式也应从单纯补贴研发项目，更多转向支持中试设备、公共平台、工程化团队和专业服务能力建设。
（三）推动企业需求和应用场景前置， 形成“研发—验证—应用—迭代”闭环
建立“ 企业出题、机构答题、政府助题、市场阅卷” 的协同机制， 鼓励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场景单位和投资机构参与技术路线选择、产品定义、中试验证和成果评价， 避免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两张皮”。政府可通过“揭榜挂帅”、联合攻关、创新联合体、场景开放等方式， 引导新型研发机构更加贴近产业一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未来医疗、未来能源、城市级数字化应用等领域， 政府和国有企业可在城市治理、交通物流等领域建立场景清单和机会清单， 支持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
（四）完善耐心资本和生态造血机制， 降低对财政补贴的单一依赖
围绕新型研发机构建立“ 政府托底、产业投入、资本接力、成果反哺” 的可持续资金机制。政府资金重点投向基础性、前沿性、公共性和长周期方向，支持机构保持战略定力；同时积极引入龙头企业、产业基金、创投机构和国有资本，通过联合研发、场景供给、股权投资、投贷联动等方式，推动产业界和资本端更深度参与。对于条件成熟的机构，可探索设立概念验证基金、中试基金、种子基金和成果转化基金，形成覆盖未来产业早期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体系。鼓励新型研发机构通过技术许可、专利转让、作价入股、股权分红、成果收益分成等方式拓展成果变现渠道， 形成“ 研究成果— 孵化企业— 投资收益— 再投入研究” 的良性循环。
（五）改革评价体系和治理机制，适应未来产业长周期规律
对承担未来产业任务的新型研发机构，应建立以5—10 年为周期的长期评价机制，突出技术突破、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企业孵化、产业带动和战略价值，对不同类型机构实行分类考核。对于技术不确定性高、研发周期长的前沿方向，应给予更稳定的支持周期和更合理的风险容忍度，避免频繁短期考核打断长期战略布局。在人才聘用、薪酬分配、项目经理制、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知识产权处置、股权激励等方面给予更大自主权，支持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人和产业专家共同参与机构治理。
（六）扩大开放协同，提升新型研发机构在全球和区域创新网络中的节点能级
支持有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与境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提升国际科研合作、人才交流、技术转化能力水平。鼓励新型研发机构参与未来产业标准、伦理、安全和监管规则建设， 成为标准制定、规则探索和产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场景驱动原创技术产业化的内在机理、模式及实现路径研究”（24CGL008）成果之一】
马朝良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晓峰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廖素琴为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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