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照 李 燕 路 倩 庞超然
内容提要：
本文节选自《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研究》一书。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即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安全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进一步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
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既要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和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引导调节作用，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和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又要在金融体系、人才政策、企业发展机制上加快建设，培养良好的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在建立以我国为主的国内体系的同时，还要用好用活国际市场和资源。
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一是推动创新体系布局更加合理化。在研发方向上，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3个环节同步发力，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机构定位上， 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科学合理的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主攻基础研究，行业机构主攻共性技术研发，企业主攻产品和工程开发。对于实力强大的企业，可引导其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延伸。
二是加快战略性、架构性科技力量的建设。在战略性、关键性、前瞻性领域，建立开放协同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以政府持续稳定投入为主，解决相关领域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问题。在重点行业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 采取政府、企业、市场共同投入机制，解决行业发展的共性技术供给问题。
三是依托重大科技攻关， 加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融合。通过重大工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牵引提升科技能力。健全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研项目组织实施机制，对少数战略性产业链，通过牵头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重大研究任务、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对龙头企业的支持。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工程化、产业化的全创新链过程，促进科技创新、人才资源、现代金融相协同，以科技重大专项为依托，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前瞻性地设立一批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实施工程，加速培育若干未来产业。建立重大科技项目资助与管理体制，依据所在领域生命周期阶段、所处创新链位置及其与产业链结合的紧密程度进行差异化布局。
四是积极建立优势互补的创新联合体。鼓励构建应用创新平台，建立以产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科教部门和金融财税部门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重点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明确提升国产普及率的目标， 在合规的前提下优先采购创新联合体的创新成果。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龙头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之间形成分工协作的新型产业体系，国有企业和龙头企业专注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或应用开发和中间试验研究领域，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专注于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原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形成产业链、创新链、技术链和价值链融合发展的国内循环体系。
五是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细化并推动实施侵权行为的认定规则，通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侵权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保护创新主体权益。建立维权机制， 通过设立举报平台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方式，简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
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
一是加强产业规划引导和部门协同。一些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和基础软件及计量、检测的科技攻关和产业化项目正在推进，建议从提升规划的统一性和部门的协同性入手，明确产业部门责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制定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建立有利于持续创新的基础能力体系和政策实施机制。
二是推动生态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技术和产品的落地应用。推动对生态性的产业如操作性系统、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大飞机、通用性基础性的产品如芯片、高端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等的国产化应用，发挥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优先使用本国产品，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早期市场。
三是多措并举优化产业组织。加强顶层设计，瞄准现阶段“卡脖子”严重的环节，提出需重点攻克的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落实解决。搭建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微企业深度融入的协同网络和沟通渠道，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围绕“卡脖子”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集中优势资源攻坚克难。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推动零部件企业在一个领域快速做大做强。建设地区性产业集群， 并围绕产业集群补齐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各个环节。
构建安全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一是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制度。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国家安全管理，在重点行业逐步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等的组织力量，综合利用行政、技术等手段研判各类供应链安全风险，探讨制定供应链安全管理行业标准、供应链安全管理清单等，进而形成体系化的政策法规。
二是引导企业形成多元化、网络化的供应链体系。对于技术和产品高度依赖国外进口的制造业，引导其建立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实施方案，形成供应链“1+X”备份系统。既要积极寻求友好国家的替代技术和产品，又要逐步引入国产供应商，避免对某一国家单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
三是建立矿产品资源市场化储备制度。对于对外依赖度较高的矿产品资源，应建立市场化、网络化的储备制度， 在港口、交通枢纽地区建立中转、存储基地，出台相应的安全管理规定。建设全国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预测矿产品存量和市场需求，对市场预期波动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和储备。另外，要借助能源供应格局调整契机，支持新一轮产业再布局，鼓励产业链向绿色能源供应中心集聚，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
一是增强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在考核机制上，将科技投入和产出纳入创新型国有企业的考核范围，将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取得的创新成果作为相关企业考核和人员激励的重要参考指标。在人员任免上，要注重专业化， 保证主要负责人相对稳定，建立促进其长期投入和大胆创新的干部政策。在容错机制上， 对创新难度较高的领域，加快建立健全试错保障机制，特别是完善有利于国有企业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骨干作用的国资管理制度和审计纪检制度，释放创新活力。
二是充分激发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上进行长期持续投入。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吸引有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和优秀领军人才的新兴市场主体进入，在市场准入、研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一视同仁，形成国有企业和新兴市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建立和完善对研发采购的风险补偿机制，减少企业研发失败的后顾之忧。
三是壮大市场主体，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夯实基础。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税负。通过推动高速公路优先降低货物收费标准，引导各地区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进一步推动电力的市场化改革，促进用户和发电企业双边交易，推动工业用户和民用用户电力交叉补贴， 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支持制造业企业率先实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降低制造业就业人员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促进人才队伍稳定发展。
四是优化企业组织管理和决策机制，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组织体系和决策机制，确保企业能够在风险因素出现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决策和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要谨慎推进资本多元化和上市融资，防止企业重大战略决策受到资本利益干扰。建立重大资产变动事件的安全性备案审查机制，防止龙头企业在投机资本的主导下完全垄断市场。
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
一是加快引进海外人才。抓住人才回流机遇，以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领军人才。对于具有引领产业能力的人才一人一议，给予充分的待遇支持；对于成熟的技术团队整体引入，夯实技术与产业竞争能力。
二是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围绕核心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的需要， 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快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畅通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人才流动渠道，建立企业和政府科研机构贯通的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鼓励通过双向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人才共享。
三是加大人才激励力度。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 通过推动国有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和明确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等方式激励创新。
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
一是加大银行信贷支持。继续落实好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银行贷款同步增长，将各银行落实情况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并逐步提高权重，既解决制造业的融资问题，又降低金融资源脱实向虚、自我膨胀的宏观风险。继续在地方层面推动政、银、保、企合作，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二是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建立证券部门与产业部门的协同机制，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
三是为创新链的前端注入长期资本。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周期长，可考虑将现有的5～10年的产业投资基金改造为30～50年的政府引导基金， 引导早期天使、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机构长期投资。另外，允许社保基金以适度的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延长考核期，使社保基金分享创新发展红利。
四是在战略性领域进行特殊的金融安排。要积极实施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在基金管理绩效的考核上，要把为完善产业链、为“卡脖子”技术攻关和商业化应用提供支持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根据需要成立大飞机、飞机发动机、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领域的基金， 支持企业发展。
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
一是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鼓励双向投资，既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来华投资，也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并购先进技术。对于我国有优势的高铁、5G、新能源装备、动力电池等领域，鼓励企业“走出去”。积极加入CPTPP，主动谋划和塑造以中国为枢纽的亚洲生产网络， 同时继续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生效，加强与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放我国基础研究，创新合作方式， 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加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科技双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提升我国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
三是加强内外部政策的协调。除了极个别关键核心领域外，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通行规则来进行科技投入和产业培育。对当前的补贴进行系统梳理，把更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购买者补贴上，从而提高资金补贴效率，加强与国际规则接轨和国际合作。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产业规则重塑。推动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全球产业规则重构， 围绕国际通行规则和商业惯例，系统推进产业政策优化升级。围绕欧美发达国家高度关注的5G、数据等领域规则， 支持相关龙头企业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规则发展，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周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业合作中，积极推动中国制造标准“走出去”，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五是在开放发展中牢守安全底线。在必要时运用贸易救济等措施，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安全。要做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反垄断执法、贸易救济等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定，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完善风险防控管理体系，切实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更好维护我国相关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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