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今年以来的各项经济数据显示，在俄乌冲突等外部因素冲击、内部疫情扩散抑制经济活动及房地产市场持续降温扰动下，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不足，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 尚未全面缓解，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明显不足，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严峻的经济形势已经影响到全年经济目标的实现，以及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维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稳住经济大盘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刻不容缓”。
稳住宏观经济大盘面临的主要挑战
上半年诸多超预期的内外部冲击，使得实现全年5.5%的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不确定性极强，尽管5月以来的很多高频数据已经显示经济有初步企稳和弱复苏迹象，但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仍将面临很多挑战。
第一，疫情反弹加剧“三重压力”，供需两端承受冲击
上半年新一轮疫情在国内多点暴发，特别是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和北京区域，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通过供需两端及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等多个渠道体现，成为左右今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轮疫情是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对消费和投资乃至进出口的影响和冲击巨大，不仅包括了上海、深圳、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而且波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城市。
从需求端分析，疫情防控下数量众多的城市居民正常的出行和生活秩序受到影响，交通、餐饮、零售、旅游、文化娱乐、房地产和汽车销售等服务行业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消费萎缩已接近2020年一季度疫情最严重之时，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均为历史罕见。劳动力流动受限，也极大地影响了投资活动。下半年疫情是否在中心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还有比较大的反复，大面积的经济停摆是否还会像上半年那样发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年经济的恢复情况。
在供给端， 物流、人流的诸多限制措施也显著冲击了生产， 全国有近2 0 个省份相继在3月中旬后出台了停工停产政策。城市内部及城市间大范围、长时间交通物流的封锁和限制，既影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也影响了原材料的流通，造成第二产业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和生产的间歇性停顿。同时，人口流动的限制和隔离政策也广泛影响了第三产业的活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自4月以来已经连续跌至景气区间之下。
第二，预期转弱明显，各方信心亟需提振
面对持续的需求收缩和内外部供给冲击，市场主体的预期转弱愈发明显，主要有两个突出表现：
一是企业对未来预期谨慎，投融资意愿不足。疫情反复既冲击供给，也打击需求。因此， 尽管2021年我国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均较为强劲， 但其投资和融资意愿却持续低迷，投资乏力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出现企业利润增长与投资下降的背离，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预期转弱。当企业和居民都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不足，获得利润和收入后都不愿意增加投资和消费，而是优先偿还债务，且降低新的举债规模，无论资金成本有多低，都专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就可能会引发资产负债表式衰退。
二是城镇青年失业率较高，打击了年轻人的信心。就业仍然是2022年最为棘手的问题， 特别是总人口中青年（16～24岁群组，20～24岁群组）的就业压力增大，创业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趋弱，劳动力市场面临多重失衡和供需错配的压力。从5月数据看，16—24 岁人口就业显著承压，失业率达到18.4%，比2021年12月份上升了4.1个百分点，创有记录以来最高，令人唏嘘和揪心。这部分群体一是初高中毕业生，二是高校及大专毕业生。2022年中国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达到约1600万人，为多年来新高，其中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更是历年最高。除疫情反复导致就业承压外，主要是受到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人以及房地产、教培、互联网等服务行业受监管政策影响就业吸纳能力减弱等因素的冲击。
第三，输入性通胀对我国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带来压力
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升级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异动频繁，国内面临的结构性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直接推高上游原材料价格，造成中小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进而对中下游企业的利润产生挤压和侵蚀，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和投资意愿；二是通过抬升居住和交通用燃料价格直接影响CPI，并间接影响其他食品与非食品的价格；三是将导致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缩减贸易顺差；四是通胀中枢抬升将挤压和制约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空间。
第四，房地产行业尚在修复中，风险释放并未结束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 针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监管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引导商业银行满足房地产的合理融资需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目前来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下降的趋势还未扭转，市场景气度仍在惯性下降，房地产企业大规模违约的压力尚未根本性消除，全行业仍处于调整和修复期，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房销售低迷下行，行业景气度持续回落。1—5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3.6%，商品房销售额下降31.5%；二是房价涨幅继续放缓，区域分化愈加明显，从总体上看，房价仍然处于下行通道，同比增速仍然处于负增长区间，市场信心仍然不足；三是房企融资环境依然偏紧，居民部门加杠杆更加审慎，1—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25.8%；四是土地市场延续低迷，土地溢价率维持在极低水平。1—5月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同比分别下降45.7%和28.1%；五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一路下行，已接近历史最低水平。1— 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4.0%；六是政策发力以金融为主，地方层面以中小城市为主；七是房企债务违约风险仍存，民营房企生存问题尚未妥善解决，特别是债务风险仍未充分释放，前期负债水平较高的房企和困难房企资金链紧张局面尚未有明显缓解，预计这部分企业后续仍然面临一定的债务压力和风险暴露。
第五，多重海外风险具有较大的外溢效应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外贸回落压力较大。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将对中国进出口的韧性带来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全球疫情大流行并未结束，各国防疫政策差异对边境开放并不友好；二是全球债务和通胀走势仍不明朗，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退出和急剧调整面临经济衰退的压力；三是全球经济延续“K”型复苏，贸易保护主义、供应短缺和地缘政治冲突等消极因素进一步打击了脆弱的供应链，加剧了去全球化趋势，减缓了全球贸易增速。就国内而言， 中国部分地区因疫情管控导致物流运输出现瓶颈，原材料采购困难，部分工厂和港口的货物出现一定积压，一些中小外贸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受阻、物流运输不畅、清关速度较慢等阶段性问题。
