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重要内因，抑制土地兼并是历代统治者的通行做法，但宋朝一反常态，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其背后有何考虑？实施的结果又如何呢？
土地兼并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不仅是经济资源也是政治要素，不仅体现着社会的主要财富，也体现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宋朝之前的土地制度经过了一系列变迁，从战国的井田制到秦朝和西汉的军功受田制，再到王莽改制的王田制、曹魏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最后发展到北魏和唐朝的均田制，国家、封建地主和自耕农三者的力量不断博弈，每一次制度的修订其实都是试图使博弈由失衡重新达到均衡。
之所以会产生失衡，是因为在私有制情况下土地始终存在着被兼并的问题，即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的“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这种兼并在宋朝之前至少经历过三次高潮：第一次在两汉时期，汉武帝时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后来导致了赤眉、绿林农民起义，东汉时期兼并又卷土重来，导致了黄巾起义；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加剧了土地的集中，出现了大量豪族庄园，这一时期国家长期分裂，隋朝短暂统一后又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第三次是唐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发展到更为严重的程度，大批农民失地流亡，爆发了黄巢起义。
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历代统治者都把抑制土地兼并作为一项重要国策，虽然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都是从限制土地占有量入手，对土地资源实行再分配，对土地买卖进行干涉，从而壮大和稳定自耕农阶层，维护国家的统治根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在私有制情况下，土地兼并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除了制度原因还有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人口不断增长而土地资源增长有限，也助长了土地兼并的发生。
所以，各个朝代在建立之初虽然都会加大对土地兼并抑制的力度，但土地兼并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总结王朝更替的规律不难发现，在其兴衰背后其实有着一条这样的暗线：限制兼并—放松兼并—兼并公开和大规模进行—农民起义—限制兼并……
“不抑兼并”
宋朝建立后一反常态，对土地兼并不再抑制。宋太祖乾德四年（966）下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人王明清解释：“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为国守财”可以理解为“藏富于民”，言下之意，无论土地归谁，财富最终都属于朝廷，所以没必要抑制兼并。考察宋朝的土地制度，“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是突出的特点，既没有像唐朝初年通过均田、限田对土地资源实施一次“再分配”，也没有对土地买卖给予限制或打击，反而从立法的角度对土地交易进行保护，对于历来都很敏感的土地兼并问题，宋朝的统治者其实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宋朝统治者看到兼并之势已无法阻挡，与其陷入周而复始的死循环不如“另辟蹊径”，干脆不管不问，任其发展。还有人认为，宋朝的建立模式较为特殊，与两汉和隋唐不同，它是唯一没有通过大规模农民战争而实现改朝换代的，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延续了后周的统治体系，抑制兼并的内在压力不足。
这些因素或许都有，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考察宋朝放任土地兼并的背景还应追溯到唐朝的中后期。唐朝立国后实行“均田制”，这是一项抑制兼并的重要政策，核心是平均占田和按人丁纳税，这项制度创造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随着制度效力的逐渐消散和灾荒、战乱的发生，唐朝中期以后大量人口失地逃亡，原有的税收模式难以为继，朝廷不得不实行“摊逃法”，让未出逃的人去承担出逃人的税赋，激起更大的矛盾，“均田制”于是瓦解，“两税法”应运而生。
“两税法”的特点是“舍人税地”，也就是依据土地资源而不是人口去征税，这是一项重大政策调整，宋朝基本继承了这种财税思想，把征税的重点放在土地上，是否均田、限田对朝廷税收的影响不大。
而从发挥生产要素效率的角度看，放松对土地交易的限制反而可以释放出一定活力，可以促进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农业发展，这种“解放生产力”的做法也确实收到了实效。与前代相比，宋朝的经济空前繁荣、商业高度发达，朝廷的财政收入和人口数量都达到了新的峰值。
贫富分化
但是土地兼具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内涵，放任土地兼并等于将具有政治要素的土地逐渐变为单纯的经济资源，虽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宋朝把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是有土地的农民，他们要向国家缴纳土地税；客户是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佃种别人的土地获得收入，虽然不需要向国家缴纳土地税，但要承担高额的地租。根据拥有土地的多少主户又分五等，第一、二等是“有田三五顷者”的上户，属富裕的地主阶层；第三等为中户，占田不多但可以自足，属自耕农；第四、五等为下户，除自己有限的土地外有时还要佃种别人的土地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属半自耕农。
