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占忱
美国此次大选结果，并没有改变中美竞争大势。今年8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发布《与中国竞争：一个战略框架》报告， 系统分析中美竞争的复杂性，提出未来中美竞争美方可能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报告为我们把握美未来的战略和策略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关于未来中美两国竞争的五阶段框架
ITIF是美国权威科技智库，罗伯特·阿特金森曾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任职，特朗普政府时期多次参加国会听证会，在美国政界较有影响力。报告从市场、供应链、商业竞争、地缘政治四方面分析中美经济竞争关系，认为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和日本，因为中美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在很多领域是美国主要供给方、最大市场、最强商业竞争者、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使双方竞争关系复杂度大为增加，这压缩了美方对华政策的回旋空间。
中国是全球最大汽车、智能手机等产品市场，对于很多美国大型跨国公司来说是其最大的非美国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供应国，对相当多的美国公司而言，短期看缺少中国上游供应很难运转。中国是信息技术、电信设备等领域主要商业竞争对手。报告列举了美国制药和生命科学、批发和零售、能源交通、计算机软硬件和互联网服务等14个部门，其中有10个部门以中国为主要市场，有5个部门以中国为主要供给方，有4个部门中国是主要竞争者。星巴克、麦当劳、沃尔玛在华有门店分别为4100 家、2300家和430家，苹果、英特尔、耐克三家公司在华收入超过400亿美元、200亿美元、60亿美元，通用汽车在中国每年生产300 万辆汽车，中国是NBA最大的国际市场，波音公司20%以上商业收入来自中国。
根据中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 ITIF提出在中美竞争中，美国可能类似于早年英美权力转移中的英国， 将会走过“否认（Denial）→愤怒（Anger）→抑郁（Depression）→ 交涉（讨价还价）（Bargaining） →接受（Acceptance）”五阶段。“否认”阶段，即不愿意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在美国内表现为对2001年接受中国加入WTO的懊悔和批评，不顾事实指责中国通过欺骗、窃取知识产权、滥用人权实现发展。“愤怒”阶段表现为深度挫折感和焦虑，这一阶段中美关系会急剧下降，甚至有局部失控风险。当前美国对中国正处于由“否认” 向“愤怒”转变阶段。第三阶段是“沮丧”。即随着中美竞争情势进一步发展，美方发现大势已无可改变，这对其来说是个残酷的现实。第四阶段是“交涉”。如果第三阶段出现，第四阶段是自然的进程。届时美方准备好与中方进行讨价还价。如让渡势力范围、接受自己老二的地位、同其他国家结成“志同道合者”同盟，以及像过去几十年欧洲国家对美国一样，与中国商谈争取更为有利的新的贸易条件等。第五阶段是“接纳”，就像今天的英国一样，美方会逐渐接受自己不再“超越于世界之上，而是身处世界之中”的位置。
美智库报告从另一侧面给我们的策略提示
“五阶段”框架系美国的自我“唱衰论”，这是美国一些人不愿意也不会轻易接受的。报告强调当年美国对日本打压，美方成功中止于第二阶段。中国不同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很可能要走过全部五个阶段。当前美方应全力避免进入第三个阶段。
与以上判断有关，美国现深度调整其国际战略，极力否定现有国际秩序，对自身相对实力和身份地位极为敏感，力图通过提升经济竞争力，降低国际领导责任和成本，重回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发起由所谓“信赖伙伴”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试图构建由其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力图邀请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参加七国集团（G 7）峰会，形成对华包围遏制的“统一战线”。对我国不惜采取极端利己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抵制亚投行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策动日印澳搞“印太战略”，甚至唆动加拿大等退出亚投行。对美方的“五阶段”框架，我们的策略应是“坚定自信，做好自己的事→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不过度刺激→善意劝告→讨价还价→顺其接纳”。在当前“否认”到“愤怒”阶段，坚持定力，做好工作十分重要。
（一）坚定“不脱钩”战略， 不断做强双方经济联系。
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缠斗” 之中，双方利益存在复杂勾连， 这是我方独特的博弈优势所在。随着中国更加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全球吸引力持续扩大，美方推动中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其代价也使其日益无法消受。我们要利用好美国与我国深度依赖关系，坚持“不脱钩” 策略不动摇，继续做实双方经济关联纽带，不断增加与美国“缠斗”的底气。
（二）对当前阶段中美关系的艰难和复杂性要有足够心理准备。
目前美方心态上正从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美方会有很多缺乏理性甚至是过激行为，对此我们应头脑清楚心中有数。国内既要反对“不敌论”，又要防止“速胜论”，要展示我国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决心，尽可能使美方行为保持在理性轨道上，抑制美方可能的过激行为。要注意减少对抗烈度，增强战略定力和耐心。
（三）对美国工作要更加细致、精到。
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强硬政策上取得了共识，现在一些相对客观的声音为“政治正确”所湮灭，相信美国社会仍有理性政治力量。在与中国“ 脱钩”问题上，产业界、科技界、金融界和军方等仍存相当差别。报告讲美对华正处于所谓长远战略利益和现实商业利益的艰难权衡中，事实上二者不可分，可以想见失去商业利益会极大损害其竞争力，最终伤害的还是其战略利益。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美国国内政治，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出实效。
（四）国际上强化“突围”意识。
近年美国在国际上挑动“恐中情绪”，极力对我国进行围堵。但要看到，今天国际上利益日趋分散化、多源化，一国只与某大国维持完全排他性关系并不现实。重新搞意识形态划线、策动地缘政治工具都难如愿。对此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大方向，拉紧合作纽带，通过务实合作不断扩大“朋友圈”。不断做大我方全球“统一战线”。要看到一些国家的两面性， 及时慑止个别国家别走得太远，有针对性逐一打破美方遏制和围困。新时期要发挥“一带一路”在国际国内两大循环中的“战略链接器”“双向助力器”作用，推进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合作，推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更深层面理解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判断和总体谋划
ITIF报告把中美竞争立足点放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上，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报告认为本世纪20年代将是中美“大博弈”至关重要的10年，提出美方应着力推进“西方的振兴” （Revitalization）。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勾画了我国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未来10到15年对我国来说更为至关重要。
中美两国竞争最终结果取决于各自“办好自己的事情”的能力， 更根本的取决于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当前美西方传统自由资本主义问题凸显，经济不平等、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在经合组织31个成员国中，美国在社会公正方面排在27位，民调显示目前美国只有17%的民众信任政府。处理好国内事务是其外交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不扶植本土制造业，不加强基础设施，不解决就业问题，不培养国家创新能力，不改革移民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不会成功”。但要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殊为不易。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中美间力量对比变化。2019年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129家）， 首次超过美国企业（121家）。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占美国70%。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治理变革仍将处于胶着状态，目前看只有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1.2倍甚至1.5倍以后，才有可能产生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结构性力量。
中美竞争短期看美强我弱， 长期看我优美难。我国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和独特的制度优势，只要我们立足新时代，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构建好新发展格局，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坚毅前行，必将进一步加快“东升西降”进程，顺利度过这一时期，从总体上改变中美竞争态势，最终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成制度胜势。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