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峥 刘彦平
内容提要：
“在哪里创新”正成为探析全球城市创新地理格局的关键切入点。伦敦东区从“工业荒原”到“硅环岛”的蜕变、波士顿肯德尔广场从“工业锈带”到“创新密度之冠” 的跃迁，以及北京朝阳区从“传统功能区”到“应用创新高地”的转型，众多城市各具特色的创新之路，蕴含着不同城市对自身资源禀赋认知与转化的相同逻辑。从城市创新探索中汲取经验，深化对城市创新模式的认识，将为我们更好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城市创新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将既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从国内外空间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来看，相较于“创新什么”“ 怎样创新” 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创新”等传统议题，“在哪里创新”正成为探析全球城市创新地理格局的关键切入点。而从城市创新探索中汲取经验，深化对城市创新模式的认识，将为我们更好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殊途同归的城市创新故事
世界各地的城市讲述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故事。伦敦东区从“工业荒原”到“硅环岛” 的蜕变、波士顿肯德尔广场从“工业锈带”到“创新密度之冠”的跃迁，以及北京朝阳区从“传统功能区”到“应用创新高地”的转型，众多城市各具特色的创新之路，为我们思考“在哪里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素材。这些差异化的城市叙事背后，蕴含着不同城市对自身资源禀赋认知与转化的相同逻辑。那些看似“殊途”的城市创新实践，最终都在尝试解答“如何最大化释放空间创新潜能”这一共同问题，揭示了空间资源禀赋与创新范式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伦敦东区：“无中生有”的创新故事
伦敦东区又被称为“东伦敦”。在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雾中伦敦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东区。这里临近港口码头，曾是贫民和移民的聚集地，二战中大部分区域遭受破坏，后重建为以服装和印刷业为主的轻工业区。之后，随着传统产业的衰退，伦敦东区再次成为“弱势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政府开始进行城市更新，为伦敦东区的转型提供了契机。1997年， “新英国”的概念规划，将伦敦定位为“创意之城”。伦敦东区因廉价的租金和共享的社区环境，使得大批新锐设计师、青年艺术家、收藏家、艺术品牌经销商等在此集聚。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为区域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伦敦东区独特的旧工业建筑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大量灵活、经济、便捷的工作空间，增强了其对很多初创科技公司的吸引力。2011 年，英国政府出台支持“迷你硅谷”发展的计划，在伦敦东区投入4亿英镑打造东伦敦科技城，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吸引了谷歌、微软、IBM等国际科技巨头的入驻。目前，伦敦东区的核心——老街（Old Street） 与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 之间的“硅环岛”（Silicon Roundabout），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高地。
从历史上的“ 工业荒原”，到二战后以服装和印刷业为主的轻工业区，再到如今的英国科技企业最密集、全球人才密度最高的“硅环岛”， 伦敦东区充分结合外部需求变化，通过主动作为，完成了从“弱势地区”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跨越式发展。这一“无中生有”的创新历程不仅为城市更新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其他资源禀赋不足的城市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实践表明，一方面，社会和市场的现实需求是拉动创新的关键动力。伦敦东区从创意经济到创新型经济的转型发展过程中，需求场景的变化驱动了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创新生态的形成。另一方面， 政府规划与政策支持在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伦敦东区的成功案例证明，即使在缺乏高等院校、大型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等传统创新资源的情况下， 通过科学的规划、合理的创新激励政策，城市依然可以实现创新发展。
（二）波士顿肯德尔广场：“锦上添花”的创新故事
波士顿肯德尔广场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地区的剑桥市。这里除了拥有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外，还聚集着麻省总医院、布罗德研究所、福赛思研究所等一流科研院所，云集了诺华、辉瑞、谷歌、微软等2000多家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领域的知名企业和600多家行业领先的初创公司，被誉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一平方英里”。但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 这个区域主要以生产自行车轮胎、肥皂、钢琴为主，似乎与科技创新并无直接关联。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铁锈地带”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创新区？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创新密度之冠”的城市创新模式？其实，可以将其概括为“锦上添花”的城市创新模式，即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创新模式演变和发展中，肯德尔广场既靠供给“织锦”，又靠需求“添花”，借助供需两侧发力，充分利用研发资源禀赋，释放创新潜能，同时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了供需互动的良性循环，塑造了城市的创新竞争力和影响力。
波士顿肯德尔广场这一城市创新“锦上添花”的样板对我们有两方面启示。一方面， 供给“织锦”，锚定智力资源禀赋实现凤凰涅槃。麻省理工学院作为科技创新的“锚”， 为肯德尔广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持续的资源。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接收了肯德尔广场的废弃工业厂房，推动了科研与工业结合；20世纪80 年代，麻省理工学院通过重点实验室的创新外溢效应，推动区域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制药行业转型；20世纪9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依托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优势，推动互联网企业集聚；2000年以后，麻省理工学院围绕创新人才和企业需求，开发公共区域和公共服务设施，打造多功能城市综合创新区。得益于麻省理工学院，肯德尔广场得以不断接受高水平创新资源和研究能力的辐射带动，并通过释放创新资源集聚效应，培育和吸引大量全球顶尖的创新企业，重塑了创新的地理空间。
