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
内容提要：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合博弈加速演进，呈现“四期”叠加态势。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也面临着美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等外部挑战，以及关键技术瓶颈等内部制约。当前形势下，我国宜从突破封锁围堵、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深化产业务实合作、推进数字贸易规则互认等方面统筹应对。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重塑政治经济格局的关键力量和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当前， 全球数字经济竞合博弈态势加剧，各国强调技术创新合作、主张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呼吁加强数字治理合作，但关键技术竞争更激烈、区域化短链化同盟化态势更显著、规则焦点议题博弈更焦灼。在此背景下，应综合研判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制约，从应对美西方国家的围堵打压、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深化产业务实合作、深度参与规则制定等方面出发，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切实造福各方。
全球数字经济呈竞合博弈态势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合博弈加速演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格局重塑期、数字技术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提档加速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进入战略博弈期，呈现“四期”叠加态势。
（一）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格局重塑期，全球“西强东弱”与“东升西降”态势并举
数字经济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呈现中、美、欧三方角力格局，新兴经济体和中小型经济体持续加强相关战略部署。从力量对比看，“西强东弱”格局依旧。美、欧仍然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美国数字产业全球领先， 欧盟在产业数字化方面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体量方面，国际范围内尚未就测算方法达成共识，各方统计数据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美国与欧盟的数字经济总量在全球占绝对优势。从演变趋势看，“东升西降”趋势明显。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发达经济体增速将从2022年的2.6% 放缓至2023年的1.5%和2024年的1.4%，新兴经济体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增速则较为稳健，分别为4.1%、4.0%、4.0%。数字经济将发挥重要的驱动作用，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分析测算，全球经济总量中约65%的增长由数字化驱动实现。
（二）数字技术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各方倡导数字技术创新合作但关键技术竞争更加激烈
主要经济体纷纷强化数字技术竞争能力，对前沿技术的出口限制和保护措施持续升级，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逐步向大规模应用发展。一方面，技术创新合作和标准共建成为全球共识。依托开源平台，各创新要素汇聚、碰撞，催生了ChatGPT等颠覆性创新成果。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联合推进标准制定。另一方面，前沿数字技术竞争更加激烈。各国瞄准量子通信、6G、集成电路等领域，谋求全球领先地位。加、英、美、法、德、荷等国纷纷制定国家量子战略，谋求领先地位；美、日、韩等国先后出台6G国家战略，试图领跑新赛道。
（三）产业数字化进入提档加速期，各国强调深化产业合作但区域化同盟化态势加剧
世纪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按下了数字化转型的快进键，各国纷纷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提振经济的关键动力， 同时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转型基座。一方面，数字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深化。美国推进与东盟国家共建数据中心和智慧城市，并加强同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欧盟自2021年以来持续深化与拉共体合作，成立欧盟、拉美和加勒比数字联盟，强化在空间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进与相关国家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另一方面，区域化、短链化、同盟化趋势明显。疫情加速了全球数字产业链重构，为精简沿途环节，区域化布局成为普遍选择。全球半导体产业分化加剧，或开启半导体产业链短链化进程。此外，美西方鼓吹意识形态论，深化所谓“民主国家”合作，将加剧同盟化态势。
（四）数字贸易规则进入战略博弈期，各方呼吁深化治理合作但关键议题博弈愈发焦灼
掌握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权即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全球主要经济体竭力拓展规则对接“朋友圈”，力求构建适应发展需要的外部环境。一方面，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已成全球性共识。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19年启动电子商务谈判，截至目前，已有90 个成员参加，在联合声明中提出“现行的世贸组织法规已经跟不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亟须制定一套高标准的新规则”。另一方面，涉及核心利益的焦点议题博弈更激烈。美国等数字产业强国主张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强调保护数字知识产权，反对征收数字税。以欧盟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强国主张构建“外严内松”的规则体系，以期扶植本土数字经济发展。新兴经济体则主张在数据跨境和市场准入方面加设豁免性条款，同时设置数字技术援助条款。
我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数字技术、产业合作、规则制定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也面临着美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等外部挑战，以及关键技术瓶颈等内部制约。
（一）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成效显著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数字经济体量连年稳居全球第二， 成为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一是数字经济合作共识广泛凝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走深走实，已与16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与24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 合作机制。二是数字技术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引领全球，物联网技术应用合作广泛开展，区块链技术合作体系加快建立。通信技术实现3G跟跑、4G并跑、5G领跑的转变，并积极布局6G发展。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2023年创新指数排名12，2013 年排名35，是创新能力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三是产业务实合作释放发展红利。我国共享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红利成果惠及更多国家，数字支付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品牌， 数字内容服务成为中华文化出海新载体，数字教育助力“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四是数字经济规则日益接轨国际。我国先后于2021年9月和11月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并积极推动相关进程。
