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普及正在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
  •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服务和健康管理需求日益增长。
  • 数字化货币的兴起正在挑战传统金融体系。
  • 远程医疗的普及使得医疗服务更加便捷,尤其是在偏远地区。
  • 全球变暖问题促使各国加强减排和绿色能源的推广。
  • 人工智能在医疗、金融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 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的应用正推动着生产力的革命。
  • 全球变暖问题促使各国加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措施。
  • 电子竞技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体育和娱乐行业的格局。
  •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行动。
  • 电动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
  •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议题。
  • 社交媒体在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 生物技术在精准医疗和个性化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广阔。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零售业格局。
  •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全球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智能家居设备的发展正在引领家庭生活向更智能、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 智能家居设备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 随着全球健康危机的持续,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成为紧迫议题。
  • 在线健身和虚拟健身课程在疫情期间迅速流行。
  •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成为全球生态保护的紧迫问题。
  • 电动汽车的普及推动了能源行业的绿色转型。
  • 世界大变局中的全球发展倡议与中国贡献

    世界大变局中的全球发展倡议与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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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德军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积累了独特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经验,在新时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日益凸显。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对解决当前的国际难题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更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面向未来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搭建开放的发展合作网络,促进完善和优化全球治理模式,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普惠全球。

    全球发展倡议是我国面向全世界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之一,致力于探索全球普惠发展新路径。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对解决当前国际难题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更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当地时间2024 年2 月5 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北区班芝兰的唐人街上,摆满了灯笼、春联、红包、中国结,吸引民众购买。 图/ 中新社

    新时期全球格局变迁与中国发展优势

    在全球治理的动态过程中,新兴大国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可从器物基础、制度建设和理念逻辑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积累了独特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经验,在新时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日益凸显。

    第一,中国治理经验为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历经百年艰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超大人口规模社会的现代化, 为人类历史文明提供了新选择。面对当今全球治理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可以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从全球视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看到这是惠及14亿中国人民的重大发展方案,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关键动力。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大国依然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最有力供给者,中国式现代化也肩负着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外溢自然地转化为为世界作贡献。基于中国经验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对于整合失序的世界格局、促进人类整体的永续发展有着重大战略意义,其正外部性也将惠及世界。中国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全球意义与时代价值。

    第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契合时代趋势。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展现了最大的诚意,也最容易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中国践行平等协商、互惠共赢原则,明确反对全球治理的霸权主义与强权主义,不仅树立了大国表率,也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尽管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依然打着西方意识形态烙印,但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中国的协商精神,为其全球治理的创新实践提供了道义基础与方法支撑。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期待推进全球发展格局改革。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实力、自主发展能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站在人类安危福祉的高度,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改革、升级和创新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促进世界繁荣与全球普惠的真正路径。中国积极推进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升级,例如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完善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组织,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的全球治理创新不仅回应国际社会需求,也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与全球文明提出重大倡议。综上,中国的内外治理经验、中国对全球普惠发展的推动能力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最大优势所在。

    全球发展领域的制度创新与中国方案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发展合作是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有助于降低和消除全球贫困趋势。但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全球发展治理的国际制度建设似乎陷入停滞,有关全球发展改革的呼声不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世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积极推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积极供给全球发展公共产品。2021年9月21日,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强调全球各国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对解决当前的国际难题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更从长远的战略角度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传统发展援助忽视了国家建设的阶段性与主动性,而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发展机制则注重中长期的全球普惠发展。

    一方面,反思全球发展失衡困境,推进普惠包容发展新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支撑下的全球治理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体系。但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民主赤字,新兴国家开始呼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创设新型国际机制,同时注意与传统机制的兼容性与合作包容。传统国际机构有较强的惯性与滞后性, 在应对新的全球治理挑战中往往捉襟见肘,灵活性与前瞻性不足。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相继建立,中国成为多边国际体系的改革者,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亚投行是中国供给全球新型金融公共产品的有益尝试, 致力于为亚太地区供给发展资金与经验。作为专注于基础设施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努力建设包容与公平的全球发展新平台。亚投行显著的包容性淡化了对西方传统制度的冲击, 更加关注促进全球南方与北方的沟通协调,实现全球发展的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中国不断优化国际制度改革,传递新型全球发展理念。在全球发展领域,中国的国际制度创新与传统国际发展机制有较强的互补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援助或贷款重点方向是社会平等、消除贫困、健康改善与绿色发展等,大多偏向“软性”发展因素。而亚投行的重点则聚焦于亚太基础设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等, 相对关注“硬性”发展因素。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周期较长、风险较高,也会面临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风险,特别是部分国家内政不稳、恐怖袭击与债务安全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其长期收益相对稳定可靠,需要着眼长远进行综合收益核算,其溢出效应对整个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潜力巨大。新型发展机制设计不仅可确保传统与新型国际发展机构在竞争中合作,更为全球治理的渐进改革和民主平等提供了基础。鉴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机制的权力共享不足, 中国倡议创建的新型国际发展机构高度重视治理的平等性。事实表明,相对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的制度创新有效减少了官僚主义,提升了运营效率。