另一方面， 需求“ 添花”，通过推进“市场需求— 技术攻关—产品落地”的正向循环，实现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肯德尔广场的成功不仅依赖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成果供给，还得益于企业和社会需求场景的牵引。肯德尔广场聚集的众多企业一直担当着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引领者角色，拥有敏锐的创新嗅觉，并按照市场规则，将资本、人才等资源配置到可以形成经济价值的创新活动中， 引导着科研机构形成更具针对性的行业问题解决方案。同时，波士顿是肯德尔广场诸多新技术的积极倡导者和率先使用者。如麻省总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这些在全美医院评比中名列前茅的临床医院， 对新药品、新仪器、新器械有着巨大需求，不仅是肯德尔广场医药企业的主要科研合作伙伴，也是支撑医药研发与生产的重要客户群体，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应用场景。
（三）北京朝阳：“各美其美”的创新故事
从传统意义上看，朝阳区作为北京的主城区之一，其“国际范”“商务味”特点凸显，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知名度远逊于同城的海淀区。朝阳区云集了除俄罗斯外的全部外国驻华使馆，集中了北京市90%的国际传媒机构，80%的国际组织、国际商会，70%以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5% 以上的外资金融机构，50%以上的国际性会展。这些丰富的国际交流平台和商务、传媒、会展等资源，不仅为朝阳区过往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也为其推动“场景驱动型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朝阳区把握北京市“两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及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重大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和利用其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金融机构等方面显著的比较优势，依托CBD、中关村朝阳园、奥运功能区及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等多元功能载体，构建了以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安全为核心的“3+X”产业创新体系。这些举措使得朝阳区从“传统功能区”向“应用创新高地”转型，成为北京数字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研发和产业转化的“新贵”，形成了“原始创新看海淀，应用创新看朝阳”各美其美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具体来看，朝阳区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实现了从“传统功能区”到“应用创新高地” 的转型。一是发挥自身优势， 集聚创新资源。相对于海淀区而言，朝阳区在基础创新方面并不占优势。但其注重错位发展，通过使馆区、CBD等国际化空间节点的联动效应，叠加完善的商业、休闲等配套服务，同样形成了对跨国企业总部、国际组织及数字原生企业的强大吸引力。二是通过消费场景迭代拉动技术创新。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承载区，朝阳区通过改造和升级诸多知名商圈，发展首店经济、首发经济，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场景，用庞大的市场需求带动创新资源引入和技术应用，走出了一条“需求定义技术，技术引领消费”的创新道路。三是注重区域创新协同。朝阳区注重利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资源优势和中关村园区的平台条件。主动对接辖区内外的央地高校、院所、企业资源，通过共建实验室、中试平台、科技园区、打造创新联合体等方式，扬长补短，在协同联动中培育创新动能。同时也通过与不同区域的“各美其美”，实现了区域整体的“美美与共”，为首都科技创新发展作贡献。
城市创新范式的理论解释
城市创新是各类主体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通过在城市内部集聚和整合创新要素，从而使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吸引力不断增强的探索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不同的城市结合自身特点， 进行了许多差异化的创新实践， 共同构建了“无中生有”“锦上添花”“各美其美”等多元创新图景。同时，我们也需要从理论上，归纳和分析城市的创新范式，以解释城市创新发展的学理和规律，为“在哪里创新”提供更好的分析框架。
（一）城市创新的两种主要范式
城市创新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创新范式的广阔视角。从理论上看，城市创新范式主要概括为技术供给推动范式和需求场景拉动范式。
技术供给推动范式，主要将城市创新界定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再到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线性过程。这一概念最早由奥斯本 • 雷诺斯（Osborne Reynold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后由克里斯托弗 • 弗瑞曼（Christopher Freeman）在其著作《技术变革与经济理论》中进一步深化。弗瑞曼认为，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技术供给是城市创新的关键动力之一。该范式强调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和研发活动的重要性，认为重大科学发现、理论突破和技术方法创新对于空间塑造核心竞争优势具有关键性驱动作用。城市需要投资和支持科研机构、大学、实验室和高科技企业，以培养创新型人才和促进技术创新。
需求场景拉动范式则认为，对于聚集在城市的大部分企业和科研机构来说，市场需求型创新在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该范式强调从生产需要或市场需求出发，将创新引入市场。这一概念由雅各布·施穆克勒（Jacob Schmookler）于1966年率先提出，其认为创新活动的方向与速度取决于市场潜力和市场增长。20世纪80年代，莱纳德 • 沙普（Leonard Schapiro）进一步研究发现， 市场需求是创新的源泉，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和持续演进激发企业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内部不断涌现出多样化的需求，这些需求既有来自市场的消费需求，也有来自城市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需求。这些多样性需求催生了各类创新活动，形成了城市创新的独特动力机制。
（二）城市创新范式的比较框架：创富（RICH）模型
多样的城市创新故事，处处映射着技术供给推动范式和需求场景拉动范式的“影子”。两种范式都强调发挥城市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通过不同途径降低创新成本，增加创新收益。同时，技术供给推动范式和需求场景拉动范式， 凸显了城市创新的不同动力和侧重点。为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差异，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创富（RICH）模型，基于资源（Resource）、动力（Impetus）、行为（Conduct）、生态（Habitat）四个方面，对比两类城市创新范式的差异（见表1）。
表1 城市创新理论框架下的范式比较
具体而言，从资源禀赋看，技术供给推动范式强调城市创新需要具备足够的技术和研发资源供给，例如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实验室；需求场景拉动范式则侧重于市场主体规模的增长，需要企业家、金融资源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支撑。
