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雷
内容提要：
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焦点。当前，在美西方加速推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精准断链、推动中低端制造与中国平行脱链的背景下，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理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它既有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作为新兴大国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与援助的内在动力，也有企业和市场层面自下而上逐渐将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功能作为社会责任或公共责任重要部分的内生动力。这一理念，不仅从理论层面回应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的认识误区，也是对区域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等依据地理范围进行二元划分的理论框架的超越。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境界和中国气派。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下的国际分工格局正面临深刻调整，而美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所谓“去风险化”的新型全球化趋势初露端倪。其中，供应链的区域化重构，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未来竞争格局转换的胜负手。我们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坚决捍卫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这对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粉碎美西方试图迟滞甚至中断我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图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安全稳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是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以乌克兰危机为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小麦价格上涨了约40%，而能源价格，特别是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上涨超过50%。这主要是由于俄乌两国在全球粮食和能源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受到冲击。乌克兰危机暴露了全球供应链中某些关键节点的脆弱性，当这些节点受到影响时， 会对全球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深远影响。例如，能源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成本结构，还对全球贫困国家的食品安全和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这表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对于国际贸易的可持续性及全球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尽管全球化进程遭遇阻力，但无论从国际贸易还是全球多双边主义合作层面，中国都展现出了坚定维护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的大国形象。
图为今年9 月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第18 届中国（深圳）国际物流与供应链博览会。 图/ 中新社
中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遭遇美西方严峻挑战
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竞争变化的焦点。中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遭遇美西方严峻挑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动的对华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巨头精准打击，以及拜登政府主政后延续对华高科技围堵，并提出所谓近岸化、友岸化外包，构筑“印太经济框架（IPEF）”。特别是，新冠疫情引发美西方对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严重忧虑，美西方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速对华脱钩断链，以推行所谓“去风险化”之名， 行“去中国化”之实。
一是美西方加速推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精准断链。美国加速推动半导体、关键技术设备、生物技术等相关高技术领域与中国精准断链。主要包括技术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限制，限制中国学者和科学家的访问和交流等一系列措施。其中，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与对中国企业制裁和限制往往互为一体，主要指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政策，限制向中国出口关键技术和产品。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动态更新《出口管制清单（CCL）》，不断加强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出口限制，将一些所谓威胁美国经济、国防、情报安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另一方面，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巨额资金补贴和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各国芯片产业赴美投资，同时限制接受美方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公司在中国投资。此外， 美国还计划拉拢欧盟和G7国家组建所谓“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以试图摆脱在锂、镍、钴等高科技产品所必需的关键能矿方面的对华依赖。
二是美西方加速推动中低端制造与中国平行脱链。在中低端制造领域，无论跨国公司采取“中国+1”战略，还是直接与中国脱钩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都同属平行脱链范畴，而美国加速推动中低端制造与中国平行脱链，本质上是美西方构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其中， “中国+1”，是指跨国公司在其供应链战略中将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同时在其他国家设立备选或补充生产基地的策略。关于平行脱链，究其原因，既有跨国公司基于成本等自由市场竞争规律主动在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布局相关供应链的正常趋势，也有其基于地缘政治因素，为确保供应链长期安全、稳定而被动选择可替代或可分散供应链风险的供应链多元化考量。平行脱链增加了跨国公司供应链成本，包括两个维度，一部分跨国公司对选择与中国完全脱链仍呈观望态势， 可称之为“观望成本”；一部分跨国公司从长期来看试图完全与中国脱钩脱链，那么“中国+1”就是一个过渡方案， 其成本上升可称之为“过渡成本”。当然，也有部分跨国公司放弃“中国+1”方案而直接将生产、物流等供应链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命题的提出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疫情防控使我们认识到，必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坚决反对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2022 年9月，在浙江杭州举办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论坛上，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人类福祉作出贡献”。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面对国际上普遍关切的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大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特别是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命题的提出，无疑是对当前美西方针对中国有计划、分步骤加速推进脱钩断链等行径的有力回应，它以当前供应链作为全球或区域公共产品的认识论高度深刻把握供应链本质演化的内在规律，同时，又从方法论高度回应美西方所谓精准断链、平行脱链等威胁中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趋势，体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国际货物贸易层面，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具有重要的时代内涵。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意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积极融入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中也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的有力倡导者和维护者，并将供应链的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全球多边主义的本质属性。
一是供应链的不可分割性。它意味着各国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和互联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已经超越了单一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中国的参与、贡献不仅体现在生产和制造的集中度上，还包括技术、物流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整合和优化。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大国责任。
二是供应链的非竞争性。中国市场规模大、制造能力强，能够在全球供应链中提供稳定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中国也积极扩大市场准入，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进行全球化分工协作和生产经营。这种非竞争性进一步促使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确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不受个别国家或地区的限制。
三是供应链的非排他性。供应链的非排他性指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都无法独占全球供应链的利益。这意味着， 供应链的运作和发展需要各国的合作与协同。中国在倡导全球多边主义时，强调供应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或单边主义。这种理念的推广有助于全球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确保其为全球经济提供持久的支持和动力。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尽管供应链本身并非公共产品，但其却在国际贸易或国际发展合作中具备重要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世界工厂” 地位，以及作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和组成部分， 坚持供应链的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性，并持续推进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背景下，美西方针对中国高科技产品断供和脱链、货物贸易产品寻求供应链替代，中国从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的负责任大国立场出发，以全球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为依归，坚持以全球供应链的不可分割性回应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断链和脱链意图， 以全球供应链的非竞争性代替供应链竞争的“零和博弈”思维，以全球供应链的非排他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全球多边主义的有力倡导者和捍卫者。
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的现实基础与内在动力
