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科 姜跃春
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首次提出“ 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亚太命运共同体成为亚太各国和地区组织合作的目标与方向，取得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生效、中国与东盟关系提质升级、“布城愿景” 等重大进展。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发展也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等新的挑战。对此，笔者认为，应充分利用亚太地区已有的良好发展和基础条件，踔厉奋发、应对挑战，坚定积极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才是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国自身和长远利益的正确选择。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
亚太地区多年来都是世界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 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近年来，亚太地区在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深入发展，为中国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第一，高度重视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组织持续推动命运共同体构建。亚太地区是中国外交全局的重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亚太地区外交先行起步。2 0 1 3 年3 月， 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 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 中国相继提出与巴基斯坦共同构建“ 中巴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与老挝携手打造“ 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与柬埔寨一道构建“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还在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中扎实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亚太地区合作中，中国提出“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 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表达中国同亚洲国家一道共谋稳定、共创繁荣的坚定决心；在东南亚，中国积极拓展原有的区域、次区域平台， 倡导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充分展现了中国与东南亚“同呼吸、共命运”的紧密联系； 在中亚，中国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以安全、政治、经济三大领域为抓手，共同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它不仅致力于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还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抓手， 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 体现了中国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积极贡献， 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从广度上理解，“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开放的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好地结合。从深度上理解，“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亚太各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实现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创新、层次加深，在国际规则制定、全球制度建设中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现行多边体系的支持者和维护者。
第三，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提质升级取得新进展。在双边层面，截至2022年3月，有15 个贸易伙伴与中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9个是亚太国家或地区组织； 有5 个贸易伙伴与中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 全部是亚太国家或地区组织。在区域层面， 由中国、东盟等亚太经济体共同推动的RCEP于2022 年1月1日正式生效。RCEP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自贸协定， 也是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有力整合。RCEP的生效标志着亚洲、欧洲和北美三大贸易一体化板块中最后一个板块的诞生， 完成了三大自由贸易区鼎立之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亚洲国家频繁召开各部门各级别会议， 为加强抗疫、恢复地区经济活力等开展深入讨论， 达成共识， 并就海关边检、疫苗分配与合作生产、维护亚太供应链稳定等采取了多元化举措。中国与亚太国家齐心协力、精诚合作， 团结应对疫情挑战，共同维护自由、稳定、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以及保持市场开放，凸显了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受美国加大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影响，亚太将处于地区格局重组、地区秩序重塑阶段， 形势更为复杂多变， 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 给区域内合作和各国内部治理带来深远影响。各种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逐渐遇到了如何实现更高层次一体化发展的瓶颈问题。这些构成了当前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
一是域外国家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干扰。近年来， 美国基于狭隘的地域主义和冷战思维搞地缘政治军事同盟， 不断在亚洲地区推出“ 印太战略”“四国机制”等排他性小集团。经济问题安全化将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变数。拜登政府上台后， 实行“ 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信奉“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美国继续采取对华“ 脱钩” 政策， 同时推动其他国家加入美国对华经济遏制阵营。2021年， 美日印澳在“ 四边对话” 框架下， 将确保有弹性的、多样的、安全的供应链作为确保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以及加强双边、多边合作的关键性领域， 同时继续联手打造基础设施建设联盟， 以“ 平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半导体领域，四国建立了“安全半导体供应链”。2021年10月， 拜登在东亚峰会上宣称美国将与有关地区伙伴在2022年初启动“ 印太经济框架”。同时，拜登政府更为强调意识形态的对华斗争， 强调民主能够实现和促进共同安全；强调深化“民主国家” 在技术、经济和气候方面的合作， 并且是互惠的； 强调共同的价值观能够成为推动盟友与伙伴合力应对新兴安全挑战的重要引擎。上述种种， 说明美国正在亚太地区构建一个对立与排他的政治与军事集团， 试图打造“ 新冷战”。
二是部分亚太国家的内部风险上升。疫情对全球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 也有间接影响。其中，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疫情会阻碍和干扰政治和社会的正常运行，并增加运行成本； 二是疫情会成为引发政治和社会矛盾的议题，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形势恶化之时。而间接影响主要在于， 疫情会成为原有政治与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催化剂， 放大已有问题与矛盾， 加速已有问题与矛盾的暴发。因此， 疫情仍将是未来全球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有效控制和战胜疫情将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系统回归常态，也能为政府和民众解决其他问题提供空间； 但疫情长期化或起伏反复无疑将增加各种政治与社会冲突发生的几率。从国家治理演变和思潮演化趋势来看， 部分国家内部治理问题增多， 发达国家政治“ 极化” 现象更加突出， 并可能引发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动荡。由于内部经济社会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 部分国家社会分裂严重， 激进右翼思想难以平息。一些国家因政局变动、族群冲突和治理失效等问题引发社会失序，甚至升级为骚乱和暴乱。这些现象将可能日益频繁和普遍。
