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刚 王 超
精华速览：
能源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点，其本质是在世界百年变局背景下重塑国家能源体系的竞争力。本文提出“安全韧性—绿色转型—科技自主—国际影响” 四维分析框架，系统评估我国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基础与现实约束，从供给侧结构优化、需求侧管理创新、市场机制完善、科技攻关突破、国际合作深化等五个层面提出路径建议，为“十五五”期间及中长期能源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能源是大国博弈的战略资源，是塑造国际秩序的一个关键变量。对于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我国而言，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从国际环境看，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能源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欧美加速推进“能源独立”，围绕关键矿产、清洁技术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与此同时，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深水区”，能源转型既是责任也是机遇。从国内需求看，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生产量和消费总量均居全球首位。现代化进程对能源的需求不仅是“量”的保障，更是“质”的跃升—既要充足稳定，又要清洁低碳，还要经济可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设能源强国” 被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我国能源发展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综合实力，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从跟随模仿转向引领创新，这也是能源发展理念的根本性重塑。
能源强国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大”与“强”的区别，不仅在于体量，更在于质量、结构和控制力。能源强国应当在能源体系的各个维度都具备显著优势和战略自主能力。基于对全球能源格局演变规律和主要能源强国发展经验的研究，本文提出评估能源强国的“四维框架”。
第一，安全韧性维度。能源安全是能源强国建设的底线要求。这不仅指和平时期的供需平衡，更指极端情境下的抗冲击能力。具体包括：资源自给能力， 即本国能源生产对消费的保障程度；供应多元化水平，即进口来源、运输通道、品种结构的分散程度；战略储备规模， 即应对供应突然中断的缓冲能力；系统抗扰动能力，即电网、管网等关键基础设施在极端天气、物理破坏与网络攻击下的自愈与恢复能力。能源强国必须具备在任何极端情境下保障经济社会生命线不断流的“压舱石”功能。
第二，绿色转型维度。在碳中和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能源的“绿色含量” 是关键指标。这一维度关注：能源结构清洁化程度，即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和电力中的比重；能源利用效率，即单位GDP 能耗、单位产品能耗水平；碳管理能力，即建立在碳计量、碳核算基础上的全产业链绿色溢价获取能力。能源强国应通过引领全球低碳转型，将绿色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第三，科技自主维度。技术是能源竞争的制高点。这一维度考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即在勘探开发、装备制造、系统集成等环节是否受制于人；前沿技术创新能力，即在氢能、可控核聚变、新型储能等未来领域的布局深度；产业链完整性，即从资源开发到终端应用全链条的国内产业配套能力； 标准规则制定权，即在国际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中的话语权。迈向能源强国， 必须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跨越。
第四，国际影响维度。能源强国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维度包括：能源贸易影响力，即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买方或卖方地位；投资布局广度，即在海外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中的所有权；治理参与深度， 即在国际能源组织、多边机制中的角色； 规则塑造能力，即在资源定价、货币结算及减排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我国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基础
经过数十年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已经具备建设能源强国的坚实基础。
第一，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能源供应体系。能源产供储销体系不断完善，煤炭、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据国家能源局数据，“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自给率已从80% 左右增至84% 以上。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原油产量约2.15 亿吨，天然气产量突破2600 亿立方米，双双创历史新高。2025 年，全社会用电量首超10 万亿千瓦时，有力有效应对了迎峰度夏电力负荷20 次超过2024 年峰值的考验。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能源大通道构成了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的物理载体，特高压输电技术保持全球绝对领先地位。
第二，清洁能源发展全球领先。我国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 年，全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超额完成20% 的目标任务，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新能源实现更高质量跃升式发展。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卓有成效，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项目基本建成投产。核电在运在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在运在建机组达到112 台、装机容量约1.25 亿千瓦。我国能源体量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正向“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5% 左右”的中长期目标加速迈进。
第三，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光伏、风电、动力电池产量均占据全球份额的半壁江山以上。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已突破1 亿千瓦， 占全球比重超过40%。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超过22 万吨，占全球产能的一半以上。这种产业链优势正由“组装制造” 向“高端材料”和“精密控制”延伸， 培育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第四，能源市场体系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8 个省份连续开展电力现货交易，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提升至63%。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绿电、绿证交易规模持续扩大。油气体制改革释放了市场活力，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正在深度引导能源资源的有效配置。
