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在数字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
  •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 健康意识的提升促使消费者更加关注食品来源和营养价值。
  • 5G技术的推广将为物联网和智能城市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 机器人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正在改变生产流程。
  • 海洋污染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 电子竞技的流行正在改变传统体育和娱乐行业的格局。
  • 虚拟现实技术在游戏和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环保意识和行动。
  • 在线健身和虚拟健身课程在疫情期间迅速流行。
  • 远程工作模式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
  • 大数据在商业决策和市场预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 人工智能在医疗、金融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重要。
  •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议题。
  • 全球变暖问题促使各国加强减排和绿色能源的推广。
  • 移动支付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
  •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减排行动迫在眉睫。
  • 智能家居设备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如机器人手术和智能诊断,正在改变治疗方式。
  •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受到更多审视。
  • 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正在推动全球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
  • 智能家居设备使日常生活更加便捷,推动了居住环境的智能化。
  • 太空探索的商业化为航天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 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企业采取更加环保的商业模式。
  • 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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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四个伟大成就”,其中, 过去40多年来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 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总书记浓墨重彩的表述,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这一论断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从“康乾盛世”以来中国国力和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迁, 都深刻证明了这一点。过去40多年,是我们党百年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期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重要的吸收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这段开放史,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分别是19781992年的对外开放启动阶段,19922001年的对外开放深化阶段,20022012年的规则化开放阶段,以及自2013年至今的大国开放阶段。

    在对外开放的启动阶段,首先突破思想上的障碍,形成对外开放的理念,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不开放死路一条。这期间,以兴建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打造吸引外商的投资环境;吸引出口型外商投资,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推进外贸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

    在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改革的目标,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深化;我国利用外资跃上了新台阶,开放向内地推进、特殊经济区增加新种类、外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实行汇率并轨与经常项目可兑换;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对外贸易实现快速增长。

    在随后的规则化开放阶段, 我国落实入世承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贸易大国地位确立,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成为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第一大国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跨境投资大国地位初步形成,2012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区域经济合作启动, 提出自由贸易区战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启航。

    进入大国开放阶段,我国以自贸试验区引领,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成立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启动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这期间,我国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 进行大量的试验,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重要贡献。

    在不断扩大开放、促进发展过程中,我们主要形成了五条经验: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制定对外开放战略;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 三是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与时俱进地调整开放重点与策略;四是量力而行,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五是统筹开放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防范风险。这些经验,是指导我们未来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遵循,弥足珍贵。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 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大国博弈日益激烈;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抢占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绿色低碳发展渐成潮流,转型压力日益加剧;全球经济治理加速调整,争夺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对外经济关系加速调整,参与国际竞争有了新优势。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开放战略必须进行重大调整。

    我们应当看到,大变革时代既面临新挑战,也蕴含新机遇; 同时,要看到我们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新优势,进而提出开放新目标,实现新发展。 

    从新挑战看,主要是美国联合其盟友全面围堵中国,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国际市场地位面临“两头受挤”压力;经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技术“卡脖子”、资源能源、信息安全、不良债权等问题,需要努力化解。

    从新机遇看,主要是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给我国带来“换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稳定的发展前景, 吸引投资、人才、技术向我国加速汇聚;率先防控疫情和实现复工复产,给我国带来相对竞争优势。这些是短期优势,能不能转化成长期优势,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从新优势看,主要是人才成本优势正在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产业配套能力强;基础设施完备;外汇充裕;国内市场规模巨大。

    由此,我们需确立对外开放新目标,即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发展;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推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面对国内外环境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央明确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根本遵循。

    第一,以开放促创新、促升级,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加大服务业创新发展试点力度;加大招商选资和招才引智力度,增强创新能力;将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开放发展,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提高数据监管能力和水平, 以精准监管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大力支持对外贸易新业态和数字服务贸易;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获取境外技术、创新资源和能力。

    第二,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自主开放和制度性开放,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加大授权和建立容错机制,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开展压力测试,大胆试、大胆创、自主改,及时总结评估、复制推广改革开放制度性成果。

    第三,多措并举,塑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保持战略定力, 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基本面,寻求合作新领域,深化利益交融。深化中欧、中日经贸合作,推进中欧投资协定、RCEP等实施落实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做好加入CPTPP相关工作。避免经贸合作政治化。

    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五通”“六大走廊”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深化产能合作。妥善处理好对发展中国家不良债权问题。充分发挥好国际发展援助和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试点推进知识援助。发挥好进口博览会作用,扩大进口, 针对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重点国家综合开展经贸合作。大力提升软实力,增强议题设置能力、规则研究能力、对外谈判能力和对内协调能力,积极参加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 统筹开放发展与安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完善防范风险机制。推动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供应的多元化,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高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 通过深化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融合, 增强资源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开展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和种业合作,增强粮食自给能力。审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增强金融监管能力,防范金融开放风险。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增强信息监管能力,以“管得住”促进“放得开”,提高数字经济竞争力, 保证国家信息安全。

    总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胸怀“两个大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做出新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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