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剑诗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金融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仅事关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也与共同富裕息息相关。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 我国金融结构不断优化，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居民合理借贷需求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金融体系防控风险的能力逐渐提高，为整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 在间接融资体系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下， 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融资难、普惠金融城乡差距明显和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压力依然存在等问题较为突出。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 金融要素的可获得性，即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直接关系到社会贫富差距和人民群众的可获得感，这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金融系统需要解决的两个重大现实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下大力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居民生产生活离不开金融这一生产要素的支撑。这主要是因为，从生产要素市场的角度来说，居民和企业将闲置或多余的资金通过金融中介提供给资金的需求者，从而获取利息， 增加收入。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讲，居民和企业购买商品， 需要利用货币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因此，在现代经济体系下的两大市场中，金融都是重要的润滑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曾经明确指出，货币是商业的大工具，这实际上指出了金融对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而商业发展的背后是实体经济的发展。
从金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根本要求就是有效发挥金融媒介资源配置功能，通过提高金融的中介效应，降低实体经济在流通环节的成本，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化和专业化分工， 这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之说法有着深厚的理论和现实支撑。
但是， 金融要素并不能很好地扮演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现有金融理论发现， 这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考虑到资金的逐利性，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体内循环一直是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焦点。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来说， 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前，部分信贷资金通过各种资产管理计划，绕开实体经济在圈内套利的情况一度非常普遍。这种体内空转的现象，使得那些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实体企业得不到银行授信的支持，这继而又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损害。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我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融资体系的多元化， 但在我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 银行融资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
如表1所示，经计算得知， 在2011年，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在总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为58.24%，2015、2019、2020年，该比例分别为73.15%、65.76%、57.57%。相比之下， 同期企业债券社会融资规模在总融资规模中的占比数据分别为10.65%、19.08%、13.00% 和12.57%。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社会融资规模的同期占比数据分别为3.41%、4.93%、1.36%和2.56%。因此，在近十年的社会融资规模构成中，银行信用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信用形式。
虽然银行融资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这样的融资体系很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即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尤其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 过于依赖银行融资的弊端表现得更为明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 以1996 年放开银行间同业市场拆借利率为标志， 我国监管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2019年8月17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 P R）机制正式成型。这些改革举措，在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大量的研究都指向这样一个发现，即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逐渐降低，尤其是没有内部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会下降得更快。
利率市场化改革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融资慢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这主要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成为中国当前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企业类型，中小企业存在融资约束也已然成为各界共识。然而遗憾的是，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至今没有突破。现有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世界性难题，而在间接融资体系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中，这些难题尤为突出。
当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辩证看。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缺乏，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在现有银行授信制度下，信息不透明和缺乏足够的抵押品， 导致这些中小企业无法以较低成本和较为容易的方式获得银行授信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并不完善的大背景下，金融要素匮乏，使得我国中小企业平均生存周期只有3年左右，而在风险投资大行其道的美国，这一数据是8年左右。
整体来看，我国中小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贡献税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的进程中，持续丰富现代银行信用产品，创新现有业务模式，以及不断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对中小民营企业更为友好的融资体系，毫无疑问应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助力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另一个着力点，应该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两件大事。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充分说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事关能否顺利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从国际环境来看，站在历史的纵深角度来观察，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拉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希腊债务危机等都充分说明，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愈来愈彰显金融和货币主权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与血液。实际上，现代金融学理论已经充分证明，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团结稳定和共同富裕将无从谈起。
虽然当前我国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但从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来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也不容小觑。
一是宏观杠杆率过高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从数据来看，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就微观企业而言，行业异质性显示资本对新兴制造业偏好高于传统制造业，但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杠杆率均值依然停留在60%左右的高位，并且出口部门杠杆率更高。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名义杠杆率不高，但潜在风险不小。主要表现为：存在较多隐性债务，债务增长偏快。宏观杠杆率对经济体系的稳健运行所带来的风险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有研究曾指出，就高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而言，政府高杠杆率通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削弱了金融市场的稳健性，依托提升融资杠杆率的方法，也并不利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这主要因为，杠杆率的过快上升，与过度依赖间接融资、资金使用效率偏低、过剩产能占压大量资金以及货币信贷政策过度工具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又是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金融风险累积的主要原因。
二是互联网金融粗放式发展，给传统监管方式带来极大挑战。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数字时代，物理世界中的人和物，正在经历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重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认知。在此背景下，以“金融线上化”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日益兴起， 大有颠覆传统金融模式的趋势。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型，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给金融监管带来新挑战，突出表现就是大量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一度非常活跃，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近年来，P2P平台的集中爆雷事件，再次给互联网时代的金融监管敲响警钟。这些风险事件，不仅影响金融稳定，也给老百姓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影响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导致社会风险隐患，自然不利于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
因此，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方面， 在金融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 不断完善监管协调机制， 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的双向监测， 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筑好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防范的护城河； 另一方面， 对于一些新兴的金融业务， 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监管， 防止监管套利。同时， 也要不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加强消费者保护， 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金融乱象， 提高违法成本，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总体来看，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 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 创新金融调控方法， 更好地在尊重金融规律的基础上， 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这应该是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选择。
作者单位：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南路证券营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