从动力来源看，技术供给推动范式强调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是主要驱动力；需求场景拉动范式的动力主要来自市场、社会和消费者的需求。
从行为特征看，技术供给推动范式注重科技变革引发的原始创新，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培养创新人才和推动科技进步；需求场景拉动范式强调市场需求带来的应用型创新和场景型创新，通过创造市场需求和社会场景吸引人才和企业集聚。
从生态体系看，技术供给推动范式下的城市更多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场景拉动范式往往会发展更广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进步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创新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技术引入和市场反应，而是技术与需求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技术供给推动范式和需求场景拉动范式并不是非此即彼，能够也需要相互促进发挥作用，在空间上推动“0到1”的突破与“1到N”的扩散相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启示与思考
推动城市创新发展，不仅是空间格局的重塑，更是发展逻辑的深度革新。实践中，许多城市通过差异化的探索，解答着“在哪里创新”的问题。而从理论上看，不同的城市创新范式也为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在哪里创新”问题，提供了有益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体系持续健全，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17.4万元/人，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突破3.6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为6.91%，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4件， 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截至202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能级持续跃升，成都、重庆、武汉、西安、济南、南京、合肥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不断凸显，以各类中小城市为代表的地方科技创新中心也在构建地方创新文化和科技创新网络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区域创新中心为核心，不同功能的地方科技创新为支点的国家城市网络体系日益完善。
面向未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应重点把握三个核心维度：一是“静态”维度，即立足城市自身资源禀赋的冷静审视，科学选择适配的创新发展路径； 二是“ 动态”维度，强调在创新生态构建中把握供需两侧的发力节奏，明确不同阶段的优先策略；三是“稳态”维度，注重城市间创新关联的系统性构建，通过协同发展实现区域创新效能的整体提升。
（一）静态检视：基于城市禀赋选择创新路径
城市创新首先要“摸清家底、量力而行”。推动城市创新既需要科研机构、科技人才等显性资源支持，也离不开区位条件、制度环境等隐性资源支撑。各类资源均具有稀缺性，而利用、挖掘资源也需要投入相应的成本。选择创新路径，也是一个优化城市资源配置、进行城市资源组合的过程。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源价值，特别需要对城市资源禀赋进行深度评估，对内外发展环境进行客观研判，对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统筹考量，在此基础上对自身创新的综合条件进行充分检视。其中，从城市创新范式来看，具备科研要素优势的城市，应聚焦科学突破、技术供给，强化创新策源能力；而人口较多、经济活跃、市场需求旺盛，但基础研究较为薄弱的城市，要避免盲目引入“大院大所”造成资源错配。应该更多着眼自身需求、场景优势，在产业发展、文旅消费、社会民生、城市治理等方面激发科技消费，构建多元活力的创新生活街区、创新生态社区，做好休闲、文体、商业和交通配套，挖掘创新需求，树立舒适、多元、好玩、宜居、便利的场景创新城市品牌。
（二）动态调适：应时而动，促进供需协同发力
城市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进程。不同城市在充分认识自身资源禀赋做出路径选择的基础上，还应充分考虑内外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 特别是自身发展阶段演进和技术迭代创新的影响，因时制宜调整策略，推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现实中，若城市的优质基础研究资源相对匮乏（如部分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则应优先考虑从市场需求端出发， 推动场景项目合作和落地，通过场景创造需求对接新技术新产品，通过场景创造吸引企业和人才，积累各类创新要素。待城市创新生态趋于成熟后， 可循序渐进地引入技术供给资源，促进“需求拉动—技术反哺”的螺旋式上升。相对而言，传统科研资源雄厚的城市也需警惕“科技孤岛”的潜在风险，应高度关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需要，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变化。着力推动城市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化改革，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创新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同时，通过开放实验室、举办创新创业赛事、建设成果转化平台等方式，主动连接市场需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三）稳态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
从区域系统论视角来看， 城市创新的理想状态是在都市圈、城市群形成分工有序、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网络，在更高层级的空间维度上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各城市无须追求“大而全”或“千城一面” 的发展模式，而应通过以下路径实现差异化发展。一方面， 围绕国家区域战略重点布局， 完善区域创新发展规划，明确城市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优化创新分工结构， 推动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各扬所长；另一方面，摒弃传统零和博弈思维， 积极构建新型创新竞合关系。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借助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空间整合增强物理连接性，建立健全“科创飞地”等跨区域创新协同机制， 持续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和行业共性技术平台，着力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降低区域内的创新资源交易成本，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协同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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