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绛
基础性产业一般指产业产品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既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条件和机会，也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制约作用， 影响其他产业发展水平的产业群。如粮食、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由于其供应能力和质量制约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 其价格对社会总价格水平也产生重大影响，是国家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更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基础产业几个重要特征
一是“通用性”和“带动性”很强。基础产业产品经不同工艺加工制造后将延伸出多层级的众多最终产品，派生出的产业链较长，影响众多中下游产业。如农业就具有明显的基础产业特征，粮食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品，严重缺粮在一个国家将产生灾难性后果。重大基础设施及基础交通行业对整个社会生产及物流成本产生重大影响，对产业布局也产生根本影响，具有基础产业主要特征。基础能源也是如此，如煤炭虽然在农业社会主要被用于替代木柴的生产生活燃料，但伴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导致煤炭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并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煤炭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以及世界各工业国最重要的基础产品。当前煤炭仍然是我国发电行业主要的原料，又是钢铁等冶金行业的重要原料，加之随着煤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煤炭工业对社会经济下游产业影响非常广泛且日益重要，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又如石油产业，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和基础的产业。石油的广泛利用不仅触发了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能源革命，促进了电力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等产业的蓬勃发展，石油石化产品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产品。又如钢铁行业，不仅大量运用于国防工业，而且对经济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也是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因此，产业产品通用性越强、对其他产业生产影响越大，基础产业特征就越明显。
二是基础产业价格影响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也对产业格局产生影响。由于基础产业是其他众多产业发展的基础， 其价格水平对下游产业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对产业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在社会最终产品价格相对稳定的条件下， 基础产品价格下降将对下游产品提供更高的利润空间，并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而基础产品价格高企，挤压国民经济产业中下游企业利润，将影响中下游产品生产和产业格局。上世纪7 0 年代末的能源危机， 不仅造成了全球经济衰退，还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因此，基础产品价格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两重效果，一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国家可以通过调控基础产品价格达成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目标，如我国工业化初期， 就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成农业对工业发展的支持；二是基础行业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基础产品供应增加，对下游产业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城乡经济大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
三是基础产业外延会随社会经济技术进步不断扩展。由于基础产业产品用途的广泛性，技术进步一方面促进基础产品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 并进一步拓宽基础产品的用途，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导致现代经济产业链的延长和分解， 许多关键的中间产品又可能形成新的基础产业。如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时期，不仅农业、水利设施等是经济社会的基础产业，“盐铁”由于其对国家财政税收运行起重要作用，也成为农业社会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基础产业。在当前信息革命带来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的条件下，许多信息关键设备、技术也成为现代社会产业高端发展所需要的“ 基础产品”。如芯片的先进性对现代电子产品的高端性形成了关键制约，对国民经济转型发展起很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础产品”，而芯片产业向前延伸的高端机械制造产业、相关矿产开发产业又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基础产业”。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导致产业链延伸和分化，必然扩展基础产业概念的外延。
我国基础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首先， 资源条件和开发条件优越。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为大力发展基础产业提供了坚实基础。以矿产资源为例，我国广袤的陆地面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资源总量比较丰富， 其中2 0 多种矿产的探明储量位居世界前列，煤、铁、铜、铝、铅、锌等支柱性矿产都有较多的查明资源储量。煤、稀土、钨、锡、钼、锑、钛、石膏、膨润土、芒硝、菱镁矿、重晶石、萤石、滑石和石墨等矿产资源在世界上具有明显优势。同时，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源既为充分开发利用我国基础产品、不断提升产业链质量提供了条件，也为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超大的单一市场。
其次， 制度的先进性促进了基础产业大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既缺乏技术也没有内生动力积极开发基础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造福中国人民。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以国家为主导，加快完善和夯实工农业基础，加快技术进步，基础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202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比1949年前增加1万多亿斤；2022年中国粗钢产量10.2亿吨，而1949年只有15.8 万吨；2022年我国原油产量2.05 亿吨，而1949年仅12万吨。在党的领导下，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基础产业不断发展， 我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把我国由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国打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提高，逐步实现了从摆脱饥饿到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其三，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基础产业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突出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一些重要基础性产品供给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很多基础产品国内供应缺口较大。如近年来我国每年粮食进口过亿吨， 石油进口年花费1.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每年煤炭需进口3亿吨左右，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1/3。二是基础产业挖潜余地较大，生产效率和综合利用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以煤矿生产为例，根据彭博信息研究公司近期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煤炭行业人均产量仅为630 吨，而发达国家为一万吨，我国大型煤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5.6%，印尼的20.6%。据相关资料，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分别为30%和35%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三是信息化时代的基础产品供给短板明显。当前，我国很多需要大力发展的先进产业所需要的关键技术、重要原材料、元器件受制于国外的现象突出，存在较为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导致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处理好三大关系，促进我国基础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处理好规范发展与促进竞争的关系。诸如石油、煤炭、金属及非金属矿产等基础产业产品具有非再生属性； 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如电信网络、电网，资金投入巨大、维护成本较高，还存在较高的技术门槛，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功能；一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大相关的基础产品， 如医疗医药品，研发投入大、周期长，收益慢，也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功能；还有一些与产业升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中间产品等，需要长期大量资金投入。这些领域和产业由于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表现出一定的自然垄断特征，需要政府力量对相关资源进行有效管控，确保供应。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进行有效引导和规范，特别需要设置一定的技术门槛、质量门槛和安全生产门槛，避免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基础产品对国内产业下游价格水平影响很大，对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产生较大影响，有效扩大供给和提高质量则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为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打破行政性垄断， 防止市场垄断，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我国大型企业要在基础产业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在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的同时，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促进我国基础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二是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基础产业影响国内人民生活质量，对国内甚至国际产业链产生重大影响，对国家安全也产生重大影响，需要通过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我国相关大型企业在确保高质量供应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基础产业领域的大型企业要坚持稳健经营，保持产能稳定和相当的产能及产品储备，保持产业整体平稳运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同时，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关系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国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能源、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运用、传统能源、原材料节约利用等领域加大技术及资金投入，着力提高基础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要立足我国基础产业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推进清洁低碳转型和能源革命，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三是处理好“两种资源” 与“两个市场”的关系。基础产业的发展不仅支撑国内制造业发展，还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基础条件。在我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条件下， 资源整合面越大、整合能力越强，经营效率越高。在当前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大环境下， 国内基础产业企业既要抓住机遇，加快走向国际市场的步伐，高效整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为国内下游各产业和各类企业健康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福祉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 国内基础行业企业更要创新发展，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更加开放的国内市场接受外国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竞争，为国内产业和各类企业蓬勃发展打好基础，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新时代提升我国经济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作出贡献。（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单位：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