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倩倩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 年年会期间，中国发展出版社专访了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
受访者简介：
詹姆斯• 赫克曼是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经济与公共政策杰出服务教授和人类发展经济学中心主任。他致力于研究与不平等、社会流动性、技能形成，以及与劳动力市场和监管有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1973 年以来，赫克曼一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2010 年，他参与创办了人力资本和经济机会全球工作组。2014 年5 月，他在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2000 年，赫克曼因其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以及为公共政策评估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重要的指标是人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发展出版社：您近年来的跨学科研究持续关注贯穿生命周期的人类发展与技能形成。您认为，今天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质量水平，最应关注哪些长期指标？
詹姆斯·赫克曼：我们必须谨慎谈论教育、健康和就业等相关指标，因为这些指标反映了经济的不同方面。若将某一指标置于另一指标之上，其实就意味着经济的某一方面比另一方面更重要。这些指标有时很容易造成误导。以就业为例，如果就业质量不高，那么单看就业数据并没有太大意义。教育也是如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指标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它关乎人民群众的福祉。人的充分发展，是衡量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尺度。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能促进人充分发展的社会。
进一步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发展出版社：《全球发展报告2025》认为， 教育事业取得一定进展， 但弥合教育鸿沟面临较大挑战。您曾指出，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和家长参与即使是在50 年后仍能带来回报。面对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包括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您认为教育体系应如何调整，从而真正把人口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詹姆斯·赫克曼：中国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西部和东部地区、农村和城市，人们能够获得的发展机会， 都存在明显差别，即便是在一个发达省份的内部也存在很大差距。
这是中国正面临并在积极应对的一大挑战。中国已经意识到—如果进一步加快应对这一挑战的步伐，那么中国将更快、更充分地展现其巨大潜力。这些差距体现在教育、就业和投资等多方面， 在农村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省份这些差距尤其明显。但公共部门就业和公共项目的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税收征收所在省份以及居民所在地区的财政状况紧密相关。
正因为存在地区差距，更加集中的财政政策才会有助力。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在于打破不同经济水平省份之间的鸿沟。应进一步增强财政政策的统筹性，进一步推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理想状态下，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不能决定其人生机遇。但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在农村和城市、在西部和东部地区，谁能上学、谁能找到工作、谁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尽管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但这一制度仍然带来一些现实影响： 一些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的孩子，并不能像城市孩子一样进入同样的学校、获得同样类型的公共服务。相信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深化，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带来更大的机会均等。
政策应更好统筹“一老一小”
中国发展出版社：您提出的“赫克曼曲线”揭示了儿童生命早期对其今后的人生至关重要， 在生命前1000 天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青少年时期， 越早投资，回报越高。《中国发展报告2025》强调，健全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您认为在社会老龄化加快的背景下，政策应如何更好统筹“一老一小”服务、健康投入和长期人力资本积累？
詹姆斯·赫克曼：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谨慎看待，需要同时考虑短期和长期解决办法。短期来看，有很多老年人的生活尚未得到很好的支持，部分原因在于通过拥有更多子女来形成养老保障基础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因为，过去随着人口增长而形成的支持基础，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问题就变成：我们到底应该在老年人身上投入多少？尤其是在健康领域。和对幼儿和儿童的投入相比，这种投入该如何权衡？这就是短期和长期的区别所在。
如果把资源投入到更年幼的孩子身上，那么这种投入会产生累积效应。这个年龄段可以理解为儿童成长的整个生命周期，甚至包括大学阶段。这个阶段是儿童建立技能基础的过程，也可以为未来的选择打下基础。早期投入越多，现在具备的技能越强，未来，这些技能带来的回报也会越高。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可能带来很高的回报。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阶段的投入之所以回报高， 其实是因为在更早阶段建立起了技能基础，也正是因为更早阶段的培育，为这些孩子后来从不同阶段和机会中获益奠定了基础。
从长期来看，政策重点应当更多地放在年轻人身上。但与此同时，还存在更大的伦理问题：对于那些体弱、失能的老年人和困难群体，该怎么办？是否应当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这些群体？关于这个问题，须谨慎看待。在今天，孝道仍然是须遵循的社会规范，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仍然保持着强关系。因此，支持老年人其实也是在支持年轻人，这是因为，这可以减轻年轻人在赡养父母方面的负担。
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社会保障是否应该沿用由年轻人收入来供养老年人退休生活的传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国家对老年人的支持， 对中年人来说其实也是有益的，因为这减轻了他们的赡养负担。所以，当考虑老年人获得支持的收益时，也必须考虑那些需要赡养老年人的人所获得的收益。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其中不仅涉及老年人，而且还关乎如何减轻中间一代人赡养老年人的负担。
人工智能对人工不是简单“替代”
中国发展出版社：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教育、技能形成和就业结构的影响？ 各国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让人工智能成为对人力资本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詹姆斯·赫克曼：首先，我认为这里所谓“替代”的说法被严重夸大了。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做这个岗位，也能做那个岗位，因此人们就会失去工作，人工智能会接管这些工作。这种推断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深刻理解大多数技术进步背后的逻辑， 即便人工智能会替代人的某些功能，也会为许多其他功能和许多新的任务创造机会。因为人们才刚刚开始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想想看，当19 世纪电力出现的时候，人们用多长时间才真正认识并充分发挥出它的力量；再往前看，蒸汽机从在纺织厂和磨坊中使用，到后来被运用到铁路、供热和工业中，这个过程用了很多年。一个理念从出现到吸收、适应、扩散，本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人工智能现在就处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才刚刚开始，所以，这不只是“替代”的问题。有些工作确实会被替代，以机器人为例，比如，汽车装配线上，有很多原本由人做的工作，现在可以由机器人来做—给汽车装轮胎， 把发动机装进汽车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技术不会创造出许多其他工作，因为有了新技术，人们不再需要做重复性工作，可以更高效地去做其他事情。这一点是非常有力量的。
就业创造效应经常被忽视。许多评论人士和媒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偏颇。他们的逻辑大概是：机器、人工智能可以做某件事，人也可以做，但机器做得更好。这或许没错，但人还具备其他非常有价值的特质。不仅如此，当前人工智能自身其实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很多服务业岗位的工作，即便它在某些方面能做到，那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从重复性工作内容中脱离，去做那些可能更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如，人们不再需要坐在收银台前点钞、算账，因为电子扫描设备已经在做这些工作。这意味着社会对从事这类工作的人的需求会减少。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积累的财富会创造出很多其他工作。
我认为，真正需要的培训是帮助人们理解：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 人们必须更灵活，更愿意也更有能力调整自己。这些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心理学家称其为执行功能，也就是应对挑战、预判挑战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能力尤其重要，因为人工智能一定会带来大量变化。
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当新技术出现，旧技术会过时，那些固守旧技术的人会受到损失； 而那些能够适应新技术的人，反而是受益最大的人。因此，劳动力需要掌握这种适应性，并体现在获得的技能和思维方式上。也就是说，人们要意识到，人不会一直做这项重复性的工作，未来可能会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做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今天，随着新的任务、新的产品不断出现，真正的机会就在于预判这些变化并对此作出回应。因此，我们必须拥有学习的能力，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工作场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发展出版社：您如何评价《中国发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
詹姆斯·赫克曼：这两本著作内容非常全面。作为一名研究者，这两本报告确实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人看到中国正面临什么、发生什么，非常有帮助。
作者为中国发展出版社融合传播部副主任，杨智童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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