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洲
内容提要：
本文节选自《迈向工业强国 ：新中国工业发展75年》一书。本文认为，深刻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才能科学认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的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而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不断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和活力，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2023年9月22日至23日，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可见，深刻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才能科学认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的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而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不断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和活力，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工业发展自身而言，新型工业化的提出是对工业化理论的一次重要补充，也是工业摆脱依靠不断增加要素投入，实现增长的传统模式，进入新发展路径的努力方向。
（一）不断加深对工业化的认识
工业化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工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的提高，还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变化的过程，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创造。在世界不同类型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典工业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活动在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间的重配过程，以及该过程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工业化的主题是如何将农业经济体转变为工业经济体，从而实现追赶发达工业经济体的目标；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工业化的主题是如何持续保持其工业国的领先地位，并通过结构变迁支撑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工业化相关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新中国成立75年来，几代国家战略的制定者、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围绕工业化的战略重点、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产业结构和优先顺序、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工业革命等问题，不断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是关于工业化水平的研判。中国学者在借鉴钱纳里、赛尔奎等国外学者对工业化阶段划分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情况进行创新，在工业化基础建设阶段、工业大国发展阶段和工业强国发展阶段，都提出适应当时发展要求的工业化阶段划分和评价体系，进一步从评价结果中找到工业化的短板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郑经青、王思华、杨沐和杨世涛是较早研究工业化问题的中国学者；改革开放之后，杜辉、郭克莎、陈佳贵、吕政、史丹等在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评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大多数学者认为，按照经典工业化的理论和对工业化评判的标准，我国虽然整体上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但区域间工业化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二是关于产业结构和发展优先顺序的讨论。王思华、杨坚白、许涤新等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第一产业优先的观点，之后的不同时期，又先后提出工业优先、重工业优先、农轻重顺序的结构调整观点，代表学者包括冯海、梁文森、严瑞珍、武力、吕政等。
三是关于工业发展质量的论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工业化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黄群慧、袁福华、戴翔、佟家栋、吴福象等学者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重点和路径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四是对新工业革命相关问题的探讨。工业革命是经济起飞和加速发展的重要动力，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首次提出“第三次产业革命”，引起了国内外对新工业革命的关注和热烈探讨。国内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性质定义为“工业智能化”，并提出从技术、工艺、流程、业态、组织方式、盈利模式等方面全面改造、提升中国工业各个部门，以引领中国工业化进入全新轨道。党的十八大以后，史丹、杨丹辉、贾根良等学者对新工业革命的特征、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概念，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内涵和特征进行了研究。江小涓、任保平等人指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吕政认为从本质上讲，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扬弃”，也是对我国计划体制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扬弃”，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是充分利用最新科学技术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工业化道路，将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工业化道路，将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将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资源要素比较优势并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工业化道路，将是统筹协调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也将是以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的工业化道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战略，以及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五化协同”发展战略后，新型工业化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力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战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新型工业化，是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产业融合提出新要求、产业链布局面临重大调整、绿色低碳发展的二元性凸显等新的时代背景下，与此前的新型工业化概念相比较，既有传承又有新的丰富内涵。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明确了深化改革对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新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技术—经济范式发生变化，数字领域大量颠覆式创新形成新的产业和业态，创造新的生产要素，引发生产组织形态的变化，同时也出现新的发展约束，这些都使新型工业化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时代特征。
新型工业化有新的效率源泉。数字经济是新工业革命最活跃的新兴领域，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兴产业以及数字技术推动的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首先，与数字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传感器、计算机和服务器、芯片、通信设备、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软件系统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其次，数字技术是典型的通用技术，对各个产业领域都会形成强大的赋能作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得产业经济传统范式正在被数字经济范式所取代。再次，数字技术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制造业基于制造能力和数据来开发各种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在制造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最后，数字技术的使用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供需信息的对接，特别是对于一些服务业来说，数字化可以打破服务的提供和购买必须同时同地完成的约束，极大地推动了服务业的国际贸易。