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发展步入“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体制机制系统重塑期、国际合作全面提升期”。中国距离真正的能源强国还有差距，面临若干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挑战。
第一，能源供应保障的结构性压力依然存在。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格局是“富煤、贫油、少气、风光无限”。虽然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但石油对外依存度仍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且进口来源和运输通道相对集中。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背景下，如何保障能源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至关重要。此外，随着全社会用电量首超10 万亿千瓦时，迎峰度夏、迎峰度冬期间局部地区的结构性电力紧平衡挑战日益严峻，能源供应的韧性亟待进一步强化。
第二， 能源结构转型步入“ 深水区”，系统协调难度加大。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53% 左右，煤炭消费达峰后进入平台期，石油消费也逐步接近峰值。随着新能源占比快速提升， 电力系统“双高”（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特征带来的低惯量、弱支撑问题凸显，瞬时平衡压力与安全稳定风险增加。庞大的煤电存量面临向灵活性调节电源转型的功能阵痛， 而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等灵活性资源建设虽在加速，但仍处于与新能源发展规模“跟跑”的状态，“源网荷储”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第三，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链“软肋”共存。尽管我国在光伏、风电等装备制造规模上全球领先，但在能源底层软件、高端芯片、核心控制系统、精密轴承等关键零部件环节仍存在“卡脖子”风险。在氢能、先进核能、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领域，原始创新突破不够，更多表现为“规模化应用”而非“范式引领”。能源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仍处于试点阶段，有待形成全面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的“数字生产力”。未来能源技术的制高点争夺，迫切需要实现“从1 到N”向“从0 到1” 的根本性转变。
第四，体制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能源领域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虽然电力现货交易已在28 个省份开展， 但现货市场与中长期市场的衔接机制尚不成熟， 容量补偿、辅助服务等市场化定价机制仍需完善， 价格信号难以充分反映能源的时空价值。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有限， 绿电、绿证与碳排放核算之间的权益抵扣关系不够清晰， 存在重复计算、国际认可度不高等风险。跨电网经营区的资源优化配置效率仍受省级行政区间壁垒等因素制约。
第五，全球能源治理与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正在重塑， 大国博弈加速向关键矿产、清洁技术标准等领域延伸。欧美国家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绿色贸易壁垒和《通胀削减法案》等补贴政策，试图重构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并对我国进行围堵。关键矿产供应的安全性面临挑战，我国新能源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特殊性审查、准入限制等压力。如何在国际合作全面提升期维护国家产业利益并提升规则制定话语权，是建设能源强国必须跨越的国际壁垒。
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路径
建设能源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供给、需求、市场、科技、国际合作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久久为功。
（一）供给侧：构建多元互补、安全有弹性的能源供应格局
一是夯实化石能源安全底线。在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不能忽视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加强五大煤炭供应保障、九大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建设，促进化石能源与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保持煤炭生产的合理规模和弹性，推进煤电“三改联动”，加速煤电从“基荷电源” 向“灵活性调节电源”的功能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提升国内供给能力， 实现原油产量稳定在2 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持续跃升，确保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成果的系统性巩固。
二是加快非化石能源跃升发展。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锚定“2030 年新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的目标， 推动其成为电力装机主体。持续扩大风电光伏装机规模，探索大规模风光基地与生态治理、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新模式。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在运在建机组规模力争持续领跑全球。前瞻布局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研究制定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推动绿色氢氨醇布局发展，降低全链条成本并实现绿色价值转换。
三是强化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提升西电东送能力，延长输油气管道里程。加快建设以柔性直流、智能传感为支撑的新型电力系统，增强电网对高比例新能源的接纳能力与数字感知能力，提升电力系统全频带、全过程的仿真模拟与主动支撑能力。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 大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
（二）需求侧：推动用能方式根本性与系统性转变
一是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是绿色转型的“主战场”。要加快推广短流程炼钢、水泥窑协同处置、高效换热等成熟技术，建立全流程碳管理体系。针对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新兴用能主体，建立严格的绿色电力消费标准， 坚决遏制能源消费总量不合理增长。
二是扩大绿电消费规模和场景。完善绿电交易机制，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扩大强制使用绿电的行业范围，落实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推动交通领域电动化，加快“车网互动” （V2G）技术试点应用。在园区、建筑等领域推广绿电直供模式，提升终端用能的绿色含量。
三是培育智慧用能新模式。把生产和消费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利用数字技术推动能源消费侧革命，大力发展虚拟电厂、负荷集成商等新业态。推广智能电网、智能微网，实现源荷精准匹配。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生产线柔性调整参与电力系统调峰，将可调节负荷转化为灵活性资源。建设国家能源大数据平台， 为精细化用能管理提供支撑。
（三）市场侧：完善能源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
