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振 蓝海涛
大连是我国北方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与中心城市，素有“北方明珠”之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同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的深圳、宁波，当年的GDP不超过大连的1/5、1/2。如今，大连经济体量仅仅是深圳的1/4，不到宁波的六成。在改革开放大浪潮中，大连接连被南方城市超越，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时大连位次加速下滑，这固然有区域经济专业化分工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大连等北方城市市场化短板所致。防范我国南北经济差距过度扩大可能造成的区域失衡风险，重点要深入推进北方地区市场化改革。
两次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时期，大连在全国城市经济位次都在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大连依托国家重大工业布局，经济迅速增长，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名一度稳居前十， 成为全国耀眼的明星城市。但是， 1990年代起，伴随全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逐渐转向创新驱动型，大连在全国城市的位势逐步下滑，总体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快速下降。
1 .第一个时期（1 9 9 2 – 2 0 0 1 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建立， 南北经济差距第一次大幅扩张，大连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名平均每两年下滑1个位次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全国掀起了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逐步建立， 南北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明显分化：南北地区GDP占比差值从1980年代的10个百分点左右迅速扩大到1992年的14个百分点，到2001年差值增加到18个百分点；1993年南方地区人均GDP 首次超过北方，对北方人均GDP 差值总体呈逐年扩大趋势（ 图2）。这个时期，大连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年均增速达到13.7%；但与宁波、佛山等南方城市相比，大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两个南方城市1992年以前经济体量明显弱于大连，但是宁波、佛山分别于1996年、2001年赶超大连。这段时期，大连经济总量从全国城市第12位下降至第17位。
2 . 第二个时期（ 2 0 1 3 年至今）：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南北经济差距快速扩大，大连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名每年下滑2个位次。
2002—2012年，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趋于稳定，南方地区出口优势近乎充分释放，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总体变化稳定，大连在全国城市位次也稳定在16位左右。2012 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带动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南北经济差距加速分化。从总量看，2019年我国北方地区GDP占比仅有35.4%，南北地区GDP占比差距扩大到近30个百分点，2013–2019年均扩大幅度超过1 个百分点；从人均看，南方地区人均GDP对北方地区差值迅速扩大， 从2013年的5763元增加到2019年的17888元（图2），已高出北方地区30%。在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速同比下降之际，大连经济发展失速与GDP数据“挤水分”相交织，经济位次迅速下降，从2013年的第14位下降至2020年的第28位，人均GDP 对南方地区的领先优势加速缩小， 从2013年64050元减少到2019年的22577元（图2）。
区域专业化分工是大连经济位次下降的客观因素，根源在于南北地区市场化差距
区域经济差距会受到区域专业化分工客观规律的影响，既要辨识我国南北经济分化的客观因素及合理因素，更要剖析隐藏其后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高度关注大连等北方城市在每一轮改革开放大浪潮中陆续被南方城市赶超，暴露出的北方地区市场化短板问题。
1.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大连陆续被南方城市赶超是我国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
一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南方沿海地区更具发展优势。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大量投资包括重化工业投资都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加强了北方地区经济在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大连的产业发展、城市成长基础也来自这个时期。1990年代以来，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化后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南方沿海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低成本优势，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发展加速，这是南方城市经济起飞、继而能赶超大连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世界范围看，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开放型经济体制下航运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比其他地区发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是重工业为主的北方城市普遍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难题。从全球看，19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兴起，世界上大多数资源型、重工业城市走向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个个科技智慧城市。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影响下，南方轻装上阵的城市更容易受全球化、信息化影响， 接纳新兴产业，产业结构升级快， 经济发展动能足，如杭州、深圳就是典型的高科技城市。相反，北方城市产业结构仍然以重化工业为主，“船大难以掉头”。如，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发育严重不足，2018年高技术产业产值为1046.6亿元，与同期深圳（8296.6亿元）、武汉（3042.9 亿元）、宁波（1872.1亿元）等南方副省级城市差距较大。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南方城市易赶超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北方城市。
三是北方地区粮食生产、生态安全屏障定位使然。我国北方地区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屏障安全重任，经济社会发展受粮食生产、环境容量约束较大，导致许多北方城市出现了“两个孤岛”问题，削弱了城市竞争力。首先是产业孤岛。受区域定位影响，北方产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市场主体普遍比南方地区少，既缺少具有引领力的企业家，也缺少熟练的产业工人，主要产业缺少本地化配套与应用场景，产业很难成链成群。如， 大连石化、装备制造等主要产业没有本地配套民营企业，很多零部件要到南方去购买。20多年前大连发展起来的软件行业，由于周边地区缺少应用市场，服务对象主要在南方城市，近几年大连软件产业发展形势明显不如杭州、深圳等城市。其次是城市孤岛。由于产业联系不够紧密，北方各城市联系不密切， 如东北地区就没有形成城市连绵区与城市带，大连与周边城市产业互动交流少，难以形成如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发展合力。