新型工业化有新的生产要素。工业化可以看作人类利用和改造资源要素的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早期工业化主要依靠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生产规模扩张提高了资本要素的重要性，而技术进步和现代管理方法成为后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力量。新型工业化中生产函数的巨大变化就是数据正在成为继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之后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不仅会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成为价值的重要来源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 具有非竞争性、非损耗性的特点，也有其特殊的价值创造、价值分配规律，能否更好地创造、开发、利用和转化数据要素将决定新型工业化的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高低。
新型工业化有新的组织形态。除了技术进步，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同样对工业化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垂直一体化的大型企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全球模仿、学习的日本精益制造、德国的“隐形冠军”无不与生产组织变革相关。在数字化推动的新工业革命中，平台经济作为重要的组织形态出现并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在组织变革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并给传统组织形态带来巨大冲击。一是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平台经济聚集大量用户和供应商，用户数量的多少替代成本高低成为产生市场最终赢家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在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下，平台能够聚集全球范围各种资源，使得跨越国界和高度开放的创新组织和生产组织成为可能；三是平台具有提供核心工具和服务、拓展受众、配对以及制定规则和标准的功能，这将推动平台替代传统跨国公司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新的主导者。
新型工业化有新的约束条件。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截至2024年7月，195个缔约方签署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巴黎协定》，并设定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国内政策也强调对高排放产业发展和产品进口的规制，世界各国工业化推进都必然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此外，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对全球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影响已经开始，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结构性失衡也将对建立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工业化传统模式和传统分工形成约束。当然，新的约束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能够破解新约束的技术、产品、服务和产业将成为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强劲的增长动力，新能源、碳捕获、生态修复、人工智能等必定是新型工业化中各大国发展的重点。
（三）新型工业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变化对推进工业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先后经历“以钢为纲”——重工业优先发展，到工业现代化，再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几次升华，形成了宝贵经验。尽管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今非昔比，但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工业化仍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人为本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宗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型工业化要充分满足人的发展需求，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有效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和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新型工业化通过带动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推动区域间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力巩固扶贫成效和支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发展质量提升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涵。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要从主要依靠简单生产要素投入转向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式要从低水平的规模扩张转向高水平的质量效益提升，主要包括：在微观层面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性能、稳定性和可靠性；在中观层面要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在宏观层面呈现出全球领先的生产效率、增加值率和经济效益，形成更大的财富创造能力。
自主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动力。随着我国综合技术能力迈向世界前列，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和在全球研发分工中的地位开始从“模仿”“赶超” 向“ 原创”“ 引领” 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就要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地开展原始创新；既大力吸收国外的先进知识、技术，也更加强调科技的自主性，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障国家产业安全。
绿色低碳是新型工业化的生态底色。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既是在更大生态约束下的工业化，更是具有绿色竞争优势的工业化，除了推进工业本身的低碳化，更要奠定整个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物质基础， 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低碳技术、低碳产品、低碳服务。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新型工业化的全领域、全过程，积极利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开发绿色低碳产品， 实现全产业链价值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构建全球一流的绿色产业体系，使工业与生态、产业与城市和谐共生。
数实融合是新型工业化的技术特征。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工业化打开加速推进的窗口，而数字技术产生的颠覆效应是新工业革命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产业规模做大、技术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和全球价值链影响力增强的关键推动力。我国要成为新工业革命重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就必须加强数字技术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型工业化必须实现产业全领域，产品生命全周期，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链条以及商业生态各个方面的数实融合发展。
开放循环是新型工业化的空间形态。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过去四十余年中对中国经济扩大规模和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当前工业化的国际环境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新型工业化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在继续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完善产业体系、吸引高水平外资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的资本、产品、服务、技术“走出去”。当然，我们还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立足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国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局面。
（参考文献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经济发展与经济风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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