（二）我国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四方面比较优势
综合分析看，我国在制度、市场、环境、设施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坚强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是我们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背景下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二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全球第二， 潜力巨大、供需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国内市场，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合作提供试验场，形成强大对外黏合力、吸引力和竞争力。三是日趋完善的营商环境优势。我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贸规则，持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法律体系，营商环境日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国际合作的合规成本进一步降低。在数字知识产权等方面持续接轨国际高水平规则， 国内营商环境吸引力日益增强。四是数字基础设施保障优势。我国5G、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全球领先，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为深化合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制约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面临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等外部挑战， 以及自身数字技术短板等内部制约。一是合作空间受美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近年来，单边主义抬头，部分势力从数字经济规则、产业链供应链、前沿数字技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我进行围堵，挤压我国国际合作发展空间。比如美国推动在美墨加协定（USMCA）推出“毒丸条款”，在2022年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设置“护栏条款”等。二是前沿数字技术存在“卡脖子”制约。我国半导体先进制程装备、通用智能制造装备等受制于人。区块链发展部分高度依赖外方主导的超级账本、以太坊等底层技术。三是数字经济产业国际影响力不足。从产业主体看，我国数字企业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内超大市场，但国际影响力无法同国际巨头比肩。2022年阿里巴巴国际收入占比约7.5%，腾讯为4.0%。美国Meta国际收入占比为55%， Alphabet约53%。2022年云基础设施服务全球市场，亚马逊和微软以40%和21.5%的市场份额位列全球第一、二名，我国企业阿里巴巴和华为则分别为7.7%和4.4%。四是规则制定话语权与大国地位不匹配。当前影响深远的数字经济规则多由美欧主导，比如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颇具美国色彩的《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以及《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JDTA）等，我国处于相对被动状态，且在数据跨境、互联网防火墙等方面与国际实践存在差异。
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形势下， 我国宜从突破美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深化产业务实合作、推进数字贸易规则互认等方面统筹应对，让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切实造福各方。
（一）着力应对美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促进数字经济合作“心联通”
追踪研判单边主义势力最新动向，关注产业链、规则、前沿技术、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最新动向，充分做好风险防范。讲好“中国故事”，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展示与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彰显负责担当的大国形象。分类施策推进国际合作， 对欧盟国家、韩国、新加坡等，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扩大共赢合作空间。对于非洲等合作基础良好以及东盟等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国家，通过援外培训、技术援助等方式，持续提升双方互利共赢合作水平。
（二）深度参与数字规则制定，推动数字经济合作“软联通”
重点对接DEPA、CPTPP 等高水平协定的共性规则。在坚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分类分级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探索依托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以及部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等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建设数据跨境流动试验区。持续完善数字贸易便利化配套保障措施。优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逐渐取消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降低数字贸易市场准入壁垒。此外，对暂无法达成一致的条款设置一定过渡期，逐步扩大共识、缩小分歧。
（三）深化数字产业务实合作，加强数字经济合作“硬联通”
深化电子商务、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引进来、走出去”。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园”、深圳—新加坡智慧城市等载体，汇聚各方优势资源，系统推进“政产学研用”一揽子合作。鼓励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在5G、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鼓励推进数字设备、技术、标准、品牌协同出海，加强与相关国际企业的交流合作，通过“外溢效应”推动形成全球标准。
（四）突破关键领域技术瓶颈，弥补数字经济发展短板
提升核心技术研发能力， 在先进制程半导体制造、芯片设计和测试等方面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提升前沿领域规则制定话语权。加强数字人才培养，重点加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同时推动数字经济相关多学科、多专业深度融合，弥补复合型数字人才缺口。深化前沿技术合作，深化与欧盟和日、韩、新加坡等国的数字技术合作，强化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不断提升我国数字技术研发创新水平。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驱动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