    2023 年11 月29 日,江苏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码头,装载国产工程车用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图/ 中新社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面对竞争压力,中国在比较优势领域积极供给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在全球发展领域,中国着眼于改革与完善现有国际发展制度、规则与规范,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增量改进、改革与创新并举的渐进策略,主动构建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互联互通方案,在关键节点打破僵局,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全球南方知识传授与发展经验分享

    人类的基本问题是要发展,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正处于亟需发展经验与路径的重要阶段,迫切期待寻找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经验很好地诠释了自力更生与对外援助的关系,为南方国家树立了典范。

    第一,“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成为中国帮助南方国家的核心原则。任何外部激励都需要经过自身转化,因此促进内源性发展才能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2011年中国发布第一本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将“南南合作”视为援助的核心,通过积极分享中国知识与经验、促进技术转移与资金合作,实现对方国家的自力更生和全球发展能力建设。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双向互助,体现了发展合作的平等性、互助性、互利性。2018年中国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这一机构命名体现了与受援国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对受援国的尊重。总体看来,以全球普惠发展为目的,传统援助、对外直接投资、主权财富基金、出口信贷、基础设施贷款等都可以成为新型国际发展合作的工具。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找到潜在比较优势并通过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激发与启动深度结构转型,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发展。

    第二,“自力更生”是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关键,注重发展能力建设。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援助与西方传统援助模式存在很多差异。西方传统援助国与广大受援国长期以来处于不对等的结构关系中,西方模式是利益导向的交换,涉及成本与资源分配考虑;中国模式是社会导向的交换,注重价值匹配度, 建立可持续的心理与社会纽带。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曾对亚非拉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援助。随着新兴援助影响增大,有学者开始总结提炼与西方传统援助不同的模式。中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观念,为南方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承“授人以渔”理念,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分享发展经验。

    第三,南南合作的知识分享遵循从高地到洼地流动的规律。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每个国家的发展路径都是独特的。例如,现代东亚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的工业化政策成功,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不是简单复制自由主义方案,而是基于东亚现实的修正与创新。当然知识生产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中国目前的优势是“量”,但“量” 或许可以追赶,在制高点上的“质”则不可取代。中国在援助其他国家时也必然强调以自身能力建设为根本,走出最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按照中国的发展经验,当全国发展条件和基础比较落后时,通过探索设立经济发展特区或产业园,集中建设良好基础设施、提供便利商贸政策、聚集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就可能从中孵化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高地,这个高地的示范与带动作用可能开启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良性循环, 进而吸引更多外部投资与贸易,将发展成果从高地向洼地外溢,渐进式实现整体跨越发展。

    全球发展倡议与中国实践的世界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外交能力不断增强。以2035年为里程碑,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国内与国际联动点上,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度交融。置身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坐标中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才能更全面理解富强中国对全球普惠的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将普惠全球。中国真诚“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通过互联互通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创新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为凝聚全球共识提供新的平台机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色和优势,中国正在形成多层次、有步骤、显特色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路线图。中国式现代化有意识地嵌入全球普惠发展机制,通过内嵌式发展进行“增量改进”。例如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升级扩容,打造周边安全共同体, 增强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融资与第三方合作,凝聚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上升为全人类的价值诉求,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胸怀天下品质,是中国发展为成熟大国的重要标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建设和睦的地球大家庭,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同频共振,需要在历史变局中抓住机遇,在复杂局面中保持定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在全球宣传中国文化,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发掘、构建与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性叙事, 推动构建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做人类新知识的提供者。未来需要突破碎片化表达,形成系统性的原创知识和“叙事”架构,为国际发展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着眼于长远,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调整与优化路线图,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

    普惠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人心之道”,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了真正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与愿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希望用自己的成功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难题贡献力量。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搭建开放的发展合作网络,促进完善和改良全球治理模式,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普惠全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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