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树立起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中国农民的生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十大飞跃。
一是前所未有的衣食无忧。脱贫攻坚的核心目标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即衣食不愁。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加到2020年的480公斤左右，增长了约130%， 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而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不足150公斤，中国人民基本端牢了自己的饭碗。不论是偏远的山区丘陵， 还是突发性灾害应急，随时都可确保供给。这在即便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全盛日也无法做到。一旦发生自然灾害，需要官仓放粮，而放粮则需朝廷批准。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 公文层层上报到朝廷需要走上十天半月，批准后的公文下传又要走上十天半月，嗷嗷待粮的灾民只有伸长脖子等候。今天，无论是舟曲泥石流，还是汶川大地震，无论是内蒙古新疆的多日大雪封门，还是广西湖南的连月洪涝，救灾物资都能及时送达，灾民不致啼饥号寒。上世纪80年代，沂蒙山区曾流传一段民谣“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细看还有百分数”，村干部把上面分配的进口化肥分给农民，把装化肥的袋子留下做裤子穿成了农民眼馋的特权。今天服装上已经很难分出一个人是农民还是市民。绝大多数农民由“一衣多季” 转变为“一季多衣”。
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劳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妇孺能诵，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是昔日农民的传统劳作方式。在技术落后、工具笨拙、方法简单的漫长农耕时代，不论是耕种收割，还是开沟挖河；不论是抗旱防洪，还是舂米磨面，都需要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随着近年来的机械化普及和社会化服务，“机器换人”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从生产到生活，那种需要出尽牛力、累坏筋骨的苦役全面寿终正寝。即便需要扛挑抬搬的简单体力劳作，也被普及的电动车取代。
三是前所未有的居有所安。通过多年危房改造项目实施和脱贫攻坚中近千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农村居民全面实现了居有所安。过去那种泥墙草顶，一到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的居住环境彻底消除。
四是前所未有的时间闲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文人士大夫对农民的理解。“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他们常常是“日未出即作，日虽落不息”，归来后还要延长劳动时间，“昼出耘田夜绩麻”。一年四季，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田家少闲月”；阴晴雨雪，田间农事家中生计，见缝插针。白天举家忙种田，晚上男人需要担水劈柴、推磨打碾，女人需要穿针引线、缝制衣衫。在“文革”大锅饭极“左”的年代， 还曾有过十年春节不放假的荒唐。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 使农民终于有了“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空闲”的时间自由。有关调查显示，今天，农民农闲时的日平均闲暇时间为476.7分钟。
五是前所未有的无徭无役。自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以来，历朝历代均以收取农业税治政养国，故使农民“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农业税征收甚至“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到2006年，在中国实行长达2600周年的农业税终于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农业进入“无税时代”。农民务农不仅不需要交税， 还能享受种粮等各项补贴。万里长城是多个朝代民工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据史料称秦代征用民夫修筑长城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京杭大运河是数百万民工一镐一锹刨出来的。劳役兵役是历朝历代压在农民头上继税赋之后的第二座大山。今天，随着机械的发达，农民再也不需为出苦役发愁。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多因不堪忍受繁重的徭役而发生，这一困扰社会发展的历史痼疾从此再也不会重演。
六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分担。中国有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优良传统， 但养老育幼的责任和义务历来是以家庭为单元，社会只是扮演着道德引领、精神提倡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养老育幼的部分职能逐渐被社会分担，养老院、幼儿园遍布城区。但乡村一直处于盲区，村民不知幼儿园为何物，一些开办养老院的乡镇也是惨淡经营。最近三五年，乡村幼儿园已经全面覆盖，学前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乡村老人不仅可以领到政府发放的养老津贴，还有不同档次的养老保险。各类养老机构也在乡村逐步发展。家庭的养老育幼职能向社会分流，为年轻的家庭成员减轻负担、安心工作拓宽了空间。
七是前所未有的疾病统筹。神农尝百草，然后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国宝中医药，在西医传入中国的近现代以前，中国人看病靠中医，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思辨，临床知识靠实践经验，学习、传授比西医更难。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 看病难一直是困扰中国人寿命的主因，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仅40 岁。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小病理赔，大病统筹，实行农民医疗互助共济，人均寿命大幅提升，2020年已达77岁。虽然乡村医疗卫生仍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但前所未有的寿命大幅提升说明我们走对了路子。拥有中医、西医两套医疗体系的中国人理应更健康、寿命更长。
八是前所未有的隔空面叙。2020年中国网民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0.4%。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世界很小，地球是一个村庄； 世界也很大，村庄是一个地球。一个村庄的人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 互联网就把这个村庄的虚拟空间扩展到那个地方，村民与他可以远隔万水千山通过视频随时面对面聊天闲谈，交流情感，物理距离在感官体验上为零。比起靠鸿雁传书、靠邮件传文、靠电话传情的旧式交流，是一种做梦都想不到的神话。
九是前所未有的出行便捷。“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古代诗人的夸张。在交通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千里一日还”才是现实。上世纪80年代， 民谣称乡村道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坐车有“三跳”，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肚里跳”。目前，全国农村标准公路已有4万多公里，通硬化路的乡镇和建制村已达99.64%和99.47%，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98%。摩托车、电动车在乡村全面普及，小汽车也随处可见。村、乡、县、省一直联接国道的路网体系全面通达，农民出行只靠两条腿的时代彻底结束。
