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做好抗疫中的心理疏导和情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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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强调抑制传染病工作不仅要处理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要正视由于抑制疫情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全面做好疫中疫后各项工作。

疫情既是公共卫生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抑制疫情产生的社会问题非常多、非常复杂,除最为关键的民生保障问题外,还有不同社会成员的心态和心理问题。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谈谈社会隔离问题及其应对之道。

(一)社会隔离是社会治理的百年话题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1918年的世界大流感发生不久,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首领R·E·帕克(Robert Park)和E·W·伯吉斯(E·W·Burgess)提出了社会距离理论。他们发现,“地域上的距离和情感上的距离是互为加强的。”就是说,区域距离影响人们之间的情感,区域距离疏远会淡化个人、群体、社会之间的情感,造成社会差距、社会隔阂和社会失序,甚至带来文化失调。

从20世纪2 0 年代开始, 国际上用社会距离理论来处理群体和种族, 以及种族冲突, 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具体说,R·E·帕克和E·W·伯吉斯在芝加哥等城市开展实地研究, 一方面, 他们深入研究社会距离对社会隔离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把社会距离理论应用到城市规划中,试图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合理布局缩短社会距离,促进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 强化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加强规范距离, 促进社会互动, 避免城市空间布局带来的邻里、族群、种族之间社会隔离。社会隔离是个百年话题。

(二)社会隔离是阻断传染病的基本方法

从公共卫生理论看,对流行病,在没有制造出疫苗之前,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公共卫生保护措施就是社会隔离,即通过对个体、群体进行物理空间上的彼此疏远,断开病毒潜在的各种传播链,减缓病毒传播速度,窒息其传播,实现对传染病的防控目标。社会隔离在1918 年的世界大流感被使用过,2003 年的抗击SARS中也使用过。从1 月23日开始的武汉封城,到最近世界各国采取的各种社会隔离措施基本上就是通过隔离断开病毒传播链。从我国抗击疫情的实践看,社会隔离确实是行之有效阻断病毒传播的方式。

从社会学看,社会隔离会造成社会距离,带来情感、规范和互动上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一是社会隔离首先阻断了人们的生产关系。虽然部分人群可以居家办公,但有相当一部分人,比如服务行业——餐饮、电影等是需要在工作场所中进行的。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大批劳动力远离制造产业场地,或者居家隔离, 或者区域性隔离,是不能实现生产目标的。二是社会隔离阻断了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亲朋好友之间的日常往来。行政单元、社区组织设置关卡、严格登记等措施把居住人群限定在特定区域。有过疫区旅行经历的人,本人或家人在一定时间内隔离在特定空间,进行观察。子女不能探望父母,甚至夫妻不能团聚,亲朋好友也不能聚会。各种大型集会、聚会、体育赛事被取消。三是正常社会距离扩大。一些地区餐饮业规定,控制餐厅就餐人数,不接待群体性聚餐,在餐厅吃饭必须拉开桌椅间距,确保餐位间隔在1米以上, 就餐人员就餐时不得面对面等。除就餐外,旅行、排队、会议等活动中都要保持安全距离。疫情期间, 各大航空公司、高铁采取了间隔就坐。为了减少交叉感染,各地区和各类企业纷纷派车或专列接回自己的员工复工。这一系列社会隔离举措确保了携带传染病原体的人没有机会把疾病传染给他人。

(三)重视社会隔离带来的社会问题

凡事都需要两面看,人就本质来说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来开展社会生活和实现生活目标的, 社会隔离扩大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打破了正常的社会联系,造成社会关系隔离。如果这种社会隔离是短期的,疫情过后人们会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常态,影响则不会太大;但若是长期持续的,必将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组织建构,带来一系列社会心理和心态问题。事实上,长达两个多月的社会隔离,已出现不少社会和心理问题,这也是我们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的初衷了。

通过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等手段解决社会隔离问题

当前,抗击疫情进入关键阶段,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充分动员全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形式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来缩短社会距离,重构社会规范和社会组织构架,加强社会互动,努力建设奋发向上、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形成疫后大发展、大繁荣、大团结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隔离的各种形式