2.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下大连经济地位加快下滑，折射出北方地区市场化短板的体制性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地理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但是以大连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依然快速被南方城市赶超，充分暴露出了南北地区隐藏的市场化差距。国内外经验表明，一个地区能否建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关键取决于市场化发展程度，而这恰好是大连等北方城市最大的短板。以大连为例， 我国北方地区市场化短板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化营商环境不优。与南方副省级城市相比，大连营商环境有差距。在多家研究机构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大连营商环境排名均在副省级城市末位（见表1）。突出表现在：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公平，中小企业市场准入与获取生产要素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市场主体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不完善；“放管服”改革还存在“放”的不彻底、“管”的不到位、“服”的不满意等问题；数据互联互通、服务体系标准化水平低，政府对企业承诺兑现率不高。调研发现，不少企业对进驻大连等北方城市持观望态度。
第二，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高。受制于改革的广度深度不够， 大连存在要素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不健全、部分要素供需错配和结构性扭曲等问题。一是新兴要素市场改革缓慢。数据要素流通机制、新型生产关系、要素资源配置、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等改革还未启动，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大量科技成果在外地转化，如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技成果省外转移转化数量高达90%。二是传统要素市场改革不深入。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由流动存在障碍，人才、资本难以实现充分竞争和公平交易，导致人才、资本要素持续净流出（见图3、图4）。三是要素市场规则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准入有限制、竞争不公平、配置有扭曲、监管有缺位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第三，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民营经济是体现区域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也是决定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大连国有经济“基因”影响力大，一些政府部门习惯用计划和行政的方式管理企业，经验表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管理方式越完善，民营企业发展越难。相比南方城市，大连民营经济规模较小。2017年大连民营经济增加值不到广州45%、杭州50%，与其他副省级城市差距较大；民营经济实力较弱，在2020 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中，大连仅有3家，与深圳（27家）、广州（15家）、杭州（39家）、宁波（15家）差距悬殊。
第四，根本原因是思想观念受市场化洗礼不够。大连与南方城市在营商环境、要素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等方面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的主观原因决定的， 它们种在灵魂深处、长在思想根上。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 南方地区因出口便利，刺激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快速发展，领导干部、企业家、产业工人等受市场化洗礼时间长、影响深刻，南方地区市场化程度逐渐领先北方地区，为发展模式转向创新驱动阶段以及南方地区再次赶超北方地区奠定了重要市场力量基础。相反，北方地区以国有经济、重化工业为主，产业结构转型慢， 叠加出口条件不便利，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即使同步开启改革开放，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受市场化影响不深刻，市场化意识还不强。在大连调研访谈中，部分长期在大连工作的老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少大连人仍然满足于国有经济体制现状，甚至部分人思想深处， 不愿意接受市场化。”相反，南方人接受新鲜事物较快，观念超前，市场创新意识强，经济发展充满活力。事实上，这是北方共有文化特征在大连的缩影，如果不从思想观念上进行革新，北方地区经济活力很难跟上南方地区步伐，南北差距仍会持续扩大。
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必须做好北方地区市场化改革这篇大文章
值得关注的是，图1信息还显示，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由地理因素引致的南北经济分化程度往往较小，且容易趋于稳定；然而， 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时，市场化差距易放大区域分化。当前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 地理区位条件已不再是区域发展的绝对性因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防范南北差距过度拉大造成的区域失衡风险，要着力聚焦大连等北方城市暴露出的市场化短板问题，深入推进北方地区市场化改革。
第一，深化南北地区人才交流合作。缩小南北地区市场化差距， 关键要解决人的思想观念问题。近年来，不少南方省份的干部被调往北方地区任职，有效地促进了北方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目前的交流合作还不够深入，许多南方干部仅仅是任参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是仅派去了长官，没有执行队伍。建议依托当前南北地区“结对帮扶”机制，如大连与上海的沪连合作，从三个方面深化南北地区交流合作。一是大规模引入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干部到北方任要职，既要在高层重要领导岗位上引进一批南方干部，也要在中下层关键岗位上引进南方干部到北方任职。二是探索建立南方托管北方一区域模式，借鉴深汕特别合作区“飞地经济”托管的经验，打造一批先进南方城市托管北方城市、优势南方产业园区托管北方产业园区的示范样板。三是引导大批北方干部、企业家与产业工人到南方学习锻炼，逐步改善北方地区领导干部、企业家与产业工人等重要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技能。
第二， 重塑“ 投资过山海关”信心。北方经济振兴，最根本的还在于重塑信心，要让投资者敢于在北方城市投资、乐于在北方城市投资。一是促进北方地区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在激励方面，要强化对北方地区的正向激励和容错免责，鼓励领导干部在营商环境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民营经济提升、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敢于作为，注重从法治上支持保护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在约束方面，建议中央政府加大对北方地区政府治理效能、营商环境改革等方面的督导检查，对落实不力的予以追责问责。二是加快推进北方地区诚信体系建设，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协同机制， 强化北方地区诚信政府建设督查。三是加强北方地区投资正向宣传。依托主流媒体，加大对北方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典型案例报道，重振社会对北方地区经济发展信心。
第三，着力支持北方城市群建设。由于我国北方地区承担着国家粮食生产、生态安全屏障重任，很难全面开发，各地区也不可能搞“齐步走”。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发展将会转向以城市群和经济带为主推力。提升北方地区经济地位，防范区域失衡风险，要重点支持京津冀、哈长、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建设，推动国家重点项目向城市群集聚，引导南方产业向北方城市群转移，激活城市群内部产业协同内生动力。特别是，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将缩小“数字鸿沟”作为防范区域失衡的重要着力点，重点加强北方城市群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培育。
第四，扩大北方地区重大改革权限。受经济发展程度与市场化环境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许多重大改革开放权限集中在南方地区， 如全国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北方仅占8个，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这势必会加速南北经济分化，形成制度创新马太效应。防范南北经济失衡风险，要采取非均衡改革战略，建议中央政府赋予北方地区更多重大改革开放权限与发展平台，如赋予大连实行人民币日元自由兑换权限、建设自由贸易港等，为北方主要城市发展注入改革新动能。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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