一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打破省级行政区间的壁垒，常态化开展跨电网经营区电力交易。完善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等统一出清机制，提升全国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至65% 以上。完善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及容量市场，形成反映能源稀缺性与灵活性价值的价格信号。
二是深化全国碳市场建设。按照“应纳尽纳”原则，平稳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纳入碳市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尽早实现碳达峰。同步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碳足迹核算与互认机制，有效应对CBAM 等贸易壁垒。探索碳金融创新工具，激活碳资产的融资功能。
三是完善绿电、绿证市场机制。理顺绿电环境价值定价，建立绿电、绿证与碳交易市场的深度协同机制。完善绿色能源消费制度体系，将绿电消费与碳核算有效衔接，构建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体制基础。
（四）科技侧：抢占能源技术自主可控的制高点
一是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聚焦“卡脖子”环节，推进能源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新型储能领域保持全球领先优势（装机突破1 亿千瓦并持续扩容）。加强能源底层核心软件、高端控制系统及特种材料的自主研发。
二是前瞻布局未来能源产业。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要求，系统部署电网、新能源等应用场景，利用AI 助力智能化煤矿建设与核电安全运行。加大对可控核聚变、四代堆、小型堆研发攻关力度， 培育发展绿色燃料产业，加快形成能源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三是强化创新体系建设。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一批能源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和创新平台。实施能源领域氢能试点， 支撑全链条成本下降，打通从实验室原型到大规模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五）国际侧：全方位提升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一是巩固能源国际合作基本盘。维护与主要能源出口国的稳定关系，保障能源进口通道安全。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合作，支持企业参与海外关键矿产资源开发。
二是扩大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发挥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推动绿氨、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产业走向国际市场。实施“千万千瓦风光”标志性工程，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分布式能源体系。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机构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动参与全球碳足迹核算及绿色金融标准的讨论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新秩序。
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建设能源强国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形成合力，形成长效机制。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并实施能源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紧扣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国家层面编制能源强国建设中长期规划。锚定“十五五” 时期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的主要目标， 明确到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新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 等里程碑指标。以规划为引领，统筹指导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和九大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建立规划实施的滚动调整与动态评估机制，确保战略方向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第二，建立健全能源安全风险预警与应急体系。针对油气供应、电力保障、极端天气及数字攻击等风险源，建立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完善能源应急预案体系，定期开展针对“极端故障、全网失电、极端孤岛运行”等复杂场景的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与网络安全防护，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能源安全保障协同联动机制。
第三，完善绿色转型的激励约束机制。坚决推动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建立刚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将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落实到各用能主体。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绿色氢氨醇全链条、新型储能、第四代核电等前瞻性产业布局。建立能源转型成本的合理分担与补偿机制，重点解决煤炭行业碳达峰后进入平台期的资产减值、就业安置等问题。设立国家现代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加大对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的投入。
第四，强化能源领域法治建设与穿透式监管。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为核心、以专项法规为支撑的能源领域法律体系。理顺能源监管体制， 强化对自然垄断环节的精细化监管。完善适应“ 人工智能+ 能源” 新业态的监管规则， 加强对能源大数据、智能调度算法及虚拟电厂交易平台的安全监管，严厉打击操纵价格行为，确保市场运行安全平稳。
第五，培养适配能源强国建设的高端人才队伍。加强“能源+ 人工智能”、现代能源金融等交叉学科建设，培养“体制机制系统重塑期”需要的复合型领军人才。完善高端人才引进政策，支持建设产教融合的现代能源学院。强化能源智库建设，提升对“十五五”时期新阶段特征、全球能源博弈及前沿技术趋势的研判能力。重视科普教育，营造全社会支持能源强国建设的良好氛围。
总之，能源强国建设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脉与民族复兴的系统性变革，既需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也需要敢为人先的改革勇气。在百年变局与能源革命的背景下，构建安全可靠、绿色低碳、高效智能的现代能源体系至关重要。建设能源强国，关键在于坚持系统观念， 统筹好安全与转型、国内与国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障碍， 以科技自立自强抢占核心制高点。
展望未来，通过制定实施能源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协同推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与绿色低碳发展，到2035 年，我国有望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由“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的保障，更将为全球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使我国在人类能源文明演进中成为“引领者”。
作者魏际刚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超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