十是前所未有的城乡两栖。在私有制国家移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想当市民卖掉土地拔根就走。我们是公有制，且是安土重迁的民族，农民在乡村的根扎得很深，且根系发达。农民想当市民， 首先需要放弃农村户口，退还承包地，而退地村集体就要给予补偿， 集体经济发达的村有能力补偿，但农民不愿退出，他们还想从集体中不断获取更多的利益。集体经济落后的村农民愿意退出，但村里无力补偿。再加上熟人社会的人情红利、宗族力量的护佑、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中国农民很难拔除扎在乡村里的深根，将长期保持一脚城里一脚乡的城乡两栖状态，农忙在乡务农，农闲进城务工，戴着“农民”与“市民”两顶帽子生活，将成为古今中外城市化进程中一道独特风景。有关调查显示，2.8亿农民工有落户城市意愿的只占21%。
曾几何时，农民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是：“耕地靠牛、温饱靠救（助）、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娱乐靠酒”。今天农民生活正在发生的十大飞跃，不仅史无前例，更是突如其来；不仅是全方位提升，更是颠覆性改变。面对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安享清福、乐不思蜀、混沌度日的思潮正在乡村社会酝酿，主要表现为四大特征：一是生活目标模糊。不足温饱时农民为温饱流尽汗水，温饱解决后他们为“吃细粮、住瓦房” 拼尽全力；当小洋楼、小汽车在乡村司空见惯时，追求的目标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于是大把的闲散时间被用于喝酒、打牌、唱歌跳舞、四处闲逛，心里一片空虚，整天浑浑噩噩。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当物欲得到满足后，生活便失去目标。二是人生价值迷茫。中国文人向来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更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实践气度，这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在当今时代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农村青年脱离社会行为准则和社会伦理纲常， 价值观被扭曲，是非善恶、美丑对错认知模糊，言行怪诞，公序良俗置于脑后。再加上多子多福、延续香火、光宗耀祖等传统观念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过去为子孙后代奋斗，为家族光耀门庭的价值追求正渐趋淡薄。三是内生动力缺失。在物质需求不断升级换代的背景下， 一个接一个的追求目标，使农民不断产生奋斗激情，内生动力满满， 创业活力四射。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当下，农民前四个层次基本满足，需要迈过自我实现这个坎，而要超越自我，跨过这道坎是比较艰难的。农民和工人不同，工人工作相对多地依靠他律，几点上班下班，一天要完成多少工作量，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不按章行事，当天就减收。农民则主要靠自律，没有谁规定每天几点下田，也没有谁要求每天的工作量，劳动报酬只有到收获时才能一次性显现。农业生产靠的就是农民内心的积极性、主动性。四是奋斗精神渐消。吃苦耐劳、开拓奋进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本质，不同时代创造出一个个惊世骇俗的典范。仅20世纪中叶之后就出现了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塞罕坝精神、北大荒精神、小岗精神等， 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今在农村创造这种感天动地的精神已经鲜有所闻，“等、靠、要”的思潮泛起，尤其脱贫攻坚中的诸多优惠政策，使一些人唾手可得，安逸度日，完全失去对于艰苦奋斗精神的坚守和弘扬。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 我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代。但圆梦小康之后，如果躺在小康生活的温柔乡里不思进取，势必产生温水煮青蛙的效应。长此以往，很有可能生成下一个奋斗目标乡村振兴的“堰塞湖”。日本学者三浦展2007年研究发现，日本出现“向下流动的社会” 问题，一些人对生活缺乏激情，对人生缺乏热情。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醒。人生路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勤入懒易，由懒入勤难。古训谆谆，启迪殷殷。
乡村振兴已经全面展开，到2050年，乡村振兴之日，便是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之时。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征途上，难免出现暗礁险滩，但更要谨防生成阻隔前进的“堰塞湖”。首先，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把农民教育提到重要位置。如日本就建立了从中央政府（如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等）到都道府县（如地方农政局）再到市町村（如农业改良普及中心、林业水产指导所等），从政府部门到教育系统再到社会力量（如农协等），以教育系统为主、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为辅多层次、立体化的农民教育体系。早在1907年，清政府派李殿璋参加奥地利万国农务学会，他考察奥国发现，全境不过中国三省之地，但务农学堂设有190所，各地另有众多的冬日学堂，且更有政府出资聘任大批经验丰富的土专家随时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传授知识技能， 称为游行教员。建议农业农村部应成立农民教育局，省市县均设相应机构专司农民教育，每个乡镇都应该办一所开放性的农民学校，定期向社会公布讲课内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为农民讲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知识、现代科技发展知识、国家政策法规、家庭教育理念以及法律维权和卫生保健等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 同时，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活动，以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跟上时代，明方向，燃激情， 添动力，有理想。其次，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农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担负相应的责任义务。权利与责任义务是一对孪生体，二者缺一， 就会发生偏斜，有权利没有责任义务便不知珍惜权利；有责任义务没有权利则责任义务无法落实。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事务需要农民组织起来由政府资助自我服务，如生态环境保护、乡村道路管护、公共卫生保洁、生活垃圾治理、社会诚信的遵守、公序良俗的践行、公共设施的维护，等等。基层组织应不断强化农民的家园意识，增强主人翁精神，大力倡导奋进拼搏、开拓创新精神，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主力作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再者，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让农民能够充分利用闲散时间就近就地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人与“四无劳动”的斗争史。即私有制时代的“无偿（或低偿）劳动”，计划经济大锅饭时代的“无效（或低效）劳动”，工业化时代的“无益（甚至有害）劳动”，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无处劳动”。在科技飞速发展，机器换人愈演愈烈的未来社会，无处劳动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下的乡村就业难，主要问题在于乡村缺少发达的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服务的服务业，以及乡村旅游、养生养老等产业是解决农民今天“无处劳动”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