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爽 刘东民
近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合作受到广泛关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驱动，除了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以外，迅速发展的技术因素也可能在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由于这些因素的演化方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国际货币体系在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前景。我国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方面提前考虑应对策略。
国际货币体系呈多元化发展态势
国际货币的基础职能包括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等。从数据上看，美元在这三方面的比重均有所下降，而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地位有一定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从储备职能来看，以美元为主导的传统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下降明显，新兴国际货币的份额有所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 的统计，美元储备所占份额在2015年达到66%的阶段性高位后就一直呈下降态势，至2022 年底已降至58 . 36%。与此同时，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传统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也有所下降，说明新兴的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相应增加。IMF2022年发布的一份工作论文显示，非传统国际货币的储备金额在过去2 0 年间有所增加，除了人民币储备显著增长，韩元、新加坡元等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
从交易职能来看，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也明显下降。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 WIF T）的统计，从2015年至2022年俄乌冲突前，美元在国际支付中所占份额下降，欧元占比提升，人民币、新加坡元等货币的份额也有所上升。以人民币为例，近期就有多国已经或即将与中国开展以人民币支付的跨境贸易活动。譬如，中国义乌和沙特阿拉伯在2 0 2 2年12月完成了首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巴西于2023 年3月宣布与中国达成未来以本币进行贸易的协议，巴西部分银行已加入由中国人民银行开发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 S）。截至2023年3月末， CIPS共有参与者1427家，包括直接参与者79家、间接参与者1348家，覆盖全球109 个国家和地区。
从计价职能来看，美元的作用也有所减弱，新兴经济体货币逐渐受到青睐。在金融交易领域，近年新兴经济体增加了以本币进行债务融资的比例。在大宗商品领域，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加强了以本币计价的交易。譬如，中国已经实现了与伊朗、俄罗斯原油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印度在西方国家联手实行“俄油限价令”后，与俄罗斯开展的石油交易主要以卢布和迪拉姆计价。这些举措给作为美元体系重要支柱之一的“石油—美元”机制带来了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驱动因素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主要受到传统的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的驱动，而迅速发展的技术因素也可能在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因素对主要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长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影响着全球安全资产的供给。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信心和以该货币计价资产流动性的影响。在信心方面，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地位和币值稳定程度都起到重要作用。美国目前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美国在创新领域始终保持着显著的领先优势，其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在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国家超越。另外，在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美元面临着“ 新特里芬难题”： 霸权国以其国债形式向世界提供储备资产与债务持续积累损害其他国家对该国币值稳定信心之间的矛盾。综合来看，虽然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但是新兴经济体货币的机会在逐渐增加。在流动性方面，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明显优于新兴经济体，因此以美元等传统国际货币计价的资产相较由新兴经济体货币计价的资产仍具有较大优势。总之， 从经济视角来看，美国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扮演全球安全资产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地位将有所上升，在长期有助于缓解全球安全资产的稀缺性。
地缘政治因素对世界各国国际货币需求的币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近年不断升级的金融制裁成为各国加速国际储备多元化的关键驱动力。自俄罗斯从2 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开始“去美元化”行动， 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去美元化”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采取了各种“ 去美元化”措施。同时，德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央行已先后完成或宣布计划运回其存放在海外的黄金。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采取了较高烈度的金融制裁行动，令广大新兴经济体意识到依赖美元体系所导致的脆弱性，有关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加强本币交易和结算、建立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主张日益高涨。2023年1月，南非外长纳勒迪·潘多尔（N ale di P a n d o r）就表示，金砖国家正在考虑新的支付体系，以摆脱美元的控制。虽然短期内美元资产依然受到追捧，但是从长期看，各国降低对美元依赖、分散国际储备风险的需求将使他们在国际交易和储备中减少美元的比重，而采取更加多元化的策略。
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迅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成为驱使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因素。技术参与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设施，数字货币及其底层区块链技术可能在未来重新界定国际货币体系的网络外部性。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已经形成强大的交易网络，通过转换成本和最低有效规模两个渠道提高现有体系的退出成本，增加各国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性。依托数字货币技术，货币使用的转换成本和有效规模将会显著下降，新兴的货币网络能够快速形成， 打破传统国际货币形成的网络外部性壁垒。此外，数字货币还更易突破传统货币交易在地理疆域上的限制，在互联网空间形成跨越国界的数字货币区（Digital Currency Areas）， 为新兴的国际货币扩大交易网络创造条件。总之，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兴国际货币与传统国际货币的竞争门槛，有可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发展前景
受经济、政治和技术三方面因素驱动，国际货币体系在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未来十年可能出现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情景，分别对应加速多元化、形成集团化体系和商品货币地位上升三种发展趋势。
