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一般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通常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公共产品既可以完全由政府或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也可以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尤其是具有更强商业属性的准公共产品。对于一国内部来说，公共产品提供主要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跨越国界的全球公共产品则要复杂得多，比如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地区和世界安全稳定，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等， 往往都涉及诸多利益关系。
一直以来，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主要是基于二战后确立的一整套国际治理规则和机构，除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外，通常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强大的世界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其中，美国作为主要的超级大国，在维持全球重要地区政治均衡、维护国际制度与规则、保持开放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加速带来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迅速上升，以及传统大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全球公共产品早已出现严重的供需缺口。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近年来，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具有典型保护主义、孤立主义色彩的行为，以及威胁将会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了严重影响。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冲击了世界经济，同时也损害了少数大国的综合实力、公信力和全球影响力。疫情期间，口罩、呼吸机等医疗防护用品严重短缺甚至被称为“硬通货”，一国内部不同州之间、一些国家之间为此发生了多起“争抢”事件。更加重要的是，出于对供应链安全的考量，疫情后一些国家很可能会更加强调大政府、经济主权和民族主义，放弃原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坚持的成本和效率原则，追求自主、可控，从而导致供应链断链成为新常态。产业布局分工上的封闭保守和“内倾”自然会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上“各人自扫门前雪”，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会出现空前短缺的局面。为此，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称，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是在不团结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选择一条全球团结的道路？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从未来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仍然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少数超级大国的主导供给；二是全球主义的集体行动；三是地区主义的合作一致。对于第一种方式，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无论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来说， 其意愿和能力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对于第二种方式，由于长期以来“全球政府”并不存在，缺乏监管而导致全球公共产品被过度使用、引发“公地悲剧”等问题，而且多数较小的国家已经习惯了“搭便车”，集体一致行动需要支付较高的“摩擦成本”。对于第三种方式，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但是否一定能够形成，则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
但无论如何，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积极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多份联合国重要文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与部分国家的“缺位”不同，中国正在向全球疫情严重的国家捐赠或出口疫情防护物资，派出志愿医疗专家团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面对全人类共同的威胁，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球公共产品。即使疫情消散、雨过天晴，促进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也需要更多的宏观政策协调和必要的机制性安排。由此可见，全球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及其效率，我们需要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这一问题。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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