据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到嘉祐六年（1061）有关统计数字的平均计算，在此期间全国平均总户数为1051.5万户，其中主户平均为656.27万户，客户平均为395.2万户，即大约有37.6%的农户失去了土地。另据吕祖谦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所作《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状奏》，在严州的主户中，第一至四等户有10718户，不到总户数的9%；第五等户合计111669户，超过总户数的91%。根据学者的统计，宋朝的土地集中度极高，主户中的前三等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低于10%，占有的土地资源却超过三分之二，有30%～40%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
放任土地兼并造成土地频繁换手，《宋史》称“豪强兼并之患，至今而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不可为之势”。诗人朱继芳在《朱门》中写道“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辛弃疾在《最高楼》中写道“千年田换八百主”，罗椅在《田蛙歌》中进一步说“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失地农民的生活陷入困苦，苏洵称其“日剥月割”而“流亡无告”，他认为“其患始于废井田、开阡陌，一坏而不可复收”。面对严峻的现实，苏洵甚至提出过极端的想法：“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除了贫富分化，大土地所有者偷逃税收的问题也无法解决。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强调“白搭车”会阻碍制度变革，所谓“白搭车”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诺思认为，在产权交易中个人收益如果超过个人成本，人们就会设法“白搭车”，对于宋朝的大土地占有者来说，如果可以通过隐瞒田产、在户籍资料上造假等手段偷税逃税，也一定会这么做，徐松在《宋会要辑稿》中就揭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富民买田而不受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谓之产去税存。”
看来“藏富于民”并不意味着“为国守财”，宋人吕陶曾说“天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逐者十无二三”，就连宋朝的皇帝对此也心知肚明，宋真宗时侍御史张廓奏报“天下旷土甚多，请遣使括责”，宋真宗承认这个现实，却无奈地说：“此事未可遽行，今天下豪富之家田多租少，贫弱之家地薄赋重，须渐次改定。”
严重的贫富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两宋时期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几乎所有起义军都把消灭贫富差距作为自己的口号，宋初成都茶贩王小波、李顺“疾贫富不均”而起义，北宋末年山东胥吏宋江举义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江浙的佣工方腊起义时强调平等和“无分高下”，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的农民钟相、杨幺起义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些主张无疑都针对的是严重贫富不均的现实。
国力不振
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最后都不是直接由农民起义推翻的，这并不是“土地兼并周期律”的失灵，更不是宋朝放任土地兼并的成效。宋朝如果不是被少数民族政权提前灭亡了，一定也会倒在农民大起义的滚滚洪流中。
宋朝长期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立，辽国的人口大概在300万左右，西夏的人口最多时才240万，金朝的女真人口约400万左右，而宋朝人口平均在5000万以上，最高时达到8000万，论经济实力、财政收入等双方也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但宋朝屡战屡败，只能靠一个个屈辱的和约“花钱买太平”。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质疑，这支常年保持在80万～120万人的正规军，论规模超过以往各代，论装备十分精良，理应把周边的任何对手都不放在眼里，却总打败仗，原因何在呢？
也许要从兵制上找根源，宋朝之前各代通常实行的是役兵制，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这种制度，当兵是一种义务，男丁到一定年龄就要服兵役，期间除生活所需及军功奖赏外基本没有额外报酬。到了宋朝，在兵制上也一改前代的做法实行了募兵制，当兵不再是义务，国家花钱募兵、养兵，由此产生了相当惊人的费用。据宋神宗时陈襄的奏疏，当时仅禁军就有70万之多，每年“三千五百万缗之费”，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不是全部军费。都说宋朝很富有，但大部分钱其实都花在了军费上。
表面上看，宋朝的统治者实在是“钱多、人傻”，但其实是迫于无奈，之所以实行募兵制，是因为此时经济和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唐朝的府兵制不是孤立的制度，它与均田制、租庸调制是一体的，国家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干预而实现了对人的控制，为役兵制创造了条件。宋朝放任土地兼并，等于放弃了国家在土地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客观上放松了对人的控制。苏辙在《栾城集》中分析得很透彻：“三代之民，受田于官，官之所以养之者厚，故出身为兵而不怨。今民自买田以耕而后得食，官之所以养之者薄，而欲责其为兵，其势不可得矣。”
说到底，自耕农是役兵制最重要的基石，放任土地兼并使自耕农阶层不断萎缩，对于失地的农民，再让他们去服兵役既不现实也在道义上说不通。吕大钧在《宋文鉴》中说“客虽多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实行募兵制并不是钱多得没处花了，而是一种无奈。
募兵制不仅造成贪图享乐、怯懦怕战的风气，也让很多人想尽办法去钻制度的漏洞，宋军中弄虚作假、骗取军饷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册人数虽多，老弱充数者占了一半，宋人尹沫指出“计今四方厢、禁诸军，殆至百万，其不可用者且半”，不少将士“或老卧京师，或饱食塞下，或逸处郡邑，或散居邮亭，未尝荷一戈也”。
最庞大的规模和最慷慨的投入到头来只落了个“冗兵”“冗费”的恶名，宋朝军制上的失败其实是土地政策失败的延续。宋朝的统治者自以为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良策，殊不知由此产生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好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结果也只是由一个恶性循环跳到了另一个恶性循环中。