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念 佘 宇
内容提要：
2020年以来，全球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先后经历了新冠疫情和高通胀冲击，导致失业率飙升和家庭部门购买力削弱，稳岗增收成为各国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文章总结梳理了高收入国家稳岗增收的主要政策举措及其实际效果，以期为我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参考。本文认为，这些高收入国家稳岗增收政策虽有力应对了新冠疫情和高通胀冲击，但未能彻底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建议加快探索和推动教育、薪酬福利等领域的相关改革。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2020年以来，全球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先后经历了新冠疫情和高通胀冲击，失业率飙升和家庭部门购买力削弱，稳岗增收成为各国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一些国家吸取了过往几轮危机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有力推出一揽子政策，推动失业率和家庭实际收入在较短时间内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这些稳岗增收政策虽无法彻底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但对我国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2 0 2 0年以来高收入国家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收入变化情况
2020年，高收入国家劳动力市场遭到新冠疫情冲击， 工作时间锐减、岗位需求骤降、失业率攀升，中小企业退出、资方集中度提升、劳资力量对比失衡加剧，低薪岗位遭受毁灭性打击、高薪岗位表现出更强韧性、劳动力市场分层固化矛盾加深。2022 年，高通胀接踵而至，再次冲击劳动力市场，导致家庭实际收入下降。
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失业率创大萧条以来新高。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对高收入国家【本文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该组织共有38个成员国，除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之外，其余36 个成员国均为高收入国家，下同】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力度超过大萧条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使得短期内工作时间大幅减少、岗位需求大幅下降、失业率迅速攀升。据统计，2020年1—3月高收入国家在职员工总工作时间减少了12.2%，降幅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同期水平的10倍， 2—5月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在线招聘岗位数量下降了35%， 5月失业率较1月提高3.5个百分点至8.8%。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各国就业预期迅速恶化，2020年四季度预期失业率飙升至9.4%，创大萧条以来新高。
劳动力市场集中度上升与劳资失衡加剧。新冠疫情期间，大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退出市场，使得资方市场集中度上升，劳方的工资谈判能力被削弱。据测算， 2021年初以雇主方垄断程度衡量的劳动力市场集中度同比提高了10%，工资上涨难度增加。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冲击下，低薪岗位中有10%被摧毁，工作时间下降了28%以上，只有不到30%的岗位支持远程办公，而高薪岗位数量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工作时间仅下降10%，远程办公比例也超过50%。
通胀高企削弱了家庭部门购买力。2020年上半年， 为帮助家庭部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各国家均推出大规模财政支持政策，使得人均GDP在下降12.4%的同时， 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7%。2021年起， 各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冲击中逐渐恢复，但考虑到疫情后遗症等因素，依然维持大规模财政支出（2022—2027年，美国政府承诺投入数万亿美元， 欧盟首次代表其成员国借款以支持规模庞大的国家经济复苏计划。2022年一季度，美国、英国名义工资年增长率达到近5%，加拿大约为3%，欧元区社会伙伴达成的协议工资增长了3%），通货膨胀开始抬头。到2021年6月，OECD成员国CPI 平均上涨4.0%，12月平均上涨6.5%。2022年初，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全年CPI 平均涨幅超过9%，进一步侵蚀家庭部门购买力。2023年一季度，家庭名义工资平均增长5.6%，但实际工资平均下降3.8%。
高收入国家稳岗增收的主要政策举措
以稳岗补贴为重点防止就业和收入螺旋式下降。新冠疫情导致总需求收缩，封控政策又限制劳动力供给，使得“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工资收入下降—总需求不足” 循环出现扩大风险。为减缓和阻断负向反馈循环，各国及时推出就业保留计划，推广远程办公。一方面，通过就业保留计划（类似稳岗补贴） 为经营活动暂时减少的企业提供补贴，减少企业刚性成本支出的压力，避免直接裁员。新冠疫情期间，97%的国家（即38个OECD成员国中的37个，下同）实施了就业保留计划，约占各国财政支出的3%—10%，覆盖了OECD 成员国总就业人口的20%，覆盖率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10倍。据测算，如果没有就业保留计划，工作时间的减少将完全转化为就业岗位的减少，将使2020年二季度平均失业率提高2.8倍。另一方面， 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和信息化发展水平高，具备远程办公的条件，政府推动下的远程办公的普及率在新冠疫情期间激增， 2020年4月达到37%，比2019 年提高21个百分点。推广远程办公，既可以降低员工感染风险，也可以减少企业中断经营的风险。
增加政府公共就业服务， 以降低长期失业率上升风险。2020年底，各国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的总人数增加了60%， 引发对长期失业率上升造成潜在经济增速永久性下降的担忧。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通过政府干预帮助失业者重返劳动力市场，而非单纯提供收入保障，以此降低长期失业率。据研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占GDP 比例每增加0.5%，长期失业率约下降0.8个百分点。新冠疫情期间，80%的国家增加了公共就业服务方面的财政预算， 70%的国家扩大了就业激励措施（如增加对一线服务岗位的短期工作补贴）。
以一次性补贴替代永久性涨薪，缓解劳资矛盾。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大多数发达国家取消了工资自动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调整机制，集体谈判覆盖范围也有所减少。这就使得在本次通胀冲击下，工资上涨速度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劳资双方矛盾加剧。为此，一些国家推广企业一次性补贴雇员的过渡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德国化工行业，企业和员工代表同意向每位员工一次性支付1400欧元，但将正式加薪谈判推迟几个月，以在劳资双方之间更好地分担通货膨胀的成本和风险。该方式也在意大利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得到复制推广。