在乐观情景下，全球经济、政治形势好转，技术得到全球推广，国际货币体系继续向全球化、多元化格局发展。乐观情景下，世界经济顺利复苏，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回到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美元及其他传统国际货币继续受到广泛信任，具有良好经济条件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交易和储备中的认可度也将获得提升。随着一些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其货币计价资产的流动性将有所改善，全球安全资产的供给约束有望得到缓解。地缘政治冲突的缓和减弱了各国因分散政治风险而形成的国际货币多元化需求，但是为解决美元体系的“新特里芬难题”，各国仍会理性推进国际货币的多元化。数字货币技术的全球推广，降低了不同货币之间的转换成本，使各国对美元支付交易的依赖性有所下降。总体来看，美元依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保持主要份额，其他国际货币（包括新兴经济体货币）的份额将会稳步上升。
在中性情景下，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延续动荡态势， 技术应用面临地缘分裂，国际货币体系向集团化、区域化方向演变。中性情景下，世界经济在衰退与复苏之间徘徊， 由于缺少替代性选择，美元资产继续作为全球主要安全资产，但是需求规模有所下降；一些经济规模较大、经济发展稳定、金融市场流动性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发行的本币计价资产将逐渐发挥安全资产的功能。区域性的地缘政治冲击不断，使世界各国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对国际交易和储备的货币多元化需求持续增加，新兴经济体将显著扩大彼此之间的本币交易，特别是币值稳定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受到更广泛的青睐。数字货币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因传统和新兴势力的博弈而出现分裂，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出现多个数字货币支付网络。总体而言，美元虽然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保持优势， 但是其在新兴经济体范围内的作用将会显著下降，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形成数个集团化、区域化的体系。
在悲观情景下，全球经济陷入持续衰退，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技术应用受到局限，国际货币体系中商品货币的地位上升。悲观情景下，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促使各国政府大规模采取经济宽松政策，由主权货币支撑的安全资产受信任程度下降，以黄金为代表的商品货币的作用得到提升。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冲突强化了世界各国的避险倾向，在短期内安全资产稀缺的情况下，各国对美元资产依然有所依赖，同时对商品货币的需求显著增加。美国不断增长的安全投入及相应的财政支出，将导致美国政府利息负担的加重和美国国债信用风险的上升，促使世界各国在长期内持续减持美债、扩大黄金储备的份额。主权货币信用下降使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广受到限制，但市场上可能出现锚定大宗商品的数字稳定币，如数字黄金、数字石油币等，助力商品货币扩大交易网络。总之，在此情景下，国际货币体系中主权货币的份额将会下降，商品货币的份额得到提升，但在主权货币中美元仍发挥主要作用。
我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建议
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趋势下，我国有必要从经济、政治和技术三方面提前考虑应对之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在经济方面，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深化人民币国际职能。一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币进一步增强国际信心奠定良好基础。为缓解国内经济面临的产业升级遭遇阻力、经济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我国需要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夯实、做强实体经济，以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二是推动金融市场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型，提高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一方面，要逐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 以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机制，增强人民币资产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需加强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拓展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的规模和交易品种。三是多措并举，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在计价、交易和储备方面的职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我国应积极发展石油交易的人民币计价机制； 争取与更多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欢迎跨国金融机构作为间接参与者加入CI PS； 扩展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加强清迈倡议机制并考虑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在政治方面，我国应加强与欧洲的沟通合作，拓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在中美博弈的形势下，我国应当加强与欧洲的沟通与合作。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格局。与此同时，面对新兴经济体提升金融安全的需求，我国应联合广大新兴经济体共同建立维护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长效合作机制，如确立新兴经济体的多边货币合作架构、打造更具公平性的国际支付机制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最后，我国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全球多边治理，推进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治理结构改革，努力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包容性和透明性。
在技术方面，我国可扩大数字货币国际合作，拓展数字人民币国际交易网络。一是要重视与发达国家的沟通交流。目前七国集团（G 7）国家的央行已将央行数字货币（C B D C） 作为重点合作领域，试图构建发达国家的CBDC规则共识。我国需加强与这些国家沟通，了解并争取融入G7主导的CBDC国际规则制定工作。二是要把握新兴经济体合作机遇。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研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开发CBDC的动机和特点不同。中国人民银行率先推出的数字人民币能够为新兴经济体的CBDC研发工作起到示范作用，与这些国家央行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我国可以考虑以周边经贸联系紧密的国家为切入点，率先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区域化网络建设。三是要广泛利用多边平台资源。BIS、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 P M I）等多边平台在数字货币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我国通过参与这些多边治理工作可与更多国家共同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合作网络。四是要开辟数字货币新赛道。一方面，官方与私人机构在构建数字货币生态中的互补作用应受到重视。基于私人平台打造的数字货币区， 为提升数字人民币的国际网络提供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 我国也可提前着手数字黄金稳定币的开发和应用，以应对数字货币技术发展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演变场景。（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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