其次，全球高通胀及其之后存在的“滞胀”风险。俄乌冲突加剧了未来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对全球能源市场供需平衡及供给稳定性都将产生巨大冲击， 未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恐将成为常态。受到冲击的不仅仅只是能源领域，全球粮食安全也将面对三重冲击：一是地缘冲突或将加剧区域间化肥和粮食的供需不平衡，二是全球谷物库存偏低也为供应短缺埋下伏笔，三是气候异常扰动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近期原油价格大涨，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当前的原油上涨代表着总需求的扩张，一旦油价在高位滞胀甚至拐头向下， 往往意味着总需求开始收缩， 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有引发衰退的极大可能性，而最为严重和最难对付的情形是全球经济的“滞胀”风险。从统计规律看，过去50年的五次油价翻倍暴涨之后，美国经济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衰退。
再次，美联储加息与缩表并行将对我货币政策自主性构成一定的扰动。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 月CPI 同比增长8 . 6 % ， 已连续13个月达到或高于5%，是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鉴于已存在较长时期的高通胀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已正式开启了加息周期。美联储对未来通胀上行非常担心，5月和6月FOMC会议分别加息50个基点和75个基点， 未来仍有可能单次或多次加息5 0 个基点； 缩表已自5月开启，将有三个月过渡期， 且以被动缩表为主。综合各方分析判断， 美联储这轮加息的时间长度和力度都有可能超预期，美国货币政策将进入“量价双紧”时代。一般而言，美联储加息或缩表对部分新兴市场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使其面临两难处境：如果跟随美联储加息，可能会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如果不加息或者降息，则会加剧资金外流，汇率也将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对中国来说，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会对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及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也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贬值压力， 还会对宽松货币政策构成一定掣肘。特别是近期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出现2010年来的首次倒挂，显示两国经济和政策周期的错位，更加剧了市场对于上述风险的担忧。
第六，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次生灾害不容忽视
尽管俄乌冲突迄今为止仍未结束，但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正逐步清晰：世界秩序将加紧重构，西方世界反俄联盟已然形成，部分国家将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新一轮军备竞赛似乎将要到来；全球化再次受到严重冲击，跨国产业链面临大“脱钩”，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都将有巨大的调整。但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深层次影响则尚待进一步观察。特别是后续美国是否会利用此次冲突来进一步压缩中国的中立空间，甚至威胁如果不配合西方的制裁，将会遭遇美国的次级制裁，值得关注。
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俄乌冲突可能会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转折点，也可能成为中国和西方关系的临界点， 中欧合作、中美关系可能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变数。与此同时， 俄乌危机这场热战及其附带的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资源战、网络战、舆论战、信息战等， 特别是欧美对俄的经济、金融、贸易、科技制裁， 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或将成为中国未来寻求“过河”所需要摸的重要“石头”。
实现5.5%预期增长目标的政策建议
第一，稳住经济大盘千头万绪，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整体部署的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偏离，将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样的主基调下，在核酸检测常态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尽快全面复工复产，稳定并修复产业链和供应链，及早消除疫情对就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第二， 尽快落实中央提出的相关增量政策工具，毫不犹豫地加大政策扩张力度。考虑到当下的政策空间，为提振疲弱的总需求，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发力，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杆，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和国债发行规模。只有宽财政才能宽信用，才能有效对冲居民和企业同时去杠杆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货币政策而言，总量和结构、数量和价格、利率和汇率等多种政策工具应并重，不能忽略总量、价格和利率政策的作用。短期应更加重视货币政策中价格工具的应用，既要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也要尽快降息以尽可能降低融资成本， 减轻企业负担。未来在降准的基础上，应当重点把融资成本即利率降下去。
第三， 更加重视并充分发挥稳消费对于稳增长“挑大梁”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 相对于投资， 我们对消费还是重视不够。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应对需求收缩、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主要着力点应当逐步转向消费。扩大消费的主体显然是居民部门，应当真正重视并开始考虑以消费券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共同发力， 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激活最终需求。建议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成立促消费特别基金， 规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并向全国范围内特定群体或全体民众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或消费券。
当然，长期来看，从根本上扭转消费的颓势，还需依靠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共同富裕相关政策的尽快落地，来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
对稳定汽车消费，新一轮汽车下乡要优化补贴方式，多向新能源汽车倾斜。可对一线城市居民适当多发放一些号牌资源，以释放实际需求。
第四， 采取更强有力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尽快改变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市道。需求侧的重点是进一步优化各项限制性政策，不仅需要对首套房按揭给予“ 定向降息”，对以改善性需求为主的二套房也应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同时放松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措施，如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收缩性政策，特别是对于一线城市的过严限制性政策也应适当放松，以大力支持合理住房需求，包括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这样对于消费的拉动可能才会更加明显。供给侧则应着重解决房企的信用和流动性问题，加大包括地价、房价、贷款和税费成本在内的降成本力度，进一步优化预售资金监管政策，强化对房企合理融资需求的政策支持， 改善企业现金流，避免房地产硬着陆造成经济硬着陆。
第五，千方百计做好就业促进工作。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保民生。为此， 需要把就业优先政策落在实处， 重点抓好平台经济和房地产两大重要领域，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稳定民间资本的预期和信心。
作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