鼓励远程办公和加强竞争执法，缓解劳动力市场集中度抬升问题。新冠疫情期间，各国通过鼓励远程办公和增加相应的数字技能培训，拓展了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范围， 也有利于增强其薪酬谈判能力。据测算，推广全职远程办公和为员工提供再培训可以使劳动力市场集中度分别下降20%和18%。不仅如此，各国反垄断机构也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执法，防止危机期间企业趁机通过兼并收购扩大市场份额和获取市场支配地位，进而减少企业在短期内抑制工资上涨、在长期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和缩减就业岗位等不利影响。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家庭部门购买力。及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2020年之前，近80% 的国家实施法定最低工资制度，但大部分是每年定期调整一次标准，仅法国、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自动指数化调整机制。危机期间，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显著提高了最低工资调整频率，或引入最低工资自动指数化调整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冲击的影响逐步消退，各国劳动力市场恢复活力，临时性政策相继取消，市场机制在创造就业岗位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2022年以来，市场创造了约6600万个就业岗位，比2020年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数量多了900万个，吸引劳动参与率持续提升。
高收入国家稳岗增收政策取得的效果及其局限性
稳岗增收政策有力应对了新冠疫情和高通胀冲击。第一， 失业率在2 年之内回落到危机前水平。2020年5 月，各国平均失业率在达到8.8%的峰值后逐渐下降， 2021年10月回到危机前水平（5 . 3 %），之后继续下降， 并在2 0 2 3 年多个月保持在4.8%的历史低点。第二，实际工资增速在2 年内由负转正。2021年以来，多轮劳资谈判提高了名义工资水平， 工资增速开始超过企业利润增速，带动实际工资增速重回正增长轨道。2023年三季度，各国平均协商工资增长4.5%，2024年一季度进一步升至4.7%，实际总工资增长3.5%。2019—2022年，大部分国家的企业利润增速快于工资增速，但2022年至2024年一季度，65.5%的国家工资增速反超企业利润增速。第三，最低工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2020年12月至2023年5月，各国法定最低工资平均上涨了29%，比同期物价涨幅高出4.4个百分点。
稳岗增收政策无法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上述经济指标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改善的积极信号，但是仍有一些长期性、结构性问题潜藏于总量数据之下， 值得关注。第一，仍有大量低收入和无收入群体被排除在政策之外，例如非正式就业人员无法平等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也无法平等获得企业内部的培训机会。第二，部分行业依然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集中表现在护理、零售、餐饮、酒店等服务业。特别是，随着疫情期间对部分一线服务行业的补贴退坡，相关行业又集中出现离职潮。第三， 青年群体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2024年各国青年群体失业率约是总体失业率的2—2.5 倍。此外，各国当前执行的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制度数据来源偏窄、信息更新偏慢， 难以全面反映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发展动态，也难以及时掌握上述重点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
政策启示
应对短期冲击政策速度要快、力度要强，但随着危机消退，临时性政策需及时退出。高收入国家稳岗增收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身处冲击中时，各国迅速推出大力度政策，并覆盖全部行业；经济恢复阶段，各国开始调整政策思路，由政府托底逐渐转为主要依靠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来解决问题； 经济全面复苏之后，临时性政策及时退出，避免对市场机制造成干扰和形成特殊利益群体。但无论哪个阶段， 高收入国家稳岗增收政策内容中均强调了“相互义务”，例如，在政府提供就业政策支持的同时，必须要求政策对象积极寻找工作，这有利于增强政策有效性。此外，各国也重视及时开展政策效果跟踪和评估。
面对劳动力市场长期性、结构性问题，需加快探索和推动相关改革。首先，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持续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虽然有效，但仍有大量脆弱人群没有被政策覆盖，仍需持续扩大政策覆盖范围， 通过建立分层分类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为不同行业、合同类型、组织形态就业的差异化规制提供空间。既要强化服务外包公司、服务采购企业责任，确保不同劳动合同形式的劳动者平等享受基本权益和受到法律保护，加快劳动者权益保障从“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公平”； 也要完善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制度，扩大统计覆盖范围，缩短调查统计周期，及时反映家庭收入来源和支出结构变化。
其次，解决低薪行业劳动力短缺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就业质量。低薪岗位质量不高、吸引力不足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危机期间，各国加大了对医护、物流、餐饮等低薪行业的支持，吸引了一些就业，但随着临时性政策退出，又出现大规模辞职，岗位申请人数也再度下降。可见，临时性的现金补贴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部分服务业劳动力短缺问题，需要健全就业政策与服务体系，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一方面，建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薪酬福利等制度改革，形成工资增长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基于失业保险构建长效的稳岗机制，增强劳动权益保护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完善劳动基准制度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提供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将吸纳更多青年群体就业作为改革的目的。
最后，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和青年群体的高失业率并存，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在技术革命推动自动化替代加速、老龄化推动岗位需求结构变化、全球产业分工调整推动岗位地理分布调整等共同影响下，青年就业选择减少，就业能力和意愿可能同时下降。在此背景下，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策干预，处理好教育、科技和就业的关系，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就业保障体系。教育部门、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科技企业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向全社会提供批判性思维、主动学习、解决复杂问题等通用技能培训和见习岗位机会，增强其适应新技术和新产业变革的能力；同时，不断拓展新的就业机会，充分挖掘数字经济、直播经济等网络新形态带动的就业潜力，探索全时全效的“云就业”工作模式，通过直播带岗、云推介、直面会等方式助力青年群体线上求职，开拓更具包容性的就业空间。
【本文的数据全部引自2020年至2024年的《OECD劳动力市场展望》报告，如无特殊说明数据均为OECD成员国平均值】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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