三是亚太区域合作存在某些瓶颈。亚太区域合作曾被成为“令人沮丧的地区主义”， 具体体现在多个领域。首先， 尽管本地区制定了亚太自贸区（F T A A P）的合作构想，但出现了各种竞争性的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存在区域重叠、功能重叠、大国互斥的特点，容易引起发展碎片化和认同悬浮化问题，形成了复杂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距离深度经济一体化还有很大距离。其次，亚太地区在货币领域的合作没有出现突破性进展。清迈倡议在2010年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后至今，仍然面临合作动力不足、美元本位路径依赖、域内外大国博弈、“危机驱动”等特征和问题，而且其东亚外汇储备库中各国非实际出资、大额动用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 F）贷款挂钩等情况也导致该合作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有待提升。最后， 亚太地区尤其在基础设施合作方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竞争态势。一方面， 中国与印度、新加坡等国于2016年正式成立亚投行， 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 美国、日本等国不仅拒绝参与亚投行， 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了“ 蓝点网络” 等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与以往倡导开放、包容的区域经济治理逻辑相比，这种大国竞争逻辑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来说显然是大幅后退。
新形势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中国始终是亚太开放合作的推动者，一直积极融入亚太区域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将与亚太各国一道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点推进。
第一， 与地区各国共同拓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世界需要的是搭桥而不是拆桥， 是互联互通而不是相互脱钩， 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封闭排他。2021年年底，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总结了中国与东盟30年对话合作的宝贵经验， 包括相互尊重，坚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合作共赢，走和平发展道路；守望相助，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包容互鉴，共建开放的区域主义。习近平主席表示，将延续中国对东盟定位的四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既是对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肯定，又是对中国关于构建怎样的地区秩序的阐述。中国与东盟关系在过去3 0 年的发展，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继续发展好与东盟的关系，将对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产生极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面对美国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中国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并不断释放推动亚太合作的善意，申明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或彼此取代的问题，这也符合东盟等亚太国家求和平、共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根本诉求。
第二， 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契机强化伙伴关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提升伙伴关系的“ 含金量”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伙伴国家关系的提升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 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继续谋求创新增长， 挖掘发展新动能； 三是继续加强互联互通， 实现联动发展； 四是继续增强经济发展的包容性，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可以扩大中国与伙伴国家的利益契合点， 加强相互之间的全方面合作， 维护和增进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倡导加强疫苗援助、出口、联合生产等合作， 推动构建“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促进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提高疫苗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周边地区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优先方向，亚太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协调联动亚太各国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中国与亚太各国的共同与包容发展， 是中国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应有之义。
第三， 促进亚太区域贸易协定间的积极互动。随着RCEP的生效，在亚太地区大范围密集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将暂时告一段落。跨洲际的大区域主义创建了超越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贸易自由化网络，体现了区域各国通过市场自由化与更高的贸易规则来重塑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RCEP和CPTPP相继在亚太地区内签署并生效， 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自由贸易区已经形成。未来，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将在这两大巨型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不断衍生与发展， 各国将以自身全球价值链发展需求为基础进行协商与谈判，合作领域将更多聚焦在新兴产业领域。这种方式兼顾了全球价值链上的各国利益，也考虑到各国分工角色的问题，在包容性与先进性之间或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作为RCEP最大成员国并正申请加入CPTPP， 应继续积极推动各种自贸协定间的积极互动与开放融合发展， 最终从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区域一体化角度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第四，抓住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机遇并推动亚太地区的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在疫情冲击下，其链式反应迫使消费者改变行为，特别是采用远程工作和更大规模地使用数字技术，这一趋势将带来持久的改变。随着亚洲市场规模的继续扩大和数字平台的崛起，利用闲置资产降低生产和分销成本的商业新模式层出不穷，许多亚太经济体企业更依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并利用数字技术释放生产力，数字产业开放性合作将逐渐成为后疫情时期复苏亚太经济的重要举措。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可以实现数字经济的潜在收益， 为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和提升价值链提供巨大的机会。未来重要的是要建立智能、稳健、透明的监管体系， 通过协调区域和国际社会在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规， 保护个人数据、防止非法活动并加强网络安全。中国作为大国， 应发挥自身在数字科技方面的优势，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科技协作， 减少数字鸿沟、助力提升亚太国家数字抗疫能力， 并用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助力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风险， 推动本地区成为创新融合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单极霸权或者大国共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与邻为壑或党同伐异亦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与之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和合共生、互利共赢和共商共建共享，应以此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包容均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既契合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发展大势，又体现了中国智慧、方案和担当。【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方向研究” （ 项目编号： 2 0 A J L 0 0 8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海洋出版社有限公司《太平洋学报》编辑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