具体说来,社会隔离会造成情感、规范、互动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情感距离说,它是社会隔离的基本形式。没有情感支持,人们会形成“关机”状态的感觉,如产生心理麻木、负面情绪和极端思想。当然,情感距离会因每个人的工作性质、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因素而不同。抗击疫情过程中,小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距离拉近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邻里、朋友、同事的情感距离拉大了。二是规范距离是指人们由于利益、文化等因素差异造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尺度、语言表述的不同在疫情中形成的行为、价值和言语上的不一致。在国内,这种规范距离首先表现为同心协力的规范距离,这就是举国上下,同心同德, 团结一致,自觉自律,自我隔离, 面对疫情,战胜疫情,形成了和谐一致的社会规范距离。再到后来, 出现了地区之间、国家之间规范距离拉大,加上一些自媒体对不同省区、不同国家的评论,褒贬不一、评头论足,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里产生“我们”与“他们”的社会规范距离。规范距离造成了情感距离:冷漠与热情、敌对与友好、亲密与隔离,等等。个别自媒体面对国内其他地区和国际上的严峻疫情形势,编造谣言、断章取义、肆意调侃、夸大其辞、幸灾乐祸,超出社会交往的基本价值底线,拉大了区域、国家之间的社会规范距离。三是互动距离,指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间互动的频率和强度。它用来衡量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强度,密切程度。不同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活动越多,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反之,社会互动程度越低。在抑制疫情过程中,上述三种距离都存在,相互重叠。

(二)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者的积极作用

疫情期间,一些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组织通过网络向特定群体或面向大众进行心理疏导,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要面对由于社会隔离造成的情感、规范和互动等领域的问题,要更加积极地动员专业社会工作者,组织广大志愿者通过个案、团体、社区和社会行政等方法,开发网络项目,采取面对面方式,解决和预防疫中疫后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调适家庭、邻里、群体等各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功能向常态化转变。一是要面向患者、患者家属、医疗卫生工作者和全体社会成员,帮助他们解决好个人或家庭出现的不适现象,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提升生活品质。要特别关心社区中的困难群体,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促进社区福利事业。二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社区组织和广大社区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总结经验,从各个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格局, 更大限度调动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动性,调动社区内各方面的力量, 进一步发展社区组织,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争取更多的社区外资源, 推动社区更加健康发展,社区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三是发挥志愿者的重要作用。我国有注册志愿者一亿多人,是巨大的社会资源,要在专业社会工作者指导下,把志愿者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积极开发面向不同群体、群众喜闻乐见的志愿服务项目,提供个人化、人性化的志愿服务,有效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减少社会疏远感,减轻心理压力,舒缓紧张情绪。四是动员志愿者参与帮助有特殊困难的患者及其家属,和其他社会成员,为建设团结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尽职尽责。疫情后的心理援助要聚焦病人及其家属——这是最为关键的人群,要关心参与医疗服务的各类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关注其他参与抗击疫情人员。五是要关注长期社会隔离的居家人员。把强迫、抑郁、焦虑和失眠等问题的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纳入服务体系中。六是高校要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做好大学生工作。大学生长期居家,远离集体, 开学后注意力难以集中可能成为普遍现象,要进行个体心理辅导,弥补因物理空间拉大带来的社会规范空间、情感空间和社会互动的缺失。另外,由于复杂的疫情形势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交织在一起,大学生就业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未雨绸缪。

(三)通过数字技术开发创新缩短社会隔离的方式方法

探索网络环境下解决社会规范距离、情感距离和社会互动的新形式、新方法。把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社会隔离问题纳入社会服务创新议程。一是探索通过视频链接、微信、微博等方式与亲朋好友交流、聚餐、聚会等形式,增加虚拟环境下的互动频次,拉近社会情感距离。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和信息内容处理加工,使网络上的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知识化,缩小网络全球化环境下的社会规范和情感距离,不断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技术环境。三是通过网络开发和提供相关的文化产品、社会工作产品,缩短社会情感距离。在文创方面,开发新终端、新传播方式、新格式, 5G、4k甚至8k。在新带宽和设备的升级基础上,使VR、AR体验更好,从更多方面改善人们的心态, 力争产生更多的正能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督学组督学、社会生态文明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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