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命题的提出，遵循深刻的实践逻辑，有着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将公共产品属性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并进行“国家—市场”二元结构剖析，由二元分析框架可知，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功能发挥具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动力（见图1）。
图1 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国家—市场”二元分析框架
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图1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国家—市场”二元分析框架，国家在宏观战略层面，一方面，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动国际货物贸易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持续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开展国际发展援助或国际发展合作。两方面都内在地驱动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等。也就是说，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既有以国际贸易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又有履行国际责任、通过中国国际发展援助或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积极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道义责任。两方面战略需求内在地推动中国逐步构建起全球产业分工下供应链不可分割的一环。只有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的供应链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全球货物贸易发展。反过来，坚定捍卫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更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同样，坚定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必然要求。这为增强中国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创造了基础条件。
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安全和稳定的重要一环，也为全球货物贸易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供应链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市场基础。需要指明的是，在微观企业层面，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逐渐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公共责任的重要内容，也愈益呈现一定的准公共产品属性特征。例如，新冠疫情暴发后， 一些电商平台企业以其强韧的供应链体系支撑了抗疫物资配送、民生物资投放等， 为抗疫和保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现代物流及供应链体系的发展，微观企业层面的供应链正日益形成完整的有机生态系统并逐渐发挥重要的公共产品属性功能，体现出一定的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
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的世界意义
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 不仅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民生改善、应急救灾赖以为系的生命线。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也有其深刻的外部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下，特别在后疫情时代，倡议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也有其深刻的世界意义。可以说，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给世界的又一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一是理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命题的提出，从理论层面回应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的认识误区。“金德尔伯格陷阱”最初于2017年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 • 奈提出，该理论认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失序的险境。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回应主要集中在该理论自身的历史逻辑不清、现实条件不足以及难逃“霸权稳定论”窠臼等层面。而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是供应链治理理念内涵的一次丰富和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在理论层面驳斥了美西方国家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认识误区和污名化指责。同时，它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中国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所作出的理论探索和回应。
此外，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理念也是对区域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这一地缘性二元划分理论框架的超越。国内学者提出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尽管是在全球化逐渐呈现区域化特征下的理论建构， 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 不过，在逆全球化浪潮下， 美西方国家同样参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竞争，包括但不限于采取加速助推产业链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等打压中国供应链体系的措施。因此，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理念对于超越地缘政治思维， 打破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性，推动建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框架具有积极的理论探索意义。
更重要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在由国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向国际货物贸易强国转变的进程中，正历史性地经历由被动到主动把握历史、从西方视野中所谓“他者”到探索并主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命题的伟大转变。可以说，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理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境界和中国气派。
二是实践意义。同样，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也更加具体地而非抽象地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对于国际社会共享安全稳定的中国供应链体系、共建安全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在美西方加紧在芯片、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高技术领域针对中国供应链进行精准断链、脱链的情况下，适时提出并大力倡议和维护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功能，对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维护全球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和立场，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逐渐增多，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期待也逐渐增多。不过，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并非一国借以实现霸权的工具，更不是一国成为霸权国家的手段。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倡议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并非像美西方“二战” 后构筑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那样，在霸权衰落后就将其转为为自身谋私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出发，积极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此外，国际公共产品有优劣之分，近十年来，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也在质量上不断提升。供应链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而非公共“劣”品，必然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产生积极的世界影响。它是后疫情时代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全球发展合作而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供应链体系，正不断发挥着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功能。它不仅对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货物贸易健康有序发展至关重要，也对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至关重要。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有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作为新兴大国积极开展国际发展援助的内在动力，也有企业和市场层面自下而上逐渐将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功能作为社会责任或公共责任重要部分的内生动力。
从外部性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有着一定的世界意义。从理论层面上，一是它回应和驳斥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即中国以安全、韧性和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为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它是新时代中国向全球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二是它对于超越地缘政治思维下的“区域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二元分析框架，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框架具有积极的理论探索意义。
从现实层面看，适时提出并大力倡议和维护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功能，对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维护全球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和立场，对于向世界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这一理念的提出，也内在地要求企业或经营主体层面在主动承担公共责任，积极保障供应链安全、韧性与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价值外延，丰富和夯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亟待更多相关拓展和研究。
（参考文献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对比分析（项目